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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透视
根据最新数据，并考虑新近出现的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较大影响的结构性变化，在2013年报告的基础上，我们对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增长展望做出了调整和更新。其中，2014年经济增长由8.1%下调到7.5%，2015年由7.8%下调到7.3%，未来十年平均增速由7.1%下调到6.5%。与此同时，消费率将继续快速上升，将由目前的50%左右上升至2023年的60%以上；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由目前的46%左右上升至2023年的57%左右。
2014年是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启动年，国际环境有望略有改善，世界经济总体呈趋稳态势，新兴经济体相对减速格局仍将维持，国内需求增长面临下行压力。预计中国经济增长7.5%左右，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3.2%左右。中国经济仍处在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过渡的阶段，维持7%～7.5%的GDP增速，既有利于为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相对宽松的宏观环境，也有利于逐步增强微观主体对中速增长的适应能力。
流动性风险、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压力与产能严重过剩问题，成为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四大突出风险。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传递、相互助推，极容易引发系统性经济危机。新一轮改革的重启，其实已经开启了“改革与危机的赛跑”。如何在推动有效改革与防范风险、避免爆发危机之间寻求平衡，成为决定这场赛跑结局的关键。
新变化与未来十年增长展望
对长期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有较大影响的新变化
无论是从国际比较角度，还是从当前自身经济基本面正在发生的变化来看，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段非常重要的结构转型期。这表面上是经济增长速度的转换，实质上是经济增长动力的调整与转变。一些近期正在发生或即将出现的现象，可能对中国经济未来中长期增长和结构转型产生较大影响。
资本的边际回报出现下降趋势，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
一直以来中国经济高投资率和资本高回报率并存的现象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清华大学的白重恩、钱颖一和芝加哥大学的谢长泰（2007）用非常简单的方法估算中国总的投资回报率，他们的研究发现上世纪80年代到2005年，投资回报率基本上在15%以上；其中1994年以后虽然出现了阶段式下滑，但是之后仍然保持相对稳定。然而本文利用白重恩等人类似的方法具体的方法参见白重恩等（2007）。测算最近一些年份的资本回报率发现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采用了更低的折旧率，本文测算的资本回报率整体要比白重恩等（2007）的测算结果低3～5个百分点。2008年以后出现了重大变化，资本回报率较大幅度地下滑，由以前的17%左右下滑至13%左右，而且存在继续下滑的趋势。
通常不考虑经济开放性，如果没有持续的技术进步，高的投资率一定会导致投资回报率的快速下降。对中国这样持续的高投资和高资本回报，宋铮等人（2011）从新古典模型要素配置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认为资本和劳动由国有企业流向私营企业的再配置是中国长期保持高资本回报率的重要原因，一旦转型结束，资本的增长就会引起投资回报率下降。当然综合来看除了这种资源的再配置外，持续的技术进步同样也是保持高资本回报率的重要原因很多研究表明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增长率达3%左右。近些年投资回报率的下滑则说明资源再配置的边际空间在下降，或者是技术进步的速度在下滑。这意味着投资增长难以继续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了。从长期来看，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技术进步，是未来提升中国要素生产率和改善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
劳动力成本持续不断上升，传统低成本竞争优势日渐式微
反映了过去十多年实际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上涨速度，可以看出除了个别年份劳动生产率上涨速度超过工资上涨速度，绝大部分年份工资上涨得更快。还给出了2013年各地区最低工资增长率与前7年平均增速的比较，可见大多数省份最低工资增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这些都说明劳动力成本正在加速提升。我国的相对竞争力在不断下降。根据2013年发布的统计数据，2012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这预示着中国劳动力供给不断增长的局面已经开始出现转折性变化。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这一趋势将会延续下去。从长期角度来看这种劳动力成本的较快上升趋势将改变传统的比较优势，对中国未来经济结构变化产生较大影响。
