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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在等着他，文艺界的、非文艺界的，国内的、外事的，都要他去陪同访问、吃饭、座谈、出访，真是应接不暇。现在加上个“跃进”，他病倒了，勉强住了一个月院，略微好转，稍可活动，他就走出家门，短短几个月，写出了三个剧本，《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反映大跃进时代，都是他不熟悉的体裁，质量可想而知。
他心中有一种欲罢不能的热情，情不自禁就想写一点什么。
当然，他也有不少苦衷，有时候，他想说想写想干的，都办不成，不能说不能写不能干。而他不想做的，尤其是不想参加的活动，他也得参加，在显赫位置，需要发言、表态。
反胡风运动中，老舍虽和他关系很好，抗敌协会时，一为总务部主任，一为研究部主任，老舍还曾找人，推荐一度失业的胡风到复旦大学任教，可谓知情、知己，但也积极参与其事，连续写了《看穿了胡风的心》、《扫除人民胎气的垃圾》、《都来参加战斗吧》等“檄文”，予以“声讨”，多数是迫于形势和压力的表态。但从标题等方面就可以看出，它和“文革”时期，“大批判”运动中所用的语言、腔调是一路的。老舍这个积极表态的人，在“文革”刚开始就不堪其辱，自尽而死，胡风则是1965年判刑后，须到四川落户，行前大悲，写了四封信，文艺界唯一受到他的信的只有老舍，也幸亏胡风及早就远离运动和是非的中心，否则他的劫难比老舍来，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反右时，吴祖光被划为右派，陈徒手说：“老舍与吴祖光是同行，不得不公开发言批判他。而对吴祖光来说，大概多挨几场口诛笔伐也伤不到哪里去罢。老舍的作家良心并没有泯灭。不久将吴祖光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农场，吴妻新凤霞迫于生计，将吴收藏的齐白石的话拿去变卖，恰被老舍买到。见是吴祖光的收藏品，便说等吴从北大荒回来时‘物归原主’，可见他在会上、报上发表的斥骂吴的话并非由衷之言。吴祖光到北大荒劳改时，正直**发动大跃进运动，新凤霞去河北农村劳动，亲眼见到公社干部如何指挥社员连夜把几亩地的麦子移到一块田里，回到城里，她是把老舍当做好朋友，将此事告诉老舍，老舍忙叮嘱她：‘你可千万别跟人说呀！’”。
六十年代初，老舍的话剧有意回避了现实题材，写了一些儿童、历史、民族等题材的作品。但上面的关注、更改指令始终没有断过。1962年老舍发牢骚：“写童话剧《宝船》，我就生怕把皇帝写胖了写瘦了，写的不合适就会引来批评。”1965年，老舍的创作明显跌入谷底，他无法适应环境严峻的尺度。他看了不少现代戏，但很少表态，想努力跟上形势，但又力不从心。北京人艺一个老编剧蓝荫海与老舍同在北京郊区密云县体验过生活，他叹息道：老舍写的真苦，苦极了。
林斤谰就认为：老舍是文艺界配合政治的快手和高手。建国之后为这个运动那个运动写了三十多个剧本，其中发表的二十几部，包括话剧15部，歌剧3部，曲剧1部翻译局1部。为出笼的半成品、反复修改的草稿更是无从计算，不为外人所知。建国后受到领导的器重，刚写了《龙须沟》，便得了“人民艺术家”的高帽，他就不能不起劲的歌颂。但他骨子里毕竟是个作家，他知道什么是艺术品，什么不是。他在30年代初就写过一本《文学概论讲义》，他认为中国的艺术理论至少是不发达的。不发达的原因是我们的先贤古哲多半把文学当成“载道”、“明理”的奴婢，当成一种改头换面的哲学、政治、伦理、道德等等说教的工具，它固有的规律反倒成了不足道的微末之技。就是在50年代“歌颂”的间隙，老舍也写过理性文章，用以严肃争鸣，如《论悲剧》、《勤学苦练，提高作品质量》、《创作的繁荣和提高》等等。他在《自谴》中说道：“文艺不是我的浮桥，而是我的生命。”
