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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天亮微明之后，湖北新军从城头杀下去全歼了会党。被俘的会党们虽然不知道岳王会到了哪里，但是他们却知道其他会党去了哪里。湖北新军的骑兵随即出动，开始追击那些逃走的会党。为了活命，会党们说的都是实话，湖北新军骑兵营的斩获极丰。为了能多拿钱财，湖北新军骑兵对撵的会党们采取了斩尽杀绝的模式。从会党身搜出的财物让骑兵们一个个欣喜若狂。
在这样的好运下，岳王会又得到了一天的行军时间。黎元洪并没有要追岳王会斩尽杀绝的想法，当然，如果岳王会距离安庆不过三五十里的话，黎元洪也不会轻易放过岳王会的残部。但是等到湖北新军开始搜索岳王会下落的时候，岳王会终于脱离了湖北新军的攻击范围。
黎元洪一面得意洋洋的命令把已经夺回安庆的消息送回到武汉，一面集结兵力开始进攻池州。等他到了池州，这才发现池州的士绅们已经恭敬的等在门口迎接了。光复会听从了鲁正平的建议，他们撤退前专门组织了池州士绅们，让他们维持池州的秩序，避免湖北新军冲进池州抢掠。
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更何况这些士绅里头颇有几个举人出身的，黎元洪也不好为之过甚。池州下终于逃过了一劫。
湖北新军二十一协协统黎元洪带兵二日收复安庆与池州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京，这对于清政府本该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在一个王朝的末日，任何好消息带来的效果都是负面的。已经开始激化的政治争端并没有因此而平息，相反，京城内的斗争愈发激烈起来。
袁世凯恭恭敬敬的在灵堂的排位前跪下磕头，作为孝子，王士珍也披麻带孝的跪倒还礼。王士珍曾祖父王朝正，精于医术，长于法，祖父王履安是个秀才，工医之外，长于武术，有戎马生之称，王士珍父亲和伯父早逝，他与寡母相依为命，寄居在正定城内东门里伯母娘家，靠母亲替人做针线活艰难度日。王士珍兼眺两房，9岁时入私塾攻读诗，由于聪明好学，王士珍15岁时，被正定镇台叶志超看中，收在属下当勤务兵。这才走了军事道路。
而他的生母几天前去世，王士珍立刻申请在家守孝。守孝本来就是官员们必须的事情，袁世凯即使现在身陷党争之中，却也不能强行让王士珍继续出来工作。所以袁世凯得知消息后，立刻就赶来吊孝。他这等身份，祭拜完毕之后，王士珍必须请他到后面小坐。
两人方才坐定，袁世凯就开口了，“聘卿节哀顺变。令堂养育你如此辛苦，你还要照顾你伯母。今日你身为江北提督，令堂也能安心。”
王士珍知道袁世凯此行的目的绝非简单的吊孝，虽然他心里面十分哀痛，但是母亲病重时王士珍始终在身边伺候，此时倒也没有完全被哀伤压倒。“多谢袁公。袁公此来，想来还有别的事情。”
“聘卿，湖北新军的黎元洪两日就夺回了安庆与池州。这件事震动了朝野。”袁世凯介绍着最新的情况变化。
王士珍静静的听着，自打安庆陷落之后，王士珍虽然也在伺候病重的母亲，但是他依然立刻派人前去详查情况。传回的消息实在是令袁世凯与王士珍大吃一惊。岳王会与光复会早就已经亮明了旗号，这倒没什么难查的。但是探子们禀报，在海消失的人民党，竟然出现在凤阳府一带，不仅如此，从阜阳到合肥，人民党悄无声息的占据了安徽北部的广大地盘。而且攻克安庆与池州的居然是人民党，而并非岳王会与光复会。
袁世凯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竟然完全不敢相信。但是这些探子是王士珍亲自调教出来的，绝不可能搞些假情报来糊弄自己。一度消失的无影无踪的陈克，不吭不哈的在安徽搞出这么大的一场事，袁世凯就是到了现在依旧不敢相信。
但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1905年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次年归国，载泽《奏清宣布立宪密折》，指出君宪可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此折一出，朝野震动。1906年9月1日清廷终于颁布了“预备立宪”诏。袁世凯主导的北洋集团本来就是洋务派的继承者，既然朝廷已经下定决心“立宪”，袁世凯觉得这是自己一展抱负的好机会，一直主张“维新”的袁世凯开始就在努力推动由北洋集团来主导“立宪”。
从1906年9月开始，袁世凯一方面逐渐交出手中的一部分权力，用来结好朝廷内的满人贵族，并且缓解慈禧有可能对他产生的猜忌。另一方面袁世凯主持《立宪纲要》的编写，试图占据未来立宪的理论性指导。为此，袁世凯还曾经想过把严复这个著名的唯心人物以及严复的“弟子”陈克召来北京共同参与《立宪纲要》的编辑工作。