提高非贸易部门效率对整个经济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过程就是一个结构变化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与其他成功的亚洲经济体一样，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极大地推动了工业化进程，促使了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快速转化，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相对于非贸易部门来说，贸易部门的快速增长才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撑。从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表现来看，也正是因为外部需求的下降导致了贸易部门增长速度的迅速下降，进而导致整体经济增长速度较大幅度的下滑。然而随着工业化进程趋于完成，加之国际经济的持续低迷，近年来非贸易部门这里简单将工业部门作为贸易部门，将服务业部门作为非贸易部门。的比重越来越高。金融危机之后，服务业的比重已经开始超过工业的比重，2013年服务业的比重已经超过第二产业。简单地看，这意味着非贸易部门已经接近或者超过贸易部门。因此非贸易部门将越来越成为提升整体经济效率的决定性部门。
乔根森（Jorgensen，2007）研究发现1990年日本与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的一半以上来自非贸易部门。与日本一样，中国与发达国家生产率的差距更多地表现在非贸易部门。给出了不同国家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TFP增长率的比较。可以看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两类部门之间的差距更大，换句话说，中国非贸易部门的生产率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长期来看，非贸易部门效率的提升速度将越来越影响中国经济整体效率的增长。能否加快服务业部门的改革，促进服务业效率的改进，直接影响着未来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和增长质量的改善。
老龄化对中国经济未来需求和供给结构将产生较大影响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中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国家。截至2012年底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2020年将达到2.43亿，2025年将突破3亿。意味着未来十年左右我国将新增1亿左右的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人口老龄化形势将日趋严峻，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凸显。为此，2013年9月9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35号，以下简称《意见》）。
从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产生影响：第一，对劳动力供给和储蓄产生不利影响，通常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劳动力供给下降，也会导致整体储蓄率的下滑。第二，对消费结构产生较大影响，与医疗保健不同的是，对于食品、衣着的支出，老年人要低得多。第三，对劳动力市场将产生结构性冲击，相对于其他服务业而言，养老服务业的专业程度要求较高，因而对专业技术水平较高的劳动力需求将增加。以上这些变化无疑将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结构转型。
研究框架的简单回顾
在我们2013年的研究中，系统地介绍模型的细节和具体的参数设定，给出了2013～2022年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的主要指标（刘世锦等，2013，第一章）。今年本部分将只简单介绍我们使用的长期模型框架，并结合一年来或者近年出现的可能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较大影响的变化，在2013年展望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和修正，对2014～2023年的主要经济指标给出新的展望。
本研究的长期经济展望采用的是用于模拟结构变化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与其他模型不同的是，这里除了考虑供给侧因素外，还着重考虑需求侧因素，并将这两方面的因素综合在一个完整的框架之中。供给方面的因素主要包括各种生产投入要素以及生产技术的变化，具体来讲即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需求方面的因素既包括国内的需求，也包括国际的需求，具体来讲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模型将投资的增长与需求侧的变化建立起直接的联系，综合地反映两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模型选取城镇居民新建住宅的增速、城市居民人口增速、出口增速、汽车保有量增速以及人均GDP五个指标分别作为影响投资需求的主要因素，同时利用后发追赶国家（日本、韩国和中国）的面板数据将这些指标与相应投资的增速进行回归，寻找投资变化的定量规律。然后通过需求侧的设定来分析未来投资的变化。
具体来讲该模型是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以前开发的递推动态中国CGE模型（DRCCGE）的基础上修改更新而成的关于模型本身更多的描述参见有关文献：李善同、翟凡（1997），“中国经济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翟凡（1997），“结构变化与污染排放——前景与政策影响分析”。模型包括34个生产部门，城镇、农村两组居民家庭，以及四类生产要素：资本、农业劳动力、生产性工人和专业人员。34个生产部门中包含1个农业部门、24个工业部门和9个服务业部门。模型的基年为2010年，数据主要来源基于2010年投入产出表编制的2010年中国社会核算矩阵。
2014～2023年的经济展望
在2013年展望的基础，结合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相关专题展望的研究结果，对2014～2023年的经济进行了展望。
对模型及相关参数的调整