因此说，作为作家的老舍是切实存在的，对国家如骨如血的眷恋也是存在的（如抗战时）。老舍是个比较复杂的人。赵树理有一次刚从苏联回来作报告，说不愿多住，理由是“屋里屋外没地方吐痰”。说着说着，右手提上左袖口，给大家看一只手表，叹道三头毛驴的价。他还把音乐说成牛叫马叫，一时成了名言。老舍不是这样简单的人。鲁迅在世时说他“油滑”，主要说的是先前的作品。林斤澜认为老舍是一个有心机的，智慧过人、知人知世的人。他八面玲珑，以“外场”和“交游”闻名，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两面人！
并且，对于一系列的社会活动以及随头衔而来的种种事务的增多，难以应接，他心里不能说没有矛盾。有了社会地位，得到社会肯定，生活、创作上也受到照顾、支持，这都是有利的一面。但一个人冷静后想想，会感到不安、空虚和痛苦的。回国以 粪后，他写的文章绝大多数是命题性的，规定了内容、主题，限制了题材、篇幅。他检讨10年来我不算不辛苦，天天都要动动．可是我没黜一漱出的作品来。
他又感叹道：年轻人，总急着出名，他们不知道，名人不是那么好当的。成了名，那名字就不只属于你自己……当名人是要’事 付出代价的，甚至牺牲个人的自由……其实，这也不尽然。相反的例子也是浪费，对社会而言，未尝就不是。
有的。如果自己坚守寂寞，也不是不可能。早在1957年，西方有客人来，就问过他，为什么要参加那么多活动，你是个作家，就该专心写作。
老舍感谢他的好意提醒，却又心安理得，认为就应该这样，而不能只是埋头写作，专顾个人名利，他要为社会贡献才智，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显然，他除了有所顾虑，不得不如此说话以外，思想里也还是留有不少误区的。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和定位应该准确，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急功近利，勉力干了不能干的，绝对干不好，对自己来说是个巨大作品是造福千秋的事，更该离功利热闹的世界远一些。作家写出优秀作品来，传之永久，就是对社会、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也是他的定位所在。“最需要的地方”不一定是最合适的地方，也常常是最不合适的地方，在那样的地方也能干事情，却放错了位置，会把“作家”的功能缩小了，把“大师”降到“匠人”的水准上去，一个时代不缺少“匠人”，却十分缺少“大师”。“大师”是属于全人类的，“匠人”却只属于他的时代。
老舍的误区就在于，他把一个“大师”降格为“匠人”了，多少也以为写东西只是他个人的行为，写好一个东西只是为他个人得名利，而不把它当作是自己对社会所能做出的最好“贡献”，是社会真正“最需要”他来做的。
其实他明白自己在干什么。
林斤澜说，他早期看见老舍时，通常头上戴一顶英国呢子礼帽，穿一身剪裁合体、面料考究的绛色西装，戴金丝眼镜，手执文明棍，活脱脱一个洋绅士。他进会场，右手拄棍，左手托帽，有点措“手”不及。他眼睛往四处瞧瞧，说：“找不到钉子，帽子还是挂在我的头上吧。”大家都笑，他自己不笑。当时新中国成立，他的确很激动，对政治也就积极配合。
1954年12月，老舍写出《茶馆》，1957年《茶馆》在《收获》创刊号发表。可惜受“大跃进”影响，《茶馆》只演了3个月，被迫停演。5年后，人艺对剧本老舍与冯乃超作了修改，加入了“革命”与“反抗”等主题，老舍未置可否。即使这样，它很快也受到挤兑，演出几十场后，悄悄停演。直到1979年，人艺为纪念老舍诞辰80周年，第三次把它搬上舞台，获得巨大成功。巡回到德国、法国、美国等地演出，都受到热烈欢迎。
到了夏天，他又不得不修正自己的思想了，不然会被上纲上线，躲不过“反右”这一关。可是，看到许多青年人无端被打成“右派”，自己真正认可的意见不仅不能坚持，反要“文过饰非”，他内心也很痛苦。
但老舍的大师品性和人格良知，会时时来召唤他，向着艺术的本真性回归。他在紧跟政治热情和时代需要写作的同时，也写了两个他所熟悉的过去那段社会生活的著作，这就是永远放射着光芒的艺术珍品《茶馆》和《正红旗下》。这样，他才继《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和《四世同堂》之后，赢得了艺术人生的第三次辉煌！
