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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在两个小时后停了,我和瓦他马主席赶紧动身前往蒙盖巴,乔治送我到村口便被村民带回去。到了河边,才发现暴雨使河里的水位陡涨一尺来高,我踏进冰凉的河水,水已经齐到我的胸口,这时风还未停止,水流湍急,一个浪头打来我一阵头晕眼花,差点站立不稳倒进河水里。瓦他马在后面适时地拉住我的手臂,又吩咐两个熟水性的男人扶着我趟过河。
刚下雨的丛林特别的漆黑,道路泥泞难行,我深一脚浅一脚走在路上,厚稠的泥土粘在脚上使行动愈加不便。我们到达蒙盖马的时候已经是清晨日出的时候,好心的瓦他马主席立即帮我找到一台出租车,我看着差不多仅剩四个轮子和外壳,屁股冒着黑烟的破旧出租车实在不愿坐上去,这样的车半路别熄火才好。
虽然犹豫但我还是坐上去,告别瓦他马主席我便嘱咐司机开车,果然如我所想一样车速慢得可怜,当在坑洼不平的泥土路上行驶时,简直是老牛拉车。我直感叹,要是早知会是这种情况我还不如骑自行车。
中午的时候我到达了西克镇,在镇上的商店买了几块面包和水请着司机一起吃,吃完后再发动车,这下却怎么也打不着火,我等了半个多钟头,最后司机满脸愧疚地告诉我车坏了,要修。
我倒,最不情愿的事终于发生。
结清了车费我打算在镇上拦出租车,结果一打听镇上唯一的出租车已经被人租用,我无奈地只有守候在路口期望有过往的汽车能搭上一程。站了半晌,来往倒是有少数的汽车经过,但都不去弗里敦。
路口上有个卖椰子的小贩,我掏出零钱买了一个蹲在旁边大口喝起来。
轰隆隆——
耳里有汽车驶过来的声音,我抱起椰子抬头,尘土飞扬的路面正开过来一台丰田越野车,车身上还印着UN。我大喜,这是联合国的军车,我随手扔掉椰子站了起来,朝那台丰田越野车奔过去。
“停车,停车。”我大声招手。
那台车在我身旁停下来,坐在驾驶位的黑人军官探出头打量我几眼,道:“你有什么事吗?”
“你好,我有急事要去弗里敦,你能行方便带我去吗。”
我刚说完那军官便把头摇得像拨浪鼓,道:“不行不行,联合国有规定不允许非联合国人员乘坐UN的车。”
“我真的有急事,你帮个忙吧。”我赶紧抓住车把柄。
“不行不行,说了不行,我不能违反规定。”
正在僵持不下,车中突然传出嘀嘀的响声,只见那黑人军官从腰间取下一个黑色砖头样的卫星电话,他听了一会马上道:“穆拉上尉这不关我的事,是有个中国女人抓着我不放,她说要我带她去弗里敦。”
“穆拉上尉?是不是迪古尼·穆拉?”我想起了那个在西部男孩营地里的穆拉中尉。
那黑人军官咦了一声,道:“你怎么知道?”
我欣喜若狂,忙道:“你告诉穆拉我是诺,我要和他说话。”
那黑人军官对着卫星电话说了两句,很快他将电话交给我,电话一放到耳畔我便迫不及待地道:“穆拉,我是诺,我现在有急事要去弗里敦,你能不能让你的战友带我一程。”
有了穆拉的帮助那黑人军官同意我搭乘UN的军车,这果然是朝中有人好办事。
那黑人军官是塞拉利昂人,英语极好,路上我便一直和他胡侃,他总是不停地问我中国的形势,我少不得对祖国大吹特吹一番,惹得他一阵羡慕。
车到弗里敦市区后我正准备道谢下车,迎面却看见穿着军装的穆拉直奔我过来,他大声喊我的名字。我赶紧过去和他寒喧,现在他的伤势已经完全康复,而且军衔也由中尉升为上尉,据说不久还会得到提拔。穆拉热情地邀请我去他的营地参观,我不敢答应,忙把目前的首要事给他讲了。
“弗里敦只有两家中餐馆,要是找不到你打算怎么办。”
我神色凝重,道:“我还想试着去找我们国家的援塞医疗队,或许会有奇迹吧。”
“不要紧,就算找不到我带一队人马去救乔治。”穆拉安慰我。
我笑起来,道:“其实我真的很想救依莉丝,我们医生每治愈一个病人都会很自豪。”也许穆拉无法理解我的那种自豪感,那除了救死扶伤的精神外,更有一种医术难度上的攻克。