基础数据的调整。2013年中期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0年的投入产出表。之前的经济展望采用的是依据2007年投入产出表编制的社会核算矩阵。许多研究表明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的内部结构出现了较大变化，如中间投入率等。因此今年利用最新的投入产出表编制了2010年社会核算矩阵，对模型的基础数据进行了更新，并据此对模型进行了重新标定。
对2013年数据的比较和调整。根据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13》对2013年经济展望中的数据进行比较，并根据最新数据对模型进行调整，使2012年模拟结果与统计数据吻合。
对未来展望相关参数进行了调整。这里的调整涉及人口和就业数据以及投资增速、TFP增长率等。其中主要是根据本书后面有关部分对住宅、汽车以及出口等的预测，同时结合短期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对未来十年投资增速进行重新调整。给出了住房和汽车方面今年与上一年预测的比较，整体来看调整不是太大，但是从具体年份来看，还是存在微调。
另外根据对出口竞争力以及国际环境的判断和分析，本研究调整了对未来出口增长的预期。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近年来随着工资持续以高于劳动生产率的速度上涨，加之汇率的持续升值，中国出口的国际竞争力正在不断下降。另外从全球产业转移的状况来看，订单转移和投资转移的快速上升，也印证了中国出口竞争力的下降和国内产业结构转型的趋势。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已经达到901.7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FDI）只有1175.86亿美元，两者差额正在不断缩小，而7年前ODI只有FDI的1/3左右。基于这些分析，本研究将未来十年出口的实际增速由去年预期的8%～10%下调至今年预期的6%～8%。
综合各种影响投资需求的因素，模型下调了未来十年实际投资的增速，与去年相比实际增速下调了1个百分点左右。另外根据对短期经济运行周期的分析，模型将今后几年的TFP增速下调0.1个百分点左右。
2014～2023年的主要经济指标
基于前面数据和参数的调整，利用模型对未来十年进行模拟，同时结合未来汇率和物价的分析设定，得到了未来十年主要经济指标的展望结果。
未来十年经济增长速度将有所回落。2014～2023年十年平均增速预期为6.5%左右。这一增速较2013年下调了0.5个百分点左右。增速下调主要源自我们对出口和投资增速预期的调整。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将可能更早下滑至7%以下。
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均GDP将不断提升。到2023年人均GDP将由目前的4万元左右上升至11万元左右，由目前的6000美元左右上升至2万美元左右这里的人民币和美元都指的是现价。由目前的接近1万国际元上升至1.7万国际元左右。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届时中国将与韩国本世纪初以及日本上世纪90年代初的发展水平相当。
结构升级将继续是未来十年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通过模型的模拟可以发现，未来经济结构调整将继续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具体来讲表现为：一是消费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未来十年消费率将继续快速上升，将由目前的50%左右上升至2023年的60%以上，相应投资率将不断下滑，到2023年将下滑至35%左右。二是服务业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未来十年服务业占比将快速提高，由目前的46%左右上升至2023年的57%左右，相应农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将有所下滑。三是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将从事服务业，到2023年从事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将接近一半。
2014年：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为改革推进创造条件
2014年是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年，国际环境有望略有改善，世界经济总体呈趋稳态势，新兴经济体相对减速格局仍将维持，国内需求增长面临下行压力。预计中国经济增长7.5%左右，CPI涨幅3.2%左右。中国经济仍处在高速增长向中。
高速增长过渡的阶段，维持7%～7.5%的GDP增速，既有利于为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相对宽松的宏观环境，也有利于逐步增强微观主体对中速增长的适应能力。
国际经济总体趋稳，我国出口维持低增长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经过近几年的调整，全球经济再平衡取得一定进展，一些新迹象和新趋势有望对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塑产生深远影响。然而，结构性改革、增长方式转型和新技术新产业发展，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仍低于预期。
当前，全球经济仍处在政府债务危机的后期，短期经济趋稳态势的可持续性，仍面临刺激政策退出的严峻考验。政策退出成为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重要影响因素。如果主要发达经济体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过于迟缓，则向新一轮泡沫或货币危机发展的风险将加大。如果政策退出过于激进，则可能引发需求不足导致的衰退。然而，决定性的因素仍是结构改革的进展，如果新产业新技术发展能产生足够推动力，同时发达经济体高福利体系的调整、政府债务的削减、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增强能迈出实质步伐，那么世界经济有望从根本意义上走出危机，重新出发。
