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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伤感过甚,等过了一段时间,这位朋友看到许多**残民的事实以后,又说:曩读独秀君之论,曾不敢谓然,今而悟其言之可味,而不禁以其自觉心自觉也。”
李寿昌继续道:“世人于一枝君之文,赞可与否,似皆误解,而人心所蒙之影响,亦且甚巨。盖文中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致使我的朋友欲寻自觉之关头,辄为厌世之云雾所迷,此际最为可怖…………”
李寿昌对陈一枝的批评是相当委
婉而温和的。
“不不不!”不等他说完,陈一枝忙止住道,“我那一篇文章论证爱国心与自觉心,最后得出如此的结论:亡国无所惜,亡国为奴,何事可怖,中国人在殖民主义者统治下当亡国奴,也比在当时中国做一个国民好,这显然是伤害了民族感情,理应受到诘问叱责。”
江山真是好奇的不得了,问道:“一枝先生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说了些什么呢?”
这是当年的大事件,很长一段时间都牢牢的占据各大新闻版面的头条新闻。江山竟然不知道?
江山总是很多方面让人震惊,但是却对这种常识一无所知。
瞿恩为江山做了解释。
陈独秀在当年的这篇文章里,首先指出“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
然后,他分别对爱国心和自觉心作了阐述,并指出中国人与欧美人对待国家的两种不同的认识和态度。中国人把国家看作“与社稷齐观”,爱国与“忠君同义”。而人民不过是那些缔造大业、得天下者的“牺牲”品而已,并“无丝毫自由权利与幸福”。欧美人看待国家与中国人不同。他们把国家看作“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之所以要建立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这才是立国的精神。所谓“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那么“爱之也愈殷,其愚也愈深,”“爱国适以误国。”
所谓自觉心,除了懂得立国的目的,还要了解自己的国家在当前世界政局中所处的“情势”。“不知国家的目的而爱之者”,如现在世界大战中的德国人、日本人,他们的爱国心“乃为侵犯他人之自由而战者也”,这不是爱国主义,而是帝国主义,侵略主义。“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者”,如朝鲜人、中国人等“皆是也”。现在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而中国本身却法日废、吏日贪、兵日乱、匪日众、财日竭、民日偷、群日溃,“政纪至此,夫复何言。”即使换一批官吏上台执政,“取而代之者,亦非有救民水火之诚,则以利禄毁人如故也”,依然是敌视异己,耀兵残民,漠视法治,紊乱财政,奋私无已,“殆更有甚焉。”总之,“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
陈独秀对政府及其官吏进行了一番鞭挞之后,又进而论证“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更为严重的是“民无建国之力”。
“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有人说:“恶国家胜于无国家。”陈独秀却认为“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谓予不信,试看中国的大地上,“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宁自由。”
因此,一旦“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
“亡国为奴,何事可怖。”这并非是没有爱国心,而实在是国家“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
听到这里,江山不禁笑了。嘴角向下的苦笑。
“诘问叱责”并不能代替科学的分析,“宁复为人,何物狂徒”的怒骂,也无助于了解陈一枝为什么竟然“敢为是论”。
十年前陈一枝在主办《安徽俗话报》的时候,他满怀爱国热忱,向人民大声疾呼,列强要“把我们几千年祖宗相倚的好中国,当作切瓜一般,你一块,我一块,大家分分”,号召大家赶快“振作起来”,保家卫国,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现在时隔十年,他的思想好似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弯,竟然发表了亡国“无所惜”的意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难道陈一枝真的愿意当亡国奴吗?
十年前,初出茅庐的陈一枝,他的思想基调是救亡图存,反帝爱国。
十年后,如果说陈一枝的愤激情绪是软弱性的曲折的反映,必须指出他是以一种迷惘悲伤的情绪。
《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可谓瑕瑜互见。愤时疾世与悲怆迷惘的情绪,无条件地倡导资产阶级民主和对它的美化,积极的基调与消极的结论,掺糅在一起。
《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使人们深切地感到陈一枝为追求民主而激烈跳动的脉搏。
这与现代网络中那些日夜盼望美帝王师来“解放”中国生活在“**”下的民众,无限崇拜西方“民主”的“精英”是完全不一样的。
陈一枝那是对自己的祖国爱知极处的愤怒!
