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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后我和顾惟谦就搬去了阳明山，像是怕我会落跑，顾家祖父母和父母很长一段时间，都一直住在台湾没有回温哥华。
顾家祖父母年过八十，身体仍然健朗，胃口甚至好过我。我唯一会被他们数落的事，就是每次吃饭吃得太少。
关于吃饭这件事，我也很冤枉。
有点忘记是九岁还是十岁健康检查的时候，医生表示我的生长发育比预期要快一些，虽然已经过了性早熟的年龄，但仍要留意第二性征的发育状况。我父亲身高在一米七五上下，但我母亲身材娇小，身高不足一米五五，于是我十一岁来初潮用X-ray测过骨龄后，医生预判我的身高也不会超过一米六。
我的医生并不觉得我存在发育过快的问题，不建议我用药，只需健康饮食和规律运动就好。于是母亲遵循营养师和私人教练的建议，陪我一起吃每一顿饭，监督我每天都要去投篮游泳和跳绳。
我虽然不是挑食的人，但每天在家吃营养餐、一周只能吃一次甜品、课外时间都被母亲和教练划分，对于青春期的我来说，实在过于痛苦。本就被禁止一切零嘴的我，越来越不爱吃东西，哪怕一天至少包含一顿中餐，那些清汤寡水的做法也让我味如嚼蜡。
另一个苦不堪言的人是我父亲，但是他有的是机会在工作间隙吃亚洲街，徒留我一人用越缩越小的胃口，与我母亲严格的饮食管理做抗衡。
所幸我十三岁时，终于有机会随我父亲长久地离开枯燥乏味的欧洲大陆，去中国大陆念书。中国美食真的数也数不尽，但不知是否逆反过头在短时间内吃了太多高油重口的东西，或是外祖父的日耳曼基因导致我并没有如我父亲那般拥有一个中国胃，总之我在中国经常因为水土不服，无福享受“美食自由”。
当时除了广州的培正，我还去上海、嘉兴，和日本的大阪念过中学。跟着父亲边走边读书导致我在最该发奋图强的中学时代念书念得稀稀落落的，祖父当年也是十三岁就去日本留学了，我在大阪读的中学校长是他的老同学，他老人家不知哪日心血来潮找老同学看了我的成绩单，然后紧急阻止了我父亲的教育方式，极力劝说我母亲要把我接去加拿大读高中，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我们常家三代人的藤校辉煌，止于我常自翩。
所幸我祖父对那些火鸡自由洗脑包毫无执着，名校光环对普通人来说才是光环，对我来说就像玩一个“INever”的游戏，现在没有做过的事，只是因为我还没做，还不想做。
也许我一辈子都不会做。
就算我问过一圈，发现只有我一个人没做过，但这也只会让我在当下掰下一根手指罢了，我并不会因此输掉游戏。
我在旧金山老派地听了一年的KJazz电台，接触了艺术史入门后，决定休学。来到台湾是20岁，刚成年的秋天。我外祖父是小有名气的短片导演，外祖母家又是本地财阀，我随便找了个没听过的系所游学旁听。
自然还是从大一开始听课。但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独自领略到“国文”的魅力，那位齐刘海短发黑镜框的女老师，颠覆了我对“国文老师”的刻板印象，她叫我们去搜寻形态各异的门牌，给我们看不同时期的麦当劳、来一客泡面广告，给我们念《国峻不回家吃饭》。
之所以在台湾只能游学，是因为我的中文水准实在太差，无法念中文的大学，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跟我的父母用完整的中文长句说话，祖父要我背书做功课，我总是跑去玩。
在课堂上，为一首中文诗流泪，像是老天爷突然给我打开的一扇窗。
那之后我开始接触台湾各界艺文工作者，我外祖父的学生有次听我谈到蒋勋，便告诉我东海大学美术系请了蒋勋去讲学。我为了我和母亲读过的书和喜欢的作者，正要前往台中，却在高铁上得知祖父病危的消息。