陈克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根本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反贼。严复以及他全家踪影皆无，想来要么是去避祸，要么严复根本就是陈克背后的指挥者。袁世凯此时完全没有弄明白两人之间关系的念头了。他现在面临的威胁根本不是来自严复与陈克，而是朝内的另外一股极为强大的势力。
身为北洋大臣，袁世凯本人领导的北洋集团从195年发韧，十年之间，从一单纯的军事集团迅速膨胀成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无不囊括，满清历史前所未有的庞大官僚集团。君权与臣权是一对此消彼长的天然矛盾体。对北洋势力的坐大，在慈禧有意无意地扶植下，满清朝廷内有形无形地出现了三股与袁世凯北洋集团相抗衡的力量。
向袁世凯发动进攻的就是这三股势力中，与袁世凯一样坚定支持立宪，但是又将袁世凯的北洋集团斥为“浊流”，而以“清流”自居的另一股“新政立宪集团”。这个集团的首领是有着满清最后一个清官之称的“官屠”岑春煊，以及新政名臣张之洞等人。
王士珍对满清朝廷里面的这些事情洞若观火，无论是袁世凯领导的北洋集团也好，还是准备把袁世凯彻底赶下台的这股子“清流”也好，对于“立宪”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只有通过“维新”，通过“立宪”才能挽救中国的危机局面，才能够拯救满清朝廷。如果这两股势力能够通力合作的话，绝对可以压倒一切守旧的势力，完全主导朝廷的“立宪”。但是这两股势力却没有合作的想法，至少身为“清流”的势力丝毫没有与袁世凯合作的意向。不仅如此，“清流”反倒竭尽全力想打倒袁世凯，进而夺取“立宪”的主导权。这个事实不能不让王士珍感到由衷的遗憾。
与袁世凯不同的是，王士珍完全没有参与到这件事里头去的想法。王士珍首先想忠于的还是满清朝廷，所以王士珍的心思都落在了安徽最新局面去。他问道：“夺回了安庆与池州之后，张之洞大人有何说法。”
袁世凯冷笑一声，“有何说法？张之洞当即弹劾恩铭任失职，竟然酿成了安徽新军集体叛乱的局面。”
恩铭现在不知下落，唯一能确定的是，恩铭并没有投靠乱党。张之洞弹劾此时恩铭，直指的是恩铭的岳父，庆亲王奕劻。朝廷里面都知道，奕劻与袁世凯结成了坚固的同盟关系。张之洞的弹劾根本就是在对袁世凯表态。
续。天亮微明之后，湖北新军从城头杀下去全歼了会党。被俘的会党们虽然不知道岳王会到了哪里，但是他们却知道其他会党去了哪里。湖北新军的骑兵随即出动，开始追击那些逃走的会党。为了活命，会党们说的都是实话，湖北新军骑兵营的斩获极丰。为了能多拿钱财，湖北新军骑兵对撵的会党们采取了斩尽杀绝的模式。从会党身搜出的财物让骑兵们一个个欣喜若狂。
在这样的好运下，岳王会又得到了一天的行军时间。黎元洪并没有要追岳王会斩尽杀绝的想法，当然，如果岳王会距离安庆不过三五十里的话，黎元洪也不会轻易放过岳王会的残部。但是等到湖北新军开始搜索岳王会下落的时候，岳王会终于脱离了湖北新军的攻击范围。
黎元洪一面得意洋洋的命令把已经夺回安庆的消息送回到武汉，一面集结兵力开始进攻池州。等他到了池州，这才发现池州的士绅们已经恭敬的等在门口迎接了。光复会听从了鲁正平的建议，他们撤退前专门组织了池州士绅们，让他们维持池州的秩序，避免湖北新军冲进池州抢掠。
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更何况这些士绅里头颇有几个举人出身的，黎元洪也不好为之过甚。池州下终于逃过了一劫。
湖北新军二十一协协统黎元洪带兵二日收复安庆与池州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京，这对于清政府本该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在一个王朝的末日，任何好消息带来的效果都是负面的。已经开始激化的政治争端并没有因此而平息，相反，京城内的斗争愈发激烈起来。
袁世凯恭恭敬敬的在灵堂的排位前跪下磕头，作为孝子，王士珍也披麻带孝的跪倒还礼。王士珍曾祖父王朝正，精于医术，长于法，祖父王履安是个秀才，工医之外，长于武术，有戎马生之称，王士珍父亲和伯父早逝，他与寡母相依为命，寄居在正定城内东门里伯母娘家，靠母亲替人做针线活艰难度日。王士珍兼眺两房，9岁时入私塾攻读诗，由于聪明好学，王士珍15岁时，被正定镇台叶志超看中，收在属下当勤务兵。这才走了军事道路。
而他的生母几天前去世，王士珍立刻申请在家守孝。守孝本来就是官员们必须的事情，袁世凯即使现在身陷党争之中，却也不能强行让王士珍继续出来工作。所以袁世凯得知消息后，立刻就赶来吊孝。他这等身份，祭拜完毕之后，王士珍必须请他到后面小坐。