穆拉开车先送我去中餐馆,这家名为中国风的中餐馆便是我刚到弗里敦时用过餐的那家,如今里面被炮火打穿的墙壁已经修补好,我一眼就认出了当日的中餐馆老板刘佳富,不过他也很快认出我,毕竟在塞拉利昂的中国人少,来那么一回印象特别地深刻。
当听说我是来找当归人参之类的补品时,刘佳富直摇头,告诉我他来塞拉利昂已经好几年,因为老家也没有什么亲人,他的家又安在塞拉利昂,目前和老家也没什么联系,自然也没有我需要的药材。
我悻悻地告辞,不死心地又找到第二家也是最后一家中餐馆,结果可想而知,老板说那些东西在最初来塞拉利昂的几年已经用完,再说当地人也闻不惯那个味,他也没从国内进些货储存。
两个中餐馆都没有,我只有去找援塞医疗队,穆拉告诉我中国的援塞医疗队在弗里敦的卡萨医院。卡萨医院也在市中心,几幢破旧的大楼,比起我国的县级医院还略差了些。医院里并没有多少人看病,昂贵的医疗费和药费并不是普通的平民所能承受,因此许多塞拉利昂平民患病后也不会来医院治病,最后在家里慢慢死去。在这里,即使是很普通的疾病也会使人面临死亡的威胁,你再想不到只是生孩子也会很容易母子双亡。
卫生状况、医疗水平、生活条件,再加上连年不息的战乱,使得塞拉利昂现在的人均寿命仅仅才32岁。如果有人活到30岁,那么他能算得上是位老人了。
刚走到医院门诊大厅,我就瞧见熟悉的黄皮肤面孔,是位年轻的男医生,他正弯着腰和一位黑人医生说话。看见中国同行我不由欣喜万分,也不管身旁的穆拉几步赶过去,那中国医生陡然瞧见我也吃一惊但随即露出笑容。
“你是中国来的吗?”他居然握住了我的手,神色十分激动。
我兴奋地点头,道:“我是中国来的,我叫秦一诺。”
“太好了,我好久没看到新鲜的中国面孔,没想到这个时候还有中国人来到塞拉利昂,我叫张辉。”他久久地握住我的手不愿放开。
当张辉听说我也是一名医生时明显更激动,不过但听说要找黄芪等药材时他为难了。“对不起,我们从国内带来的药品早已用完,现在西药都非常短缺,更别说中药。”
“能帮我问问其他的中国医生吗?”
“好,我去问问。”
张辉急冲冲地走了,我不安地站在医院大厅和穆拉说话,十有八九也不... -->>
大雨在两个小时后停了,我和瓦他马主席赶紧动身前往蒙盖巴,乔治送我到村口便被村民带回去。到了河边,才发现暴雨使河里的水位陡涨一尺来高,我踏进冰凉的河水,水已经齐到我的胸口,这时风还未停止,水流湍急,一个浪头打来我一阵头晕眼花,差点站立不稳倒进河水里。瓦他马在后面适时地拉住我的手臂,又吩咐两个熟水性的男人扶着我趟过河。
刚下雨的丛林特别的漆黑,道路泥泞难行,我深一脚浅一脚走在路上,厚稠的泥土粘在脚上使行动愈加不便。我们到达蒙盖马的时候已经是清晨日出的时候,好心的瓦他马主席立即帮我找到一台出租车,我看着差不多仅剩四个轮子和外壳,屁股冒着黑烟的破旧出租车实在不愿坐上去,这样的车半路别熄火才好。
虽然犹豫但我还是坐上去,告别瓦他马主席我便嘱咐司机开车,果然如我所想一样车速慢得可怜,当在坑洼不平的泥土路上行驶时,简直是老牛拉车。我直感叹,要是早知会是这种情况我还不如骑自行车。
中午的时候我到达了西克镇,在镇上的商店买了几块面包和水请着司机一起吃,吃完后再发动车,这下却怎么也打不着火,我等了半个多钟头,最后司机满脸愧疚地告诉我车坏了,要修。
我倒,最不情愿的事终于发生。
结清了车费我打算在镇上拦出租车,结果一打听镇上唯一的出租车已经被人租用,我无奈地只有守候在路口期望有过往的汽车能搭上一程。站了半晌,来往倒是有少数的汽车经过,但都不去弗里敦。
路口上有个卖椰子的小贩,我掏出零钱买了一个蹲在旁边大口喝起来。
轰隆隆——
耳里有汽车驶过来的声音,我抱起椰子抬头,尘土飞扬的路面正开过来一台丰田越野车,车身上还印着UN。我大喜,这是联合国的军车,我随手扔掉椰子站了起来,朝那台丰田越野车奔过去。
“停车,停车。”我大声招手。
那台车在我身旁停下来,坐在驾驶位的黑人军官探出头打量我几眼,道:“你有什么事吗?”