从短期态势看，2014年世界经济总体有望趋于稳定。欧洲经济走出衰退将增强全球经济的增长动力，美国经济有望继续温和增长，日本经济将略有放缓，新兴经济体潜在增速整体放缓态势不会明显改观。预计2014年全球经济增速将略高于2013年，我国外部经济环境和外需状况有望小幅改善。但受我国出口竞争力变化和在发达国家市场份额趋稳影响，预计2014年中国全年出口增长仍将维持在8%左右的低水平上。
债务上限和利率抬升问题仍会冲击美国经济
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QE）退出虽正式启动，可以预见其退出幅度和节奏仍不会过于激进。美国债务上限调整问题，深刻反映了两党的严重分歧，由此导致政治失能问题，短期难以妥善解决，仍会成为2014年影响美国市场波动的重要因素。量化宽松政策逐步退出，会导致流动性小幅收紧，由此带来的利率进一步上升将抑制房地产复苏，也会抬高消费信贷和商业融资成本，不利于私人消费和投资的增长。但考虑市场预期已经在长期利率上有所反映，利率上升幅度将有限，而且财政收支减缩幅度较2013年收窄，美国经济调整取得实际成效，就业状况逐步改善，房地产和汽车消费继续恢复态势，2014年经济增长仍有望略高于2%。
欧盟经济逐步走出低谷，成为新的稳定力量
欧盟正逐步走出债务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默克尔优势连任，有利于欧盟和欧洲央行政策的连续性，也有利于欧元区朝“欧元巩固”的方向发展。目前除欧洲火车头德国经济回升态势明显外，作为欧盟第三大经济体的意大利也在逐渐好转，英国经济表现积极，西班牙等南欧国家出现向好迹象，2013年三季度欧盟有望实现正增长。2014年将延续这一态势，并推动全球市场信心改善，但考虑到失业率高企、私人部门负债率偏高和结构调整缓慢，欧盟经济增速超过1%的可能性仍较小。
日本经济刺激效应缩减，增速将有所回落
受非常规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性财政政策的支撑，以及汇率大幅贬值效应，2013年日本经济逐步走出通缩，预计全年GDP增长2.6%左右。但三大支柱中的结构性改革难以短期见效，加上2014年4月消费税率由5%提高到8%，对消费增长形成抑制，“安倍经济学”的短期效应缩减。即便日本政府采取相应的财政刺激，以抵消其影响，但能源、资源进口成本上升、物价和长期利率上涨、政府债务压力增加、奥运经济的短期拉动作用尚小，2014年日本经济增速可能会下降到1.5%左右，中日贸易难有明显改观。
新兴经济体相对减速格局仍将维持
美欧经济复苏，将拉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制成品出口国的经济增长，也有助于通过出口渠道促进我国经济企稳，从而带动大宗商品市场复苏，有利于资源出口国的经济增长。但由于潜在增长率相对下降的态势短期不会逆转，2014年发达经济体逐步回升、发展中国家相对减速的增长格局将维持不变。特别是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影响、资本流动的冲击，以及通胀压力等，仍是新兴市场稳定发展的潜在风险因素。
内需面临一定下行压力，但总体就业压力不突出，201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左右。
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中，制造业占34%，房地产占25%，基础设施占21%，其他服务业占14%，农业和采矿业合计占6%左右。从目前的态势看，2014年投资变动主要取决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二者都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房地产区域格局日益分化，三四线城市供给已相对过剩；土地购置面积已经连续22个月负增长，房屋新开工面积增速较低；部分城市库存较高，资金趋紧；保障房投资规模明显减缓，预计2014年房地产投资增速有可能下降至16%左右。因融资平台负债率较高、税收收入下滑、土地收入增幅下降，地方政府投资能力不足；随着简政放权、放宽准入，民间资本参与的积极性提高，但短期替代作用有限。预计2014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将有所放缓。
受终端需求不振、产能过剩及利润偏低等因素影响，制造业投资增长总体趋稳，但结构上将继续分化。钢铁、化工、建材等重化工业峰值临近，投资增速将持续下降；医药、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等成长性产业，投资将实现高增长。服务业中，文化体育、商务服务、节能环保、批发零售等产业投资有望继续高增长。相对于传统制造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成长性行业支撑作用尚不足。在基准情景下，预计201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略有下降。
消费增长保持基本稳定
2013年以来，居民收入增幅下降、企业效益不佳、结构性就业困难等是消费增长放缓的直接原因。同时，随着“三公”消费泡沫被挤出，高端餐饮娱乐场积极面向市场转型，大众网络消费蓬勃兴起，对消费增长趋稳提供了支撑。2014年商品房销售前景不容乐观，与住宅相关的装修、建材、家电、家具等消费将受抑制。电子商务、信息网络、小额贷款服务等持续完善，信息、文化、教育、健康、旅游等消费热点不断涌现，消费结构逐步改善。预计201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略有上升。
关于短期就业（下限）与物价水平（上限）
2014年GDP增长7%可保障就业问题不恶化
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新增劳动力总量压力已经明显减弱。15～60岁的劳动人口，在2012年已达到峰值。按照20～60岁的劳动人口计算，2014年全国净增劳动力也仅为183.5万，2017年后将负增长。因此，当前我国城市新增就业压力，主要不是来自城市新增人口，而主要来自农村转移人口。
