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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精神一振，多好的机会！我说：豆儿豆儿，你和成子是怎么认识的？你们俩怎么会在一起的呢？
豆儿的目光骤然变得绵长，她扬起眉毛，轻轻地说：
我们是洗澡的时候认识的，他给我洗的澡。
我一口羊汤喷出来。
豆儿啊！你赶紧说！
（三）
我出生在广元，直到大学之前从未离开过四川，大学时的专业是师范类。
故事要从大三那年说起，2008年。
“5·12”地震时，我在宿舍看书，地震的一瞬间，我手一抖，书掉到地上，我坐起来愣愣地看着舍友，她们也坐起来看着我。
这时，门口就响起了敲门声，隔壁寝室的同学在喊：地震了，快跑！
我们寝室在六楼，我邻铺的那个女孩脸都白了，腿是软的，大家把她拖下来，架着她先冲出去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先把穿的衣服拿着、包包拿着，还拿了几个苹果和两瓶水，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楼房还是晃着的。
我那时候想的是，跑下去还要很长时间，而且楼梯之间最容易塌下来，还不如把吃的喝的准备好，就算楼房真的塌了，六楼是最高层，也应该是最好得救的，这些吃的应该能坚持好几天。
摇晃的间隙我下的楼，同学们瞬间都没影了，楼道里一个人没有，楼板吱吱嘎嘎地响着，墙皮噼里啪啦往下掉，我边哭边跑，还拿着收音机，是我上大学时，爷爷送给我的礼物。
前一秒跑出楼门，后一秒楼就歪了。
楼门前的空地上，哭成一片，有只穿内衣的，有裹着浴巾的，有人蹲在地上哭，有人跑来跑去，反正什么样子的都有，所有人都是边哭边发抖……
关于“5·12”的回忆不想多说了……很多事情不能回忆，太难过。
我想说的是，那天从六楼上哭着往下跑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一个意识夯实在我接下来的人生里：生命真的就是一下子的事情，我要抓紧时间好好活着。
我们这一届没有毕业典礼。
虽然早就考到了教师证，但毕业后的一整年，我没找固定工作，只辗转了几所学校代代课什么的。
好尴尬的年纪，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否长大了，我不想这么快就把自己拴死了，我想好好活，想为自己做点儿事情，却又不清楚该如何去做，想来想去，最终决定去支教。
那时不知为什么，就想去一个最远最艰苦的地方支教。
由于家里人反对，我没能报上国家支教的名额，只好在网上找到一个以私人名义组织的支教组织，计划去青海玉树支教一个月。怕家里人担心，我只说想去青海、西藏、新疆旅游一圈。
妈妈离开得早，爷爷把我带大，我从小没出过远门，他不放心我，于是翻了半宿的通讯录，给了我好几个紧急联系人的号码。
我心里非常不以为然，新疆和西藏我本来就不会去，青海的紧急联系人在我看来也意义不大：据说是个远房亲戚家的小哥哥，小时候还抱过我，他家人当年出差来四川时，带着他在我家里借宿过一个月，那个时候他九岁，我才刚两岁。
我说：爷爷啊，这不是开玩笑吗？二十多年没见过的远房亲戚，又没什么感情基础，怎么好意思去麻烦人家？
爷爷说：咋个没得感情基础？你不记得了而已哦，你当年可喜欢那个小哥哥了，天天拽着人家的衣角跑来跑去，晚上睡觉都搂着他。他也喜欢你喜欢得不得了，不是背着你就是抱着你，吃饭的时候也是他喂你……后来他走的时候，你们俩差点儿哭死过去，生离死别噻……
爷爷说的事情我完全没印象，他老了，不能让他太担心，我假装很听话地当着爷爷的面儿把那张纸收好，扭头就扔了，当然不能联系喽，暴露了我此行的真实目的怎么办？
万事俱备，支教的组织者让我去西安找他会合，再一起去青海。
我给爷爷奶奶做了一顿饭，去和妈妈告了别，然后一路火车坐到了西安。
我在回民街和那个组织者见的面，我们边吃饭边互相了解。
组织者叫老刘，当时他介绍说，他是以个人名义在青海玉树囊谦县的一些学校支教，并给我看了照片，说我和他要先到西宁去，住一家青年旅社，在那里休整，据说那里还有几个准老师在等着他，一起进囊谦。
这位老刘很热情、很能说，但他越说我越将信将疑。
或许是我阅历太浅吧，虽然他告诉我他的事迹被不少媒体报道过，但我怎么也感觉不出这是一个在山区里艰辛支教了很久的人，他点菜什么的很讲究，这个不吃、那个不吃的，对服务员的态度很不客气，不是很尊重人。
一个人的本性往往在最细节的地方展露无遗，我实在是没办法把面前这个人和心目中的支教志愿者形象重叠到一起，一个有情怀、有情操的人可以不拘小节，但总应该是个尊重他人的人吧。
但我觉得老刘应该不是个骗子吧，哪里有当骗子这么不注意细节的？我试探着和他聊了聊孩子们的事……应该不是骗子吧，因为他把孩子们的窘困情况描述得那么详细，还不停地强调孩子们有接受更好的教育的权利，而我们应该做的，是给孩子们提供一个改变人生轨迹的机会。