两人方才坐定，袁世凯就开口了，“聘卿节哀顺变。令堂养育你如此辛苦，你还要照顾你伯母。今日你身为江北提督，令堂也能安心。”
王士珍知道袁世凯此行的目的绝非简单的吊孝，虽然他心里面十分哀痛，但是母亲病重时王士珍始终在身边伺候，此时倒也没有完全被哀伤压倒。“多谢袁公。袁公此来，想来还有别的事情。”
“聘卿，湖北新军的黎元洪两日就夺回了安庆与池州。这件事震动了朝野。”袁世凯介绍着最新的情况变化。
王士珍静静的听着，自打安庆陷落之后，王士珍虽然也在伺候病重的母亲，但是他依然立刻派人前去详查情况。传回的消息实在是令袁世凯与王士珍大吃一惊。岳王会与光复会早就已经亮明了旗号，这倒没什么难查的。但是探子们禀报，在海消失的人民党，竟然出现在凤阳府一带，不仅如此，从阜阳到合肥，人民党悄无声息的占据了安徽北部的广大地盘。而且攻克安庆与池州的居然是人民党，而并非岳王会与光复会。
袁世凯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竟然完全不敢相信。但是这些探子是王士珍亲自调教出来的，绝不可能搞些假情报来糊弄自己。一度消失的无影无踪的陈克，不吭不哈的在安徽搞出这么大的一场事，袁世凯就是到了现在依旧不敢相信。
但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1905年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次年归国，载泽《奏清宣布立宪密折》，指出君宪可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此折一出，朝野震动。1906年9月1日清廷终于颁布了“预备立宪”诏。袁世凯主导的北洋集团本来就是洋务派的继承者，既然朝廷已经下定决心“立宪”，袁世凯觉得这是自己一展抱负的好机会，一直主张“维新”的袁世凯开始就在努力推动由北洋集团来主导“立宪”。
从1906年9月开始，袁世凯一方面逐渐交出手中的一部分权力，用来结好朝廷内的满人贵族，并且缓解慈禧有可能对他产生的猜忌。另一方面袁世凯主持《立宪纲要》的编写，试图占据未来立宪的理论性指导。为此，袁世凯还曾经想过把严复这个著名的唯心人物以及严复的“弟子”陈克召来北京共同参与《立宪纲要》的编辑工作。
陈克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根本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反贼。严复以及他全家踪影皆无，想来要么是去避祸，要么严复根本就是陈克背后的指挥者。袁世凯此时完全没有弄明白两人之间关系的念头了。他现在面临的威胁根本不是来自严复与陈克，而是朝内的另外一股极为强大的势力。
身为北洋大臣，袁世凯本人领导的北洋集团从195年发韧，十年之间，从一单纯的军事集团迅速膨胀成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无不囊括，满清历史前所未有的庞大官僚集团。君权与臣权是一对此消彼长的天然矛盾体。对北洋势力的坐大，在慈禧有意无意地扶植下，满清朝廷内有形无形地出现了三股与袁世凯北洋集团相抗衡的力量。
向袁世凯发动进攻的就是这三股势力中，与袁世凯一样坚定支持立宪，但是又将袁世凯的北洋集团斥为“浊流”，而以“清流”自居的另一股“新政立宪集团”。这个集团的首领是有着满清最后一个清官之称的“官屠”岑春煊，以及新政名臣张之洞等人。
王士珍对满清朝廷里面的这些事情洞若观火，无论是袁世凯领导的北洋集团也好，还是准备把袁世凯彻底赶下台的这股子“清流”也好，对于“立宪”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只有通过“维新”，通过“立宪”才能挽救中国的危机局面，才能够拯救满清朝廷。如果这两股势力能够通力合作的话，绝对可以压倒一切守旧的势力，完全主导朝廷的“立宪”。但是这两股势力却没有合作的想法，至少身为“清流”的势力丝毫没有与袁世凯合作的意向。不仅如此，“清流”反倒竭尽全力想打倒袁世凯，进而夺取“立宪”的主导权。这个事实不能不让王士珍感到由衷的遗憾。
与袁世凯不同的是，王士珍完全没有参与到这件事里头去的想法。王士珍首先想忠于的还是满清朝廷，所以王士珍的心思都落在了安徽最新局面去。他问道：“夺回了安庆与池州之后，张之洞大人有何说法。”
袁世凯冷笑一声，“有何说法？张之洞当即弹劾恩铭任失职，竟然酿成了安徽新军集体叛乱的局面。”
恩铭现在不知下落，唯一能确定的是，恩铭并没有投靠乱党。张之洞弹劾此时恩铭，直指的是恩铭的岳父，庆亲王奕劻。朝廷里面都知道，奕劻与袁世凯结成了坚固的同盟关系。张之洞的弹劾根本就是在对袁世凯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