为我安排行程的人，是茜娅阿姨，那一路承蒙她照料，我才不至于溃不成军。
那时，顾惟谦也在。
结婚后我和顾惟谦就搬去了阳明山，像是怕我会落跑，顾家祖父母和父母很长一段时间，都一直住在台湾没有回温哥华。
顾家祖父母年过八十，身体仍然健朗，胃口甚至好过我。我唯一会被他们数落的事，就是每次吃饭吃得太少。
关于吃饭这件事，我也很冤枉。
有点忘记是九岁还是十岁健康检查的时候，医生表示我的生长发育比预期要快一些，虽然已经过了性早熟的年龄，但仍要留意第二性征的发育状况。我父亲身高在一米七五上下，但我母亲身材娇小，身高不足一米五五，于是我十一岁来初潮用X-ray测过骨龄后，医生预判我的身高也不会超过一米六。
我的医生并不觉得我存在发育过快的问题，不建议我用药，只需健康饮食和规律运动就好。于是母亲遵循营养师和私人教练的建议，陪我一起吃每一顿饭，监督我每天都要去投篮游泳和跳绳。
我虽然不是挑食的人，但每天在家吃营养餐、一周只能吃一次甜品、课外时间都被母亲和教练划分，对于青春期的我来说，实在过于痛苦。本就被禁止一切零嘴的我，越来越不爱吃东西，哪怕一天至少包含一顿中餐，那些清汤寡水的做法也让我味如嚼蜡。
另一个苦不堪言的人是我父亲，但是他有的是机会在工作间隙吃亚洲街，徒留我一人用越缩越小的胃口，与我母亲严格的饮食管理做抗衡。
所幸我十三岁时，终于有机会随我父亲长久地离开枯燥乏味的欧洲大陆，去中国大陆念书。中国美食真的数也数不尽，但不知是否逆反过头在短时间内吃了太多高油重口的东西，或是外祖父的日耳曼基因导致我并没有如我父亲那般拥有一个中国胃，总之我在中国经常因为水土不服，无福享受“美食自由”。
当时除了广州的培正，我还去上海、嘉兴，和日本的大阪念过中学。跟着父亲边走边读书导致我在最该发奋图强的中学时代念书念得稀稀落落的，祖父当年也是十三岁就去日本留学了，我在大阪读的中学校长是他的老同学，他老人家不知哪日心血来潮找老同学看了我的成绩单，然后紧急阻止了我父亲的教育方式，极力劝说我母亲要把我接去加拿大读高中，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我们常家三代人的藤校辉煌，止于我常自翩。
所幸我祖父对那些火鸡自由洗脑包毫无执着，名校光环对普通人来说才是光环，对我来说就像玩一个“INever”的游戏，现在没有做过的事，只是因为我还没做，还不想做。
也许我一辈子都不会做。
就算我问过一圈，发现只有我一个人没做过，但这也只会让我在当下掰下一根手指罢了，我并不会因此输掉游戏。
我在旧金山老派地听了一年的KJazz电台，接触了艺术史入门后，决定休学。来到台湾是20岁，刚成年的秋天。我外祖父是小有名气的短片导演，外祖母家又是本地财阀，我随便找了个没听过的系所游学旁听。
自然还是从大一开始听课。但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独自领略到“国文”的魅力，那位齐刘海短发黑镜框的女老师，颠覆了我对“国文老师”的刻板印象，她叫我们去搜寻形态各异的门牌，给我们看不同时期的麦当劳、来一客泡面广告，给我们念《国峻不回家吃饭》。
之所以在台湾只能游学，是因为我的中文水准实在太差，无法念中文的大学，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跟我的父母用完整的中文长句说话，祖父要我背书做功课，我总是跑去玩。
在课堂上，为一首中文诗流泪，像是老天爷突然给我打开的一扇窗。
那之后我开始接触台湾各界艺文工作者，我外祖父的学生有次听我谈到蒋勋，便告诉我东海大学美术系请了蒋勋去讲学。我为了我和母亲读过的书和喜欢的作者，正要前往台中，却在高铁上得知祖父病危的消息。
为我安排行程的人，是茜娅阿姨，那一路承蒙她照料，我才不至于溃不成军。
那时，顾惟谦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