过去五年，我国平均转移农村人口1680万。根据我们最近的测算，到2022年中国农村还有1.06亿人口（包括劳动力和其抚养人口）需要转移，平均每年转移人口约1100万，其中劳动力约为780万。按此测算，未来五年我国年均新增城市就业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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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新数据，并考虑新近出现的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较大影响的结构性变化，在2013年报告的基础上，我们对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增长展望做出了调整和更新。其中，2014年经济增长由8.1%下调到7.5%，2015年由7.8%下调到7.3%，未来十年平均增速由7.1%下调到6.5%。与此同时，消费率将继续快速上升，将由目前的50%左右上升至2023年的60%以上；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由目前的46%左右上升至2023年的57%左右。
2014年是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启动年，国际环境有望略有改善，世界经济总体呈趋稳态势，新兴经济体相对减速格局仍将维持，国内需求增长面临下行压力。预计中国经济增长7.5%左右，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3.2%左右。中国经济仍处在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过渡的阶段，维持7%～7.5%的GDP增速，既有利于为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相对宽松的宏观环境，也有利于逐步增强微观主体对中速增长的适应能力。
流动性风险、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压力与产能严重过剩问题，成为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四大突出风险。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传递、相互助推，极容易引发系统性经济危机。新一轮改革的重启，其实已经开启了“改革与危机的赛跑”。如何在推动有效改革与防范风险、避免爆发危机之间寻求平衡，成为决定这场赛跑结局的关键。
新变化与未来十年增长展望
对长期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有较大影响的新变化
无论是从国际比较角度，还是从当前自身经济基本面正在发生的变化来看，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段非常重要的结构转型期。这表面上是经济增长速度的转换，实质上是经济增长动力的调整与转变。一些近期正在发生或即将出现的现象，可能对中国经济未来中长期增长和结构转型产生较大影响。
资本的边际回报出现下降趋势，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
一直以来中国经济高投资率和资本高回报率并存的现象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清华大学的白重恩、钱颖一和芝加哥大学的谢长泰（2007）用非常简单的方法估算中国总的投资回报率，他们的研究发现上世纪80年代到2005年，投资回报率基本上在15%以上；其中1994年以后虽然出现了阶段式下滑，但是之后仍然保持相对稳定。然而本文利用白重恩等人类似的方法具体的方法参见白重恩等（2007）。测算最近一些年份的资本回报率发现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采用了更低的折旧率，本文测算的资本回报率整体要比白重恩等（2007）的测算结果低3～5个百分点。2008年以后出现了重大变化，资本回报率较大幅度地下滑，由以前的17%左右下滑至13%左右，而且存在继续下滑的趋势。
通常不考虑经济开放性，如果没有持续的技术进步，高的投资率一定会导致投资回报率的快速下降。对中国这样持续的高投资和高资本回报，宋铮等人（2011）从新古典模型要素配置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认为资本和劳动由国有企业流向私营企业的再配置是中国长期保持高资本回报率的重要原因，一旦转型结束，资本的增长就会引起投资回报率下降。当然综合来看除了这种资源的再配置外，持续的技术进步同样也是保持高资本回报率的重要原因很多研究表明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增长率达3%左右。近些年投资回报率的下滑则说明资源再配置的边际空间在下降，或者是技术进步的速度在下滑。这意味着投资增长难以继续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了。从长期来看，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技术进步，是未来提升中国要素生产率和改善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
劳动力成本持续不断上升，传统低成本竞争优势日渐式微
反映了过去十多年实际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上涨速度，可以看出除了个别年份劳动生产率上涨速度超过工资上涨速度，绝大部分年份工资上涨得更快。还给出了2013年各地区最低工资增长率与前7年平均增速的比较，可见大多数省份最低工资增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这些都说明劳动力成本正在加速提升。我国的相对竞争力在不断下降。根据2013年发布的统计数据，2012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这预示着中国劳动力供给不断增长的局面已经开始出现转折性变化。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这一趋势将会延续下去。从长期角度来看这种劳动力成本的较快上升趋势将改变传统的比较优势，对中国未来经济结构变化产生较大影响。