会议散去。
在这个小酒馆的会议,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或者说,根本没有引起注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了。
认为伤感过甚,等过了一段时间,这位朋友看到许多**残民的事实以后,又说:曩读独秀君之论,曾不敢谓然,今而悟其言之可味,而不禁以其自觉心自觉也。”
李寿昌继续道:“世人于一枝君之文,赞可与否,似皆误解,而人心所蒙之影响,亦且甚巨。盖文中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致使我的朋友欲寻自觉之关头,辄为厌世之云雾所迷,此际最为可怖…………”
李寿昌对陈一枝的批评是相当委
婉而温和的。
“不不不!”不等他说完,陈一枝忙止住道,“我那一篇文章论证爱国心与自觉心,最后得出如此的结论:亡国无所惜,亡国为奴,何事可怖,中国人在殖民主义者统治下当亡国奴,也比在当时中国做一个国民好,这显然是伤害了民族感情,理应受到诘问叱责。”
江山真是好奇的不得了,问道:“一枝先生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说了些什么呢?”
这是当年的大事件,很长一段时间都牢牢的占据各大新闻版面的头条新闻。江山竟然不知道?
江山总是很多方面让人震惊,但是却对这种常识一无所知。
瞿恩为江山做了解释。
陈独秀在当年的这篇文章里,首先指出“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
然后,他分别对爱国心和自觉心作了阐述,并指出中国人与欧美人对待国家的两种不同的认识和态度。中国人把国家看作“与社稷齐观”,爱国与“忠君同义”。而人民不过是那些缔造大业、得天下者的“牺牲”品而已,并“无丝毫自由权利与幸福”。欧美人看待国家与中国人不同。他们把国家看作“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之所以要建立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这才是立国的精神。所谓“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那么“爱之也愈殷,其愚也愈深,”“爱国适以误国。”
所谓自觉心,除了懂得立国的目的,还要了解自己的国家在当前世界政局中所处的“情势”。“不知国家的目的而爱之者”,如现在世界大战中的德国人、日本人,他们的爱国心“乃为侵犯他人之自由而战者也”,这不是爱国主义,而是帝国主义,侵略主义。“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者”,如朝鲜人、中国人等“皆是也”。现在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而中国本身却法日废、吏日贪、兵日乱、匪日众、财日竭、民日偷、群日溃,“政纪至此,夫复何言。”即使换一批官吏上台执政,“取而代之者,亦非有救民水火之诚,则以利禄毁人如故也”,依然是敌视异己,耀兵残民,漠视法治,紊乱财政,奋私无已,“殆更有甚焉。”总之,“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
陈独秀对政府及其官吏进行了一番鞭挞之后,又进而论证“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更为严重的是“民无建国之力”。
“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有人说:“恶国家胜于无国家。”陈独秀却认为“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谓予不信,试看中国的大地上,“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宁自由。”
因此,一旦“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
“亡国为奴,何事可怖。”这并非是没有爱国心,而实在是国家“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
听到这里,江山不禁笑了。嘴角向下的苦笑。
“诘问叱责”并不能代替科学的分析,“宁复为人,何物狂徒”的怒骂,也无助于了解陈一枝为什么竟然“敢为是论”。
十年前陈一枝在主办《安徽俗话报》的时候,他满怀爱国热忱,向人民大声疾呼,列强要“把我们几千年祖宗相倚的好中国,当作切瓜一般,你一块,我一块,大家分分”,号召大家赶快“振作起来”,保家卫国,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现在时隔十年,他的思想好似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弯,竟然发表了亡国“无所惜”的意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难道陈一枝真的愿意当亡国奴吗?
十年前,初出茅庐的陈一枝,他的思想基调是救亡图存,反帝爱国。
十年后,如果说陈一枝的愤激情绪是软弱性的曲折的反映,必须指出他是以一种迷惘悲伤的情绪。
《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可谓瑕瑜互见。愤时疾世与悲怆迷惘的情绪,无条件地倡导资产阶级民主和对它的美化,积极的基调与消极的结论,掺糅在一起。
《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使人们深切地感到陈一枝为追求民主而激烈跳动的脉搏。
这与现代网络中那些日夜盼望美帝王师来“解放”中国生活在“**”下的民众,无限崇拜西方“民主”的“精英”是完全不一样的。
陈一枝那是对自己的祖国爱知极处的愤怒!
会议散去。
在这个小酒馆的会议,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或者说,根本没有引起注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