老刘的慷慨陈词打消了我当时的一丝疑虑，我决定不动摇了，和他一起去青海。
就这样，我们当天就一路火车，从西安到了西宁。
到西宁市时，天还没黑，他没带我坐公共汽车去青旅，而是打了一辆出租车。我心里开始有点儿不乐意，不是说孩子们的境况很窘迫吗？为什么还乱花钱？
那种隐隐不安的感觉又回来了。
打车到了青旅后，这种感觉愈发明显，老刘很热络地和人打招呼，一看就是在这里住过很久……但那些和他打过招呼的人都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我年轻，不明白那些眼神是什么意思，但觉得浑身不自在。
他支我去沙发旁边看行李，自己去吧台办手续。
我从小听力好，隔着很远，隐约听见他和前台说：是一起支教的老师……后面又说了些什么，但声音很低我听不清。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一把钥匙过来说：带独立卫生间的只剩一个标间了，咱们只好挤一挤喽。
他用的是那种很自然的口气，好像男生女生住一个房间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心头噌地烧起一把火，自己都能听到自己咯吱咯吱的咬牙声，但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再生气也要笑着说话，于是我强笑着说：不至于吧，别开玩笑了。
老刘可能看我脸色不对，就一边打哈哈一边说：这已经是不错的条件了，比学校好多了，学校只有一间老师宿舍，等去了以后所有的老师不管男女都是吃住在一间房子里的。
他顿了顿，又说：你就当是提前适应适应吧。
我笑着说：你说得没错，是应该提前适应适应。
我拎着行李走去前台，要了一个女生多人间的床位。老刘没说什么，只是和我说话的态度一下子冷淡了许多。
原计划的出发日期延迟了，拖后了有四五天，老刘说因为还有人没到，据说是某个媒体的记者，要跟着去体验生活。对此我没发表什么异议，毕竟他是组织者，或许如他说的那样，要认可宣传报道的意义。
其余几个准支教老师我也看见了，其中一个男生很奇葩，一直在赖床，三天内除了吃饭就是躺在床上玩游戏。另一个准女老师更奇怪，随身一本书没带，却带了一堆镜头、昂贵的单反相机以及一个三脚架，让人搞不清楚她到底是去教书的，还是去搞摄影创作的。
我尝试和他们交流，一问才发现全是在校大学生，他们当中最短的只去支教一个星期，最长的差不多一个... -->>
我精神一振，多好的机会！我说：豆儿豆儿，你和成子是怎么认识的？你们俩怎么会在一起的呢？
豆儿的目光骤然变得绵长，她扬起眉毛，轻轻地说：
我们是洗澡的时候认识的，他给我洗的澡。
我一口羊汤喷出来。
豆儿啊！你赶紧说！
（三）
我出生在广元，直到大学之前从未离开过四川，大学时的专业是师范类。
故事要从大三那年说起，2008年。
“5·12”地震时，我在宿舍看书，地震的一瞬间，我手一抖，书掉到地上，我坐起来愣愣地看着舍友，她们也坐起来看着我。
这时，门口就响起了敲门声，隔壁寝室的同学在喊：地震了，快跑！
我们寝室在六楼，我邻铺的那个女孩脸都白了，腿是软的，大家把她拖下来，架着她先冲出去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先把穿的衣服拿着、包包拿着，还拿了几个苹果和两瓶水，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楼房还是晃着的。
我那时候想的是，跑下去还要很长时间，而且楼梯之间最容易塌下来，还不如把吃的喝的准备好，就算楼房真的塌了，六楼是最高层，也应该是最好得救的，这些吃的应该能坚持好几天。
摇晃的间隙我下的楼，同学们瞬间都没影了，楼道里一个人没有，楼板吱吱嘎嘎地响着，墙皮噼里啪啦往下掉，我边哭边跑，还拿着收音机，是我上大学时，爷爷送给我的礼物。
前一秒跑出楼门，后一秒楼就歪了。
楼门前的空地上，哭成一片，有只穿内衣的，有裹着浴巾的，有人蹲在地上哭，有人跑来跑去，反正什么样子的都有，所有人都是边哭边发抖……
关于“5·12”的回忆不想多说了……很多事情不能回忆，太难过。
我想说的是，那天从六楼上哭着往下跑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一个意识夯实在我接下来的人生里：生命真的就是一下子的事情，我要抓紧时间好好活着。
我们这一届没有毕业典礼。
虽然早就考到了教师证，但毕业后的一整年，我没找固定工作，只辗转了几所学校代代课什么的。
好尴尬的年纪，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否长大了，我不想这么快就把自己拴死了，我想好好活，想为自己做点儿事情，却又不清楚该如何去做，想来想去，最终决定去支教。
那时不知为什么，就想去一个最远最艰苦的地方支教。