提高非贸易部门效率对整个经济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过程就是一个结构变化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与其他成功的亚洲经济体一样，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极大地推动了工业化进程，促使了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快速转化，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相对于非贸易部门来说，贸易部门的快速增长才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撑。从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表现来看，也正是因为外部需求的下降导致了贸易部门增长速度的迅速下降，进而导致整体经济增长速度较大幅度的下滑。然而随着工业化进程趋于完成，加之国际经济的持续低迷，近年来非贸易部门这里简单将工业部门作为贸易部门，将服务业部门作为非贸易部门。的比重越来越高。金融危机之后，服务业的比重已经开始超过工业的比重，2013年服务业的比重已经超过第二产业。简单地看，这意味着非贸易部门已经接近或者超过贸易部门。因此非贸易部门将越来越成为提升整体经济效率的决定性部门。
乔根森（Jorgensen，2007）研究发现1990年日本与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的一半以上来自非贸易部门。与日本一样，中国与发达国家生产率的差距更多地表现在非贸易部门。给出了不同国家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TFP增长率的比较。可以看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两类部门之间的差距更大，换句话说，中国非贸易部门的生产率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长期来看，非贸易部门效率的提升速度将越来越影响中国经济整体效率的增长。能否加快服务业部门的改革，促进服务业效率的改进，直接影响着未来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和增长质量的改善。
老龄化对中国经济未来需求和供给结构将产生较大影响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中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国家。截至2012年底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2020年将达到2.43亿，2025年将突破3亿。意味着未来十年左右我国将新增1亿左右的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人口老龄化形势将日趋严峻，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凸显。为此，2013年9月9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35号，以下简称《意见》）。
从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产生影响：第一，对劳动力供给和储蓄产生不利影响，通常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劳动力供给下降，也会导致整体储蓄率的下滑。第二，对消费结构产生较大影响，与医疗保健不同的是，对于食品、衣着的支出，老年人要低得多。第三，对劳动力市场将产生结构性冲击，相对于其他服务业而言，养老服务业的专业程度要求较高，因而对专业技术水平较高的劳动力需求将增加。以上这些变化无疑将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结构转型。
研究框架的简单回顾
在我们2013年的研究中，系统地介绍模型的细节和具体的参数设定，给出了2013～2022年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的主要指标（刘世锦等，2013，第一章）。今年本部分将只简单介绍我们使用的长期模型框架，并结合一年来或者近年出现的可能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较大影响的变化，在2013年展望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和修正，对2014～2023年的主要经济指标给出新的展望。
本研究的长期经济展望采用的是用于模拟结构变化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与其他模型不同的是，这里除了考虑供给侧因素外，还着重考虑需求侧因素，并将这两方面的因素综合在一个完整的框架之中。供给方面的因素主要包括各种生产投入要素以及生产技术的变化，具体来讲即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需求方面的因素既包括国内的需求，也包括国际的需求，具体来讲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模型将投资的增长与需求侧的变化建立起直接的联系，综合地反映两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模型选取城镇居民新建住宅的增速、城市居民人口增速、出口增速、汽车保有量增速以及人均GDP五个指标分别作为影响投资需求的主要因素，同时利用后发追赶国家（日本、韩国和中国）的面板数据将这些指标与相应投资的增速进行回归，寻找投资变化的定量规律。然后通过需求侧的设定来分析未来投资的变化。
具体来讲该模型是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以前开发的递推动态中国CGE模型（DRCCGE）的基础上修改更新而成的关于模型本身更多的描述参见有关文献：李善同、翟凡（1997），“中国经济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翟凡（1997），“结构变化与污染排放——前景与政策影响分析”。模型包括34个生产部门，城镇、农村两组居民家庭，以及四类生产要素：资本、农业劳动力、生产性工人和专业人员。34个生产部门中包含1个农业部门、24个工业部门和9个服务业部门。模型的基年为2010年，数据主要来源基于2010年投入产出表编制的2010年中国社会核算矩阵。
2014～2023年的经济展望
在2013年展望的基础，结合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相关专题展望的研究结果，对2014～2023年的经济进行了展望。
对模型及相关参数的调整