学习在等着他，文艺界的、非文艺界的，国内的、外事的，都要他去陪同访问、吃饭、座谈、出访，真是应接不暇。现在加上个“跃进”，他病倒了，勉强住了一个月院，略微好转，稍可活动，他就走出家门，短短几个月，写出了三个剧本，《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反映大跃进时代，都是他不熟悉的体裁，质量可想而知。
他心中有一种欲罢不能的热情，情不自禁就想写一点什么。
当然，他也有不少苦衷，有时候，他想说想写想干的，都办不成，不能说不能写不能干。而他不想做的，尤其是不想参加的活动，他也得参加，在显赫位置，需要发言、表态。
反胡风运动中，老舍虽和他关系很好，抗敌协会时，一为总务部主任，一为研究部主任，老舍还曾找人，推荐一度失业的胡风到复旦大学任教，可谓知情、知己，但也积极参与其事，连续写了《看穿了胡风的心》、《扫除人民胎气的垃圾》、《都来参加战斗吧》等“檄文”，予以“声讨”，多数是迫于形势和压力的表态。但从标题等方面就可以看出，它和“文革”时期，“大批判”运动中所用的语言、腔调是一路的。老舍这个积极表态的人，在“文革”刚开始就不堪其辱，自尽而死，胡风则是1965年判刑后，须到四川落户，行前大悲，写了四封信，文艺界唯一受到他的信的只有老舍，也幸亏胡风及早就远离运动和是非的中心，否则他的劫难比老舍来，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反右时，吴祖光被划为右派，陈徒手说：“老舍与吴祖光是同行，不得不公开发言批判他。而对吴祖光来说，大概多挨几场口诛笔伐也伤不到哪里去罢。老舍的作家良心并没有泯灭。不久将吴祖光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农场，吴妻新凤霞迫于生计，将吴收藏的齐白石的话拿去变卖，恰被老舍买到。见是吴祖光的收藏品，便说等吴从北大荒回来时‘物归原主’，可见他在会上、报上发表的斥骂吴的话并非由衷之言。吴祖光到北大荒劳改时，正直**发动大跃进运动，新凤霞去河北农村劳动，亲眼见到公社干部如何指挥社员连夜把几亩地的麦子移到一块田里，回到城里，她是把老舍当做好朋友，将此事告诉老舍，老舍忙叮嘱她：‘你可千万别跟人说呀！’”。
六十年代初，老舍的话剧有意回避了现实题材，写了一些儿童、历史、民族等题材的作品。但上面的关注、更改指令始终没有断过。1962年老舍发牢骚：“写童话剧《宝船》，我就生怕把皇帝写胖了写瘦了，写的不合适就会引来批评。”1965年，老舍的创作明显跌入谷底，他无法适应环境严峻的尺度。他看了不少现代戏，但很少表态，想努力跟上形势，但又力不从心。北京人艺一个老编剧蓝荫海与老舍同在北京郊区密云县体验过生活，他叹息道：老舍写的真苦，苦极了。
林斤谰就认为：老舍是文艺界配合政治的快手和高手。建国之后为这个运动那个运动写了三十多个剧本，其中发表的二十几部，包括话剧15部，歌剧3部，曲剧1部翻译局1部。为出笼的半成品、反复修改的草稿更是无从计算，不为外人所知。建国后受到领导的器重，刚写了《龙须沟》，便得了“人民艺术家”的高帽，他就不能不起劲的歌颂。但他骨子里毕竟是个作家，他知道什么是艺术品，什么不是。他在30年代初就写过一本《文学概论讲义》，他认为中国的艺术理论至少是不发达的。不发达的原因是我们的先贤古哲多半把文学当成“载道”、“明理”的奴婢，当成一种改头换面的哲学、政治、伦理、道德等等说教的工具，它固有的规律反倒成了不足道的微末之技。就是在50年代“歌颂”的间隙，老舍也写过理性文章，用以严肃争鸣，如《论悲剧》、《勤学苦练，提高作品质量》、《创作的繁荣和提高》等等。他在《自谴》中说道：“文艺不是我的浮桥，而是我的生命。”
因此说，作为作家的老舍是切实存在的，对国家如骨如血的眷恋也是存在的（如抗战时）。老舍是个比较复杂的人。赵树理有一次刚从苏联回来作报告，说不愿多住，理由是“屋里屋外没地方吐痰”。说着说着，右手提上左袖口，给大家看一只手表，叹道三头毛驴的价。他还把音乐说成牛叫马叫，一时成了名言。老舍不是这样简单的人。鲁迅在世时说他“油滑”，主要说的是先前的作品。林斤澜认为老舍是一个有心机的，智慧过人、知人知世的人。他八面玲珑，以“外场”和“交游”闻名，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两面人！
