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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时代的中国就是工程师治国的。作为文科喵出身的王书辉，在很小的时候通过读《史记》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在他眼中，上古时代的列位帝王们，大部分是工程师或者科学家出身。他们在对生产力进步的贡献上，远远比他们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做出的贡献更大，更多，也更重要。
就以作为人文初祖的黄帝老祖先来说，这位老爷子首先是个军事家不假。但是，史书上记载他“播百谷、制衣冠、建舟车、创医学”。从这些记载上看，黄帝老爷子对于中华文明的最大贡献，很显然不是他统一了中国当时的各个部落。而是他作为农业科学家，大力发展了种植业的发展；作为纺织行业的专家，推动了纺织业的发展；作为工程专家，推动了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作为生理学家，推动了医疗行业的发展。
从人类文明的进步角度而言，黄帝老祖先在对生产力的进步上的贡献，明显比统一当时的中国这个贡献更大些。
实际上，上古时代的三皇五帝，基本上都是科学家或者工程师出身。
像伏羲，是个动物学家。他教会中国人家畜的养殖。
像神农，是个工程师。他发明了农业生产工具，极大的促进了上古中国人的农业生产。同时他还发明了陶器和弓箭，对于粮食的保存和人身安全的防护做出巨大的贡献。
像燧人氏，更是不得了。他发明了让人类从蒙昧进入文明的关键，完全依靠人工手段实现的取火方法，钻木取火。
不过这些都不是王书辉现在正在想的问题，他现在想的是关于中国人的纪律性问题。
说起来挺可笑，关于上古时代的中国就是工程师治国的想法，也是他的发散思维，从这个问题上引申出来的。
王书辉最早想的是关于古代农民的组织意识问题。
倒不是王书辉瞧不起农民，或者说他瞧不起古代中国人。而是他从工业化社会的角度认识明朝末年的中国农民，这种视角，加上他最近培养这些明末农民成为近代工人的实践工作，让他发现，相比较工业化社会里的产业工人，农业社会里的农民，是相当的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的。
在培训这几十个工人的过程中，王书辉经常性的陷入绝望的情绪之中。原因就是，即使他用严刑峻法，在工人的培训过程中，采用了他十分反感的棍棒教育的情况下，这些人还是经常性的忽视操作流程和生产纪律。一个多月下来，死于和重伤于工业事故的人手，已经达到两位数了。
这些古代人的那种散漫和无力，让王书辉产生了一种现代中国人，面对中国足球的那种无语和绝望。他发散性的思维，在艰苦的培训过程中，想到了一首流传自上古时代的歌谣，《击壤歌》。
传说，上古时代的帝王，发明和总结了四季运行规律的气候学家帝尧，在一次巡视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老农。帝尧的官员向帝尧介绍本地农业工作的繁荣。并且，像一切官僚阶级出身的官僚一样，他在工作汇报中，把这种本地区农业工作的繁荣，归功到作为国家最高领导者的帝尧身上。
在帝尧附近，完整的听到官员拍马屁的老农，立即进行了反驳。他用一首歌谣反击了这个官员的马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王书辉觉得，古代中国人缺乏纪律性，散漫的生活作风，在这首歌谣中得到明显的体现。
排除官僚的马屁因素，官员和老农的冲突，实际上是政府对民众的行政管理和民众对这种管理的反对的两者之间的矛盾。
“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反问，实际上是农业社会阶段，政府对国民动员能力的无能的一种表现。
政府没有组织和管理民众的能力，这就让中国人，实际上从原始社会一直到封建社会的几千里，始终处于一种粗放式的管理之中。而这种粗放式的管理，一方面给各种利益集团大肆掠夺国家利益，为自身谋利的机会。另一方面，也让大部分中国人缺乏国家和民族概念。
更重要的是，这种情况，让中国人们养成了缺乏纪律性的散漫作风。
其实早在王书辉穿越之初，他就觉得，自己军事力量的骨干，单方面依靠培养人才，是完全不够的。他需要具备纪律... -->>