“你好,我有急事要去弗里敦,你能行方便带我去吗。”
我刚说完那军官便把头摇得像拨浪鼓,道:“不行不行,联合国有规定不允许非联合国人员乘坐UN的车。”
“我真的有急事,你帮个忙吧。”我赶紧抓住车把柄。
“不行不行,说了不行,我不能违反规定。”
正在僵持不下,车中突然传出嘀嘀的响声,只见那黑人军官从腰间取下一个黑色砖头样的卫星电话,他听了一会马上道:“穆拉上尉这不关我的事,是有个中国女人抓着我不放,她说要我带她去弗里敦。”
“穆拉上尉?是不是迪古尼·穆拉?”我想起了那个在西部男孩营地里的穆拉中尉。
那黑人军官咦了一声,道:“你怎么知道?”
我欣喜若狂,忙道:“你告诉穆拉我是诺,我要和他说话。”
那黑人军官对着卫星电话说了两句,很快他将电话交给我,电话一放到耳畔我便迫不及待地道:“穆拉,我是诺,我现在有急事要去弗里敦,你能不能让你的战友带我一程。”
有了穆拉的帮助那黑人军官同意我搭乘UN的军车,这果然是朝中有人好办事。
那黑人军官是塞拉利昂人,英语极好,路上我便一直和他胡侃,他总是不停地问我中国的形势,我少不得对祖国大吹特吹一番,惹得他一阵羡慕。
车到弗里敦市区后我正准备道谢下车,迎面却看见穿着军装的穆拉直奔我过来,他大声喊我的名字。我赶紧过去和他寒喧,现在他的伤势已经完全康复,而且军衔也由中尉升为上尉,据说不久还会得到提拔。穆拉热情地邀请我去他的营地参观,我不敢答应,忙把目前的首要事给他讲了。
“弗里敦只有两家中餐馆,要是找不到你打算怎么办。”
我神色凝重,道:“我还想试着去找我们国家的援塞医疗队,或许会有奇迹吧。”
“不要紧,就算找不到我带一队人马去救乔治。”穆拉安慰我。
我笑起来,道:“其实我真的很想救依莉丝,我们医生每治愈一个病人都会很自豪。”也许穆拉无法理解我的那种自豪感,那除了救死扶伤的精神外,更有一种医术难度上的攻克。
穆拉开车先送我去中餐馆,这家名为中国风的中餐馆便是我刚到弗里敦时用过餐的那家,如今里面被炮火打穿的墙壁已经修补好,我一眼就认出了当日的中餐馆老板刘佳富,不过他也很快认出我,毕竟在塞拉利昂的中国人少,来那么一回印象特别地深刻。
当听说我是来找当归人参之类的补品时,刘佳富直摇头,告诉我他来塞拉利昂已经好几年,因为老家也没有什么亲人,他的家又安在塞拉利昂,目前和老家也没什么联系,自然也没有我需要的药材。
我悻悻地告辞,不死心地又找到第二家也是最后一家中餐馆,结果可想而知,老板说那些东西在最初来塞拉利昂的几年已经用完,再说当地人也闻不惯那个味,他也没从国内进些货储存。
两个中餐馆都没有,我只有去找援塞医疗队,穆拉告诉我中国的援塞医疗队在弗里敦的卡萨医院。卡萨医院也在市中心,几幢破旧的大楼,比起我国的县级医院还略差了些。医院里并没有多少人看病,昂贵的医疗费和药费并不是普通的平民所能承受,因此许多塞拉利昂平民患病后也不会来医院治病,最后在家里慢慢死去。在这里,即使是很普通的疾病也会使人面临死亡的威胁,你再想不到只是生孩子也会很容易母子双亡。
卫生状况、医疗水平、生活条件,再加上连年不息的战乱,使得塞拉利昂现在的人均寿命仅仅才32岁。如果有人活到30岁,那么他能算得上是位老人了。
刚走到医院门诊大厅,我就瞧见熟悉的黄皮肤面孔,是位年轻的男医生,他正弯着腰和一位黑人医生说话。看见中国同行我不由欣喜万分,也不管身旁的穆拉几步赶过去,那中国医生陡然瞧见我也吃一惊但随即露出笑容。
“你是中国来的吗?”他居然握住了我的手,神色十分激动。
我兴奋地点头,道:“我是中国来的,我叫秦一诺。”
“太好了,我好久没看到新鲜的中国面孔,没想到这个时候还有中国人来到塞拉利昂,我叫张辉。”他久久地握住我的手不愿放开。
当张辉听说我也是一名医生时明显更激动,不过但听说要找黄芪等药材时他为难了。“对不起,我们从国内带来的药品早已用完,现在西药都非常短缺,更别说中药。”
“能帮我问问其他的中国医生吗?”
“好,我去问问。”
张辉急冲冲地走了,我不安地站在医院大厅和穆拉说话,十有八九也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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