并且，对于一系列的社会活动以及随头衔而来的种种事务的增多，难以应接，他心里不能说没有矛盾。有了社会地位，得到社会肯定，生活、创作上也受到照顾、支持，这都是有利的一面。但一个人冷静后想想，会感到不安、空虚和痛苦的。回国以 粪后，他写的文章绝大多数是命题性的，规定了内容、主题，限制了题材、篇幅。他检讨10年来我不算不辛苦，天天都要动动．可是我没黜一漱出的作品来。
他又感叹道：年轻人，总急着出名，他们不知道，名人不是那么好当的。成了名，那名字就不只属于你自己……当名人是要’事 付出代价的，甚至牺牲个人的自由……其实，这也不尽然。相反的例子也是浪费，对社会而言，未尝就不是。
有的。如果自己坚守寂寞，也不是不可能。早在1957年，西方有客人来，就问过他，为什么要参加那么多活动，你是个作家，就该专心写作。
老舍感谢他的好意提醒，却又心安理得，认为就应该这样，而不能只是埋头写作，专顾个人名利，他要为社会贡献才智，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显然，他除了有所顾虑，不得不如此说话以外，思想里也还是留有不少误区的。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和定位应该准确，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急功近利，勉力干了不能干的，绝对干不好，对自己来说是个巨大作品是造福千秋的事，更该离功利热闹的世界远一些。作家写出优秀作品来，传之永久，就是对社会、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也是他的定位所在。“最需要的地方”不一定是最合适的地方，也常常是最不合适的地方，在那样的地方也能干事情，却放错了位置，会把“作家”的功能缩小了，把“大师”降到“匠人”的水准上去，一个时代不缺少“匠人”，却十分缺少“大师”。“大师”是属于全人类的，“匠人”却只属于他的时代。
老舍的误区就在于，他把一个“大师”降格为“匠人”了，多少也以为写东西只是他个人的行为，写好一个东西只是为他个人得名利，而不把它当作是自己对社会所能做出的最好“贡献”，是社会真正“最需要”他来做的。
其实他明白自己在干什么。
林斤澜说，他早期看见老舍时，通常头上戴一顶英国呢子礼帽，穿一身剪裁合体、面料考究的绛色西装，戴金丝眼镜，手执文明棍，活脱脱一个洋绅士。他进会场，右手拄棍，左手托帽，有点措“手”不及。他眼睛往四处瞧瞧，说：“找不到钉子，帽子还是挂在我的头上吧。”大家都笑，他自己不笑。当时新中国成立，他的确很激动，对政治也就积极配合。
1954年12月，老舍写出《茶馆》，1957年《茶馆》在《收获》创刊号发表。可惜受“大跃进”影响，《茶馆》只演了3个月，被迫停演。5年后，人艺对剧本老舍与冯乃超作了修改，加入了“革命”与“反抗”等主题，老舍未置可否。即使这样，它很快也受到挤兑，演出几十场后，悄悄停演。直到1979年，人艺为纪念老舍诞辰80周年，第三次把它搬上舞台，获得巨大成功。巡回到德国、法国、美国等地演出，都受到热烈欢迎。
到了夏天，他又不得不修正自己的思想了，不然会被上纲上线，躲不过“反右”这一关。可是，看到许多青年人无端被打成“右派”，自己真正认可的意见不仅不能坚持，反要“文过饰非”，他内心也很痛苦。
但老舍的大师品性和人格良知，会时时来召唤他，向着艺术的本真性回归。他在紧跟政治热情和时代需要写作的同时，也写了两个他所熟悉的过去那段社会生活的著作，这就是永远放射着光芒的艺术珍品《茶馆》和《正红旗下》。这样，他才继《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和《四世同堂》之后，赢得了艺术人生的第三次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