上古时代的中国就是工程师治国的。作为文科喵出身的王书辉，在很小的时候通过读《史记》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在他眼中，上古时代的列位帝王们，大部分是工程师或者科学家出身。他们在对生产力进步的贡献上，远远比他们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做出的贡献更大，更多，也更重要。
就以作为人文初祖的黄帝老祖先来说，这位老爷子首先是个军事家不假。但是，史书上记载他“播百谷、制衣冠、建舟车、创医学”。从这些记载上看，黄帝老爷子对于中华文明的最大贡献，很显然不是他统一了中国当时的各个部落。而是他作为农业科学家，大力发展了种植业的发展；作为纺织行业的专家，推动了纺织业的发展；作为工程专家，推动了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作为生理学家，推动了医疗行业的发展。
从人类文明的进步角度而言，黄帝老祖先在对生产力的进步上的贡献，明显比统一当时的中国这个贡献更大些。
实际上，上古时代的三皇五帝，基本上都是科学家或者工程师出身。
像伏羲，是个动物学家。他教会中国人家畜的养殖。
像神农，是个工程师。他发明了农业生产工具，极大的促进了上古中国人的农业生产。同时他还发明了陶器和弓箭，对于粮食的保存和人身安全的防护做出巨大的贡献。
像燧人氏，更是不得了。他发明了让人类从蒙昧进入文明的关键，完全依靠人工手段实现的取火方法，钻木取火。
不过这些都不是王书辉现在正在想的问题，他现在想的是关于中国人的纪律性问题。
说起来挺可笑，关于上古时代的中国就是工程师治国的想法，也是他的发散思维，从这个问题上引申出来的。
王书辉最早想的是关于古代农民的组织意识问题。
倒不是王书辉瞧不起农民，或者说他瞧不起古代中国人。而是他从工业化社会的角度认识明朝末年的中国农民，这种视角，加上他最近培养这些明末农民成为近代工人的实践工作，让他发现，相比较工业化社会里的产业工人，农业社会里的农民，是相当的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的。
在培训这几十个工人的过程中，王书辉经常性的陷入绝望的情绪之中。原因就是，即使他用严刑峻法，在工人的培训过程中，采用了他十分反感的棍棒教育的情况下，这些人还是经常性的忽视操作流程和生产纪律。一个多月下来，死于和重伤于工业事故的人手，已经达到两位数了。
这些古代人的那种散漫和无力，让王书辉产生了一种现代中国人，面对中国足球的那种无语和绝望。他发散性的思维，在艰苦的培训过程中，想到了一首流传自上古时代的歌谣，《击壤歌》。
传说，上古时代的帝王，发明和总结了四季运行规律的气候学家帝尧，在一次巡视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老农。帝尧的官员向帝尧介绍本地农业工作的繁荣。并且，像一切官僚阶级出身的官僚一样，他在工作汇报中，把这种本地区农业工作的繁荣，归功到作为国家最高领导者的帝尧身上。
在帝尧附近，完整的听到官员拍马屁的老农，立即进行了反驳。他用一首歌谣反击了这个官员的马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王书辉觉得，古代中国人缺乏纪律性，散漫的生活作风，在这首歌谣中得到明显的体现。
排除官僚的马屁因素，官员和老农的冲突，实际上是政府对民众的行政管理和民众对这种管理的反对的两者之间的矛盾。
“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反问，实际上是农业社会阶段，政府对国民动员能力的无能的一种表现。
政府没有组织和管理民众的能力，这就让中国人，实际上从原始社会一直到封建社会的几千里，始终处于一种粗放式的管理之中。而这种粗放式的管理，一方面给各种利益集团大肆掠夺国家利益，为自身谋利的机会。另一方面，也让大部分中国人缺乏国家和民族概念。
更重要的是，这种情况，让中国人们养成了缺乏纪律性的散漫作风。
其实早在王书辉穿越之初，他就觉得，自己军事力量的骨干，单方面依靠培养人才，是完全不够的。他需要具备纪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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