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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出生于民国初年,只读过几年私塾,一辈子当农民,他和母亲抚育了我们兄弟姐妹九个成人,个个读书,成家立业。他们虽然没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但是,父亲的一句话却能让我受用终生,并将福泽子孙。这就是他常向我们念叨的——我为你们谋出了好路,你们兄弟姐妹好作人啊!
开始,我对父亲的这句话并不理解,因为我高中毕业之后,一直在家务农,那时取消了高考,升学要靠大队和公社推荐,而当时父亲被当作农村走资派批斗,推荐上学自然没有我的份儿。所以,当父亲说这话时,难免表现出对他的不满。这时,父亲就会理直气壮地说:“我一生一世,一没讨米,二没做贼,三没抢劫,你们不好做人还有谁好做人?”这句话放到现在来说,只能说他是一个守法的公民,并不出奇,但是从旧社会经历过来的人,就会知道能作到这几点,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解放前,我家穷得叮当响,只有几分山地和一亩水田,主要依靠父母给别人打短工、零工、挑脚担的收入,要养活一家六口人,其艰难是难以想象的。可是,不管有多难多苦,哪怕是一家人几天吃不上一顿饭,儿女们被饿得晕了过去,父母也从没有去做那些丢人现眼的事。实在没办法了,母亲就跑回娘家去,请求接济。这样的日子,一直到家乡解放时才结束。
家乡解放之后,我家分得了田土和山林,经济上摆脱了贫穷的困境;政治上也大翻身,父亲还当上了基层干部。但是,由于父亲为人正直,疾恶如仇,难免会得罪一些人,因此,每次政治运动中,父亲总是首当其冲,成为挨批斗的对象。然而每次批斗之后,经过审查,都没查出什么问题来。所以,运动一结束,又恢复了父亲的名誉和职务。而父亲从不知道吸取教训,看到违法乱纪和损公肥私或损人利己的事与人,总是给予严厉的批评,这也给下次的政治运动埋下了祸根。有时,母亲与我们兄弟劝说他,要他说话作事注意一点,不要老是得罪人。可父亲总是说:“我是大队干部,就应该对党和人民负责。如果怕这怕那,对工作不负责任,那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呢。再说:逢人不作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我走的是正路,有什么可怕的呀?”父亲就是这样,总是一条直路走到底。到了“文革”时期,他终于被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免除了大队干部的职务。对此,父亲非常坦然,他说:“我的路没走错,没有对不起党和人民群众的地方,也没有为祖先和子孙后代抹黑,我不后悔。”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兄弟姐妹都为人正直,只会走正路,没有谁走歪门邪道。尤其是本人,完全继承了父亲的秉性。在家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几年,正是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体力劳动特重,粮食又少,经常吃不饱,政治上又常受压制,可说是我一生中最艰难困苦的几年。但是,我从没有屈服过,既没去走歪门邪道,也没有向那些权贵们低头,更没去向什么人讨好,以谋取出路。我常想,黑白颠倒的时日是不会久长的,只要自己行得正,坐得正,总会有出头的日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面拨乱反正,父亲因为年纪较大,没再担任大队干部,但恢复了他的政治名誉,我们兄弟姐妹们也可以抬起头来做人了。我经过努力复习文化知识,于1979年考上了全国重点学校——湘潭大学,从而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之路。大学毕业之后,我吸取父亲的教训,没有走从政的道路,而是刻苦钻研业务。通过多年的努力,在自己所从事的行业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虽然谈不上出人头地,但也可聊以自慰了。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他的教诲却仍然时时在我们的耳边响起,警示着我们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
父亲出生于民国初年,只读过几年私塾,一辈子当农民,他和母亲抚育了我们兄弟姐妹九个成人,个个读书,成家立业。他们虽然没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但是,父亲的一句话却能让我受用终生,并将福泽子孙。这就是他常向我们念叨的——我为你们谋出了好路,你们兄弟姐妹好作人啊!
开始,我对父亲的这句话并不理解,因为我高中毕业之后,一直在家务农,那时取消了高考,升学要靠大队和公社推荐,而当时父亲被当作农村走资派批斗,推荐上学自然没有我的份儿。所以,当父亲说这话时,难免表现出对他的不满。这时,父亲就会理直气壮地说:“我一生一世,一没讨米,二没做贼,三没抢劫,你们不好做人还有谁好做人?”这句话放到现在来说,只能说他是一个守法的公民,并不出奇,但是从旧社会经历过来的人,就会知道能作到这几点,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解放前,我家穷得叮当响,只有几分山地和一亩水田,主要依靠父母给别人打短工、零工、挑脚担的收入,要养活一家六口人,其艰难是难以想象的。可是,不管有多难多苦,哪怕是一家人几天吃不上一顿饭,儿女们被饿得晕了过去,父母也从没有去做那些丢人现眼的事。实在没办法了,母亲就跑回娘家去,请求接济。这样的日子,一直到家乡解放时才结束。
家乡解放之后,我家分得了田土和山林,经济上摆脱了贫穷的困境;政治上也大翻身,父亲还当上了基层干部。但是,由于父亲为人正直,疾恶如仇,难免会得罪一些人,因此,每次政治运动中,父亲总是首当其冲,成为挨批斗的对象。然而每次批斗之后,经过审查,都没查出什么问题来。所以,运动一结束,又恢复了父亲的名誉和职务。而父亲从不知道吸取教训,看到违法乱纪和损公肥私或损人利己的事与人,总是给予严厉的批评,这也给下次的政治运动埋下了祸根。有时,母亲与我们兄弟劝说他,要他说话作事注意一点,不要老是得罪人。可父亲总是说:“我是大队干部,就应该对党和人民负责。如果怕这怕那,对工作不负责任,那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呢。再说:逢人不作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我走的是正路,有什么可怕的呀?”父亲就是这样,总是一条直路走到底。到了“文革”时期,他终于被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免除了大队干部的职务。对此,父亲非常坦然,他说:“我的路没走错,没有对不起党和人民群众的地方,也没有为祖先和子孙后代抹黑,我不后悔。”
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兄弟姐妹都为人正直,只会走正路,没有谁走歪门邪道。尤其是本人,完全继承了父亲的秉性。在家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几年,正是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体力劳动特重,粮食又少,经常吃不饱,政治上又常受压制,可说是我一生中最艰难困苦的几年。但是,我从没有屈服过,既没去走歪门邪道,也没有向那些权贵们低头,更没去向什么人讨好,以谋取出路。我常想,黑白颠倒的时日是不会久长的,只要自己行得正,坐得正,总会有出头的日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面拨乱反正,父亲因为年纪较大,没再担任大队干部,但恢复了他的政治名誉,我们兄弟姐妹们也可以抬起头来做人了。我经过努力复习文化知识,于1979年考上了全国重点学校——湘潭大学,从而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之路。大学毕业之后,我吸取父亲的教训,没有走从政的道路,而是刻苦钻研业务。通过多年的努力,在自己所从事的行业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虽然谈不上出人头地,但也可聊以自慰了。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他的教诲却仍然时时在我们的耳边响起,警示着我们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