基础数据的调整。2013年中期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0年的投入产出表。之前的经济展望采用的是依据2007年投入产出表编制的社会核算矩阵。许多研究表明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的内部结构出现了较大变化，如中间投入率等。因此今年利用最新的投入产出表编制了2010年社会核算矩阵，对模型的基础数据进行了更新，并据此对模型进行了重新标定。
对2013年数据的比较和调整。根据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13》对2013年经济展望中的数据进行比较，并根据最新数据对模型进行调整，使2012年模拟结果与统计数据吻合。
对未来展望相关参数进行了调整。这里的调整涉及人口和就业数据以及投资增速、TFP增长率等。其中主要是根据本书后面有关部分对住宅、汽车以及出口等的预测，同时结合短期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对未来十年投资增速进行重新调整。给出了住房和汽车方面今年与上一年预测的比较，整体来看调整不是太大，但是从具体年份来看，还是存在微调。
另外根据对出口竞争力以及国际环境的判断和分析，本研究调整了对未来出口增长的预期。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近年来随着工资持续以高于劳动生产率的速度上涨，加之汇率的持续升值，中国出口的国际竞争力正在不断下降。另外从全球产业转移的状况来看，订单转移和投资转移的快速上升，也印证了中国出口竞争力的下降和国内产业结构转型的趋势。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已经达到901.7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FDI）只有1175.86亿美元，两者差额正在不断缩小，而7年前ODI只有FDI的1/3左右。基于这些分析，本研究将未来十年出口的实际增速由去年预期的8%～10%下调至今年预期的6%～8%。
综合各种影响投资需求的因素，模型下调了未来十年实际投资的增速，与去年相比实际增速下调了1个百分点左右。另外根据对短期经济运行周期的分析，模型将今后几年的TFP增速下调0.1个百分点左右。
2014～2023年的主要经济指标
基于前面数据和参数的调整，利用模型对未来十年进行模拟，同时结合未来汇率和物价的分析设定，得到了未来十年主要经济指标的展望结果。
未来十年经济增长速度将有所回落。2014～2023年十年平均增速预期为6.5%左右。这一增速较2013年下调了0.5个百分点左右。增速下调主要源自我们对出口和投资增速预期的调整。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将可能更早下滑至7%以下。
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均GDP将不断提升。到2023年人均GDP将由目前的4万元左右上升至11万元左右，由目前的6000美元左右上升至2万美元左右这里的人民币和美元都指的是现价。由目前的接近1万国际元上升至1.7万国际元左右。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届时中国将与韩国本世纪初以及日本上世纪90年代初的发展水平相当。
结构升级将继续是未来十年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通过模型的模拟可以发现，未来经济结构调整将继续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具体来讲表现为：一是消费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未来十年消费率将继续快速上升，将由目前的50%左右上升至2023年的60%以上，相应投资率将不断下滑，到2023年将下滑至35%左右。二是服务业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未来十年服务业占比将快速提高，由目前的46%左右上升至2023年的57%左右，相应农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将有所下滑。三是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将从事服务业，到2023年从事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将接近一半。
2014年：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为改革推进创造条件
2014年是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年，国际环境有望略有改善，世界经济总体呈趋稳态势，新兴经济体相对减速格局仍将维持，国内需求增长面临下行压力。预计中国经济增长7.5%左右，CPI涨幅3.2%左右。中国经济仍处在高速增长向中。
高速增长过渡的阶段，维持7%～7.5%的GDP增速，既有利于为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相对宽松的宏观环境，也有利于逐步增强微观主体对中速增长的适应能力。
国际经济总体趋稳，我国出口维持低增长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经过近几年的调整，全球经济再平衡取得一定进展，一些新迹象和新趋势有望对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塑产生深远影响。然而，结构性改革、增长方式转型和新技术新产业发展，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仍低于预期。
当前，全球经济仍处在政府债务危机的后期，短期经济趋稳态势的可持续性，仍面临刺激政策退出的严峻考验。政策退出成为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重要影响因素。如果主要发达经济体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过于迟缓，则向新一轮泡沫或货币危机发展的风险将加大。如果政策退出过于激进，则可能引发需求不足导致的衰退。然而，决定性的因素仍是结构改革的进展，如果新产业新技术发展能产生足够推动力，同时发达经济体高福利体系的调整、政府债务的削减、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增强能迈出实质步伐，那么世界经济有望从根本意义上走出危机，重新出发。
