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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问题。
以后新月社的书籍和杂志到底是由万象书局出版还是由亚东图书馆出版？
对于林子轩来说。这是一笔生意。
新文学虽然现在不怎么样，但以后会发展起来的，能为万象书局拉拢一批新文学作家值得争取一下，这些人的书籍虽然不畅销，但名气很大。
在出版行业，交情归交情，主要还是看利益。
林子轩可以提高作家的版税收入，而且万象书局和世界书局联手，把销售网络推广到全国各地，至少有数百家营销网点。
如此既保证了书籍的销量，也保护了作家的利益。
他把万象书局目前的情况和胡拾做了说明，胡拾也颇为心动。
上海亚东图书馆的规模比不上万象书局，也没有完整的销售渠道，新文学书籍滞销严重，这些都是需要面对的问题。
胡拾这次去上海，就是和亚东图书馆商量出版事宜。
如果亚东图书馆没有林子轩的条件好，那他也不能阻止其他作家在万象书局出版图书，要不是顾及多年的交情，他自己都想转到万象书局。
林子轩主要是看好新文学的发展前景，才会开出如此优厚的条件，他不是傻子，不可能一直赔本赚吆喝。
上海的记者并不知道林子轩和胡拾的目的，只是两位新文学旗手的聚首就有新闻价值了。
当然，如果是鲁讯也来到上海，三人在一起畅谈新文学，那就是文坛盛事了。
这种念头也只是在他们脑海中转一转罢了，林子轩知道胡拾和鲁讯现在越走越远，基本上不可能出现那种画面了。
胡拾在上海有朋友，住在法租界杜美路一位外国人的别墅里。
林子轩把徐至摩安排在了自己家里，还要为他介绍上海文坛的朋友，他就想和上次介绍赛珍珠一样，举办一次文化沙龙。
徐至摩极为赞成，他一向崇尚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对于文化沙龙这种交际场合尤为热衷。
接下来就是请哪些人的问题了，三人在一起商议。
胡拾的名声大，朋友多，邀请几十人不在话下，徐至摩也提了几位在上海的朋友。
林子轩没想到徐至摩和郁达浮是同班同学，他们少年时一起在杭州府中学堂上学。
既然请了郁达浮，那创造社的其他人请不请呢？
徐至摩不大清楚林子轩和郭沫偌的矛盾，倒是无所谓，作为诗人，他对郭沫偌的诗集《女神》颇为赞赏。
胡拾和郭沫偌同样有矛盾，他和郭沫偌在1921年见过一面。
他曾在日记上写到：“沫偌在日本九州岛学医，但他颇有文学的兴趣。他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功力也不好。”
郭沫偌对那次的见面颇为介怀，他的回忆是这样的。
“大博士进大书店，在当时的报纸上早就喧腾过一时。我听说他的寓所就是我晚间爱去散步的吴江路的第一号，是商务印书馆特别替他租下的房子，他每天是乘着高头大马车由公馆里跑向闸北去办事的。这样煊赫的红人，我们能够和他共席，是怎样的光荣呀！这光荣实在太大，就好像连自己都要红化了的一样。”
字里行间透着浓浓的嘲讽和酸涩。(未完待续。)
了问题。
以后新月社的书籍和杂志到底是由万象书局出版还是由亚东图书馆出版？
对于林子轩来说。这是一笔生意。
新文学虽然现在不怎么样，但以后会发展起来的，能为万象书局拉拢一批新文学作家值得争取一下，这些人的书籍虽然不畅销，但名气很大。
在出版行业，交情归交情，主要还是看利益。
林子轩可以提高作家的版税收入，而且万象书局和世界书局联手，把销售网络推广到全国各地，至少有数百家营销网点。
如此既保证了书籍的销量，也保护了作家的利益。
他把万象书局目前的情况和胡拾做了说明，胡拾也颇为心动。
上海亚东图书馆的规模比不上万象书局，也没有完整的销售渠道，新文学书籍滞销严重，这些都是需要面对的问题。
胡拾这次去上海，就是和亚东图书馆商量出版事宜。
如果亚东图书馆没有林子轩的条件好，那他也不能阻止其他作家在万象书局出版图书，要不是顾及多年的交情，他自己都想转到万象书局。
林子轩主要是看好新文学的发展前景，才会开出如此优厚的条件，他不是傻子，不可能一直赔本赚吆喝。
上海的记者并不知道林子轩和胡拾的目的，只是两位新文学旗手的聚首就有新闻价值了。
当然，如果是鲁讯也来到上海，三人在一起畅谈新文学，那就是文坛盛事了。
这种念头也只是在他们脑海中转一转罢了，林子轩知道胡拾和鲁讯现在越走越远，基本上不可能出现那种画面了。
胡拾在上海有朋友，住在法租界杜美路一位外国人的别墅里。
林子轩把徐至摩安排在了自己家里，还要为他介绍上海文坛的朋友，他就想和上次介绍赛珍珠一样，举办一次文化沙龙。
徐至摩极为赞成，他一向崇尚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对于文化沙龙这种交际场合尤为热衷。
接下来就是请哪些人的问题了，三人在一起商议。
胡拾的名声大，朋友多，邀请几十人不在话下，徐至摩也提了几位在上海的朋友。
林子轩没想到徐至摩和郁达浮是同班同学，他们少年时一起在杭州府中学堂上学。
既然请了郁达浮，那创造社的其他人请不请呢？
徐至摩不大清楚林子轩和郭沫偌的矛盾，倒是无所谓，作为诗人，他对郭沫偌的诗集《女神》颇为赞赏。
胡拾和郭沫偌同样有矛盾，他和郭沫偌在1921年见过一面。
他曾在日记上写到：“沫偌在日本九州岛学医，但他颇有文学的兴趣。他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功力也不好。”
郭沫偌对那次的见面颇为介怀，他的回忆是这样的。
“大博士进大书店，在当时的报纸上早就喧腾过一时。我听说他的寓所就是我晚间爱去散步的吴江路的第一号，是商务印书馆特别替他租下的房子，他每天是乘着高头大马车由公馆里跑向闸北去办事的。这样煊赫的红人，我们能够和他共席，是怎样的光荣呀！这光荣实在太大，就好像连自己都要红化了的一样。”
字里行间透着浓浓的嘲讽和酸涩。(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