由于家里人反对，我没能报上国家支教的名额，只好在网上找到一个以私人名义组织的支教组织，计划去青海玉树支教一个月。怕家里人担心，我只说想去青海、西藏、新疆旅游一圈。
妈妈离开得早，爷爷把我带大，我从小没出过远门，他不放心我，于是翻了半宿的通讯录，给了我好几个紧急联系人的号码。
我心里非常不以为然，新疆和西藏我本来就不会去，青海的紧急联系人在我看来也意义不大：据说是个远房亲戚家的小哥哥，小时候还抱过我，他家人当年出差来四川时，带着他在我家里借宿过一个月，那个时候他九岁，我才刚两岁。
我说：爷爷啊，这不是开玩笑吗？二十多年没见过的远房亲戚，又没什么感情基础，怎么好意思去麻烦人家？
爷爷说：咋个没得感情基础？你不记得了而已哦，你当年可喜欢那个小哥哥了，天天拽着人家的衣角跑来跑去，晚上睡觉都搂着他。他也喜欢你喜欢得不得了，不是背着你就是抱着你，吃饭的时候也是他喂你……后来他走的时候，你们俩差点儿哭死过去，生离死别噻……
爷爷说的事情我完全没印象，他老了，不能让他太担心，我假装很听话地当着爷爷的面儿把那张纸收好，扭头就扔了，当然不能联系喽，暴露了我此行的真实目的怎么办？
万事俱备，支教的组织者让我去西安找他会合，再一起去青海。
我给爷爷奶奶做了一顿饭，去和妈妈告了别，然后一路火车坐到了西安。
我在回民街和那个组织者见的面，我们边吃饭边互相了解。
组织者叫老刘，当时他介绍说，他是以个人名义在青海玉树囊谦县的一些学校支教，并给我看了照片，说我和他要先到西宁去，住一家青年旅社，在那里休整，据说那里还有几个准老师在等着他，一起进囊谦。
这位老刘很热情、很能说，但他越说我越将信将疑。
或许是我阅历太浅吧，虽然他告诉我他的事迹被不少媒体报道过，但我怎么也感觉不出这是一个在山区里艰辛支教了很久的人，他点菜什么的很讲究，这个不吃、那个不吃的，对服务员的态度很不客气，不是很尊重人。
一个人的本性往往在最细节的地方展露无遗，我实在是没办法把面前这个人和心目中的支教志愿者形象重叠到一起，一个有情怀、有情操的人可以不拘小节，但总应该是个尊重他人的人吧。
但我觉得老刘应该不是个骗子吧，哪里有当骗子这么不注意细节的？我试探着和他聊了聊孩子们的事……应该不是骗子吧，因为他把孩子们的窘困情况描述得那么详细，还不停地强调孩子们有接受更好的教育的权利，而我们应该做的，是给孩子们提供一个改变人生轨迹的机会。
老刘的慷慨陈词打消了我当时的一丝疑虑，我决定不动摇了，和他一起去青海。
就这样，我们当天就一路火车，从西安到了西宁。
到西宁市时，天还没黑，他没带我坐公共汽车去青旅，而是打了一辆出租车。我心里开始有点儿不乐意，不是说孩子们的境况很窘迫吗？为什么还乱花钱？
那种隐隐不安的感觉又回来了。
打车到了青旅后，这种感觉愈发明显，老刘很热络地和人打招呼，一看就是在这里住过很久……但那些和他打过招呼的人都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我年轻，不明白那些眼神是什么意思，但觉得浑身不自在。
他支我去沙发旁边看行李，自己去吧台办手续。
我从小听力好，隔着很远，隐约听见他和前台说：是一起支教的老师……后面又说了些什么，但声音很低我听不清。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一把钥匙过来说：带独立卫生间的只剩一个标间了，咱们只好挤一挤喽。
他用的是那种很自然的口气，好像男生女生住一个房间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心头噌地烧起一把火，自己都能听到自己咯吱咯吱的咬牙声，但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再生气也要笑着说话，于是我强笑着说：不至于吧，别开玩笑了。
老刘可能看我脸色不对，就一边打哈哈一边说：这已经是不错的条件了，比学校好多了，学校只有一间老师宿舍，等去了以后所有的老师不管男女都是吃住在一间房子里的。
他顿了顿，又说：你就当是提前适应适应吧。
我笑着说：你说得没错，是应该提前适应适应。
我拎着行李走去前台，要了一个女生多人间的床位。老刘没说什么，只是和我说话的态度一下子冷淡了许多。
原计划的出发日期延迟了，拖后了有四五天，老刘说因为还有人没到，据说是某个媒体的记者，要跟着去体验生活。对此我没发表什么异议，毕竟他是组织者，或许如他说的那样，要认可宣传报道的意义。
其余几个准支教老师我也看见了，其中一个男生很奇葩，一直在赖床，三天内除了吃饭就是躺在床上玩游戏。另一个准女老师更奇怪，随身一本书没带，却带了一堆镜头、昂贵的单反相机以及一个三脚架，让人搞不清楚她到底是去教书的，还是去搞摄影创作的。
我尝试和他们交流，一问才发现全是在校大学生，他们当中最短的只去支教一个星期，最长的差不多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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