从短期态势看，2014年世界经济总体有望趋于稳定。欧洲经济走出衰退将增强全球经济的增长动力，美国经济有望继续温和增长，日本经济将略有放缓，新兴经济体潜在增速整体放缓态势不会明显改观。预计2014年全球经济增速将略高于2013年，我国外部经济环境和外需状况有望小幅改善。但受我国出口竞争力变化和在发达国家市场份额趋稳影响，预计2014年中国全年出口增长仍将维持在8%左右的低水平上。
债务上限和利率抬升问题仍会冲击美国经济
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QE）退出虽正式启动，可以预见其退出幅度和节奏仍不会过于激进。美国债务上限调整问题，深刻反映了两党的严重分歧，由此导致政治失能问题，短期难以妥善解决，仍会成为2014年影响美国市场波动的重要因素。量化宽松政策逐步退出，会导致流动性小幅收紧，由此带来的利率进一步上升将抑制房地产复苏，也会抬高消费信贷和商业融资成本，不利于私人消费和投资的增长。但考虑市场预期已经在长期利率上有所反映，利率上升幅度将有限，而且财政收支减缩幅度较2013年收窄，美国经济调整取得实际成效，就业状况逐步改善，房地产和汽车消费继续恢复态势，2014年经济增长仍有望略高于2%。
欧盟经济逐步走出低谷，成为新的稳定力量
欧盟正逐步走出债务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默克尔优势连任，有利于欧盟和欧洲央行政策的连续性，也有利于欧元区朝“欧元巩固”的方向发展。目前除欧洲火车头德国经济回升态势明显外，作为欧盟第三大经济体的意大利也在逐渐好转，英国经济表现积极，西班牙等南欧国家出现向好迹象，2013年三季度欧盟有望实现正增长。2014年将延续这一态势，并推动全球市场信心改善，但考虑到失业率高企、私人部门负债率偏高和结构调整缓慢，欧盟经济增速超过1%的可能性仍较小。
日本经济刺激效应缩减，增速将有所回落
受非常规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性财政政策的支撑，以及汇率大幅贬值效应，2013年日本经济逐步走出通缩，预计全年GDP增长2.6%左右。但三大支柱中的结构性改革难以短期见效，加上2014年4月消费税率由5%提高到8%，对消费增长形成抑制，“安倍经济学”的短期效应缩减。即便日本政府采取相应的财政刺激，以抵消其影响，但能源、资源进口成本上升、物价和长期利率上涨、政府债务压力增加、奥运经济的短期拉动作用尚小，2014年日本经济增速可能会下降到1.5%左右，中日贸易难有明显改观。
新兴经济体相对减速格局仍将维持
美欧经济复苏，将拉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制成品出口国的经济增长，也有助于通过出口渠道促进我国经济企稳，从而带动大宗商品市场复苏，有利于资源出口国的经济增长。但由于潜在增长率相对下降的态势短期不会逆转，2014年发达经济体逐步回升、发展中国家相对减速的增长格局将维持不变。特别是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影响、资本流动的冲击，以及通胀压力等，仍是新兴市场稳定发展的潜在风险因素。
内需面临一定下行压力，但总体就业压力不突出，201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左右。
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中，制造业占34%，房地产占25%，基础设施占21%，其他服务业占14%，农业和采矿业合计占6%左右。从目前的态势看，2014年投资变动主要取决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二者都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房地产区域格局日益分化，三四线城市供给已相对过剩；土地购置面积已经连续22个月负增长，房屋新开工面积增速较低；部分城市库存较高，资金趋紧；保障房投资规模明显减缓，预计2014年房地产投资增速有可能下降至16%左右。因融资平台负债率较高、税收收入下滑、土地收入增幅下降，地方政府投资能力不足；随着简政放权、放宽准入，民间资本参与的积极性提高，但短期替代作用有限。预计2014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将有所放缓。
受终端需求不振、产能过剩及利润偏低等因素影响，制造业投资增长总体趋稳，但结构上将继续分化。钢铁、化工、建材等重化工业峰值临近，投资增速将持续下降；医药、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等成长性产业，投资将实现高增长。服务业中，文化体育、商务服务、节能环保、批发零售等产业投资有望继续高增长。相对于传统制造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成长性行业支撑作用尚不足。在基准情景下，预计201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略有下降。
消费增长保持基本稳定
2013年以来，居民收入增幅下降、企业效益不佳、结构性就业困难等是消费增长放缓的直接原因。同时，随着“三公”消费泡沫被挤出，高端餐饮娱乐场积极面向市场转型，大众网络消费蓬勃兴起，对消费增长趋稳提供了支撑。2014年商品房销售前景不容乐观，与住宅相关的装修、建材、家电、家具等消费将受抑制。电子商务、信息网络、小额贷款服务等持续完善，信息、文化、教育、健康、旅游等消费热点不断涌现，消费结构逐步改善。预计201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略有上升。
关于短期就业（下限）与物价水平（上限）
2014年GDP增长7%可保障就业问题不恶化
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新增劳动力总量压力已经明显减弱。15～60岁的劳动人口，在2012年已达到峰值。按照20～60岁的劳动人口计算，2014年全国净增劳动力也仅为183.5万，2017年后将负增长。因此，当前我国城市新增就业压力，主要不是来自城市新增人口，而主要来自农村转移人口。
过去五年，我国平均转移农村人口1680万。根据我们最近的测算，到2022年中国农村还有1.06亿人口（包括劳动力和其抚养人口）需要转移，平均每年转移人口约1100万，其中劳动力约为780万。按此测算，未来五年我国年均新增城市就业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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