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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公道，因为人家交出的东西多少也值几个钱，总得付点报酬才是。从长远看来也公道：须知这些东西对于劳改营是过分高级了，在那里反正都会被没收或者偷光。
马合烟可是押解队自己贡献的。当兵的拿出自己珍贵的马合烟和犯人们分享。但这也是公道的，因为他们也吃掉了犯人的面包，用掉了他们的砂糖（这种好东西敌人不配吃）。最后还有一件公道事；萨宁和梅列日科夫虽然没有拿出东西，可是捞到的好处比拿出东西的主儿还多——那是因为没有他俩这项交易就办不成。
人们在昏暗中拥挤地坐着，一些人嚼着属于身旁的人们的面包，而那些人眼睛盯着他们。押解员不让犯人单个地借火，两个小时只给点一次烟——那时整个车厢里烟雾腾腾，好像着了火。那些起先舍不得拿东西的人现在后悔没有交给萨宁，这时求他收下他们的东西，但是萨宁表示——等下回再说吧！
如果不是战后那几年的拖拖拉拉的列车，拖拖拉拉的“泽克车厢”不是一会儿换挂，一会儿被甩在车站上，这次行动就不可能进行得如此顺利和如此彻底。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那一段战后时期，也就不会有那么多惹人眼馋的东西。走了一个星期才到古比雪夫-一整整一个星期国家每天只发给二百五十克面包讲过这已经相当于双倍的围困时期的口粮），再加上一条风干鲜鱼和白水。其余的面包要用自己的东西去赎买。很快就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状况，押解队已经很不愿意收受东西，他们开始桃三栋四了。
他们被押进了古比雪夫递解站，洗了个澡，按原来的编队带回原来的车厢。一支新派来的押解队接收了他们。但是办理交接的时候，显然已经把搞东西的妙诀传授给下一班。于是那条赎买自己口粮的规矩又恢复了，直到新西伯利亚城。（不难设想，这条感染力极强的经验一定在各押解大队得到迅速的推广。）
在新西伯利亚城下车以后，叫他们在两条线路中间的地面坐下，来了一个没有见过的军官。他问：“对押解队有申诉没有？”大家茫然，没有人答话。
那头一个押解队队长的算盘打准了。
“泽克车厢”的乘客还有一点不同于列车里的其他乘客：他们不知道列车的去向，不知道他们该在哪一站下车。因为他们没有车票，也看不见车厢外挂着的那块站名牌。在莫斯科，让他们上车的地方有时离月台老远，连他们当中的本市人也认不出这是八个火车站中的哪一个。囚犯们在恶臭和拥挤的车厢里等待调车头，一等就是几小时。瞧，它来了。它把“泽克车厢”拉去挂在已经编组好的列车上。如果是夏天，会传来车站广播室的喇叭声：“由莫斯科开往乌发方面的列车在第三股道发车由莫斯科开往塔什干方面的列车在第一站台上车”这说明是喀山车站。熟悉“群岛”地理及其线路的行家们开始向同伴们讲解：沃尔库塔、伯朝拉都排除了，去那两个地方要从雅罗斯拉夫尔车站出发；基洛夫、高尔基劳改营也排除了。
荣誉的麦捆里也会掺杂进莠草。但这仅仅是莠草吗？毕竟没有什么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劳改营——却有高尔基劳改营，而且是怎样的魔窟啊！此外还专门有一座“以马克辛-高尔基命名的”苦役金矿（距离艾尔根四十公里）！是的，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同志，以您的心和您的名义”假如敌人不投降，就，你说出了一个满不在乎的字眼，可是瞧吧——你已经不再是文学界中的人了
莫斯科从来不往白俄罗斯、乌克兰、高加索方向送犯人，那些地方连自己的犯人也盛不下了。我们再听听。乌发方面已经发车，我们的没有动。塔什干的走了，我们还停着。“由莫斯科开往新西伯利亚城方面的列车离开车时间还有，请送旅客的同志们下车旅客们，请把车票准备好”开动了。是我们的！这能证明什么呢？暂时不清楚。伏尔加中游为我们准备着，南乌拉尔也为我们准备着。哈萨克斯坦的杰兹卡兹甘铜矿等着我们。等着我们的还有泰谢特的枕木浸制厂（听说那里的杂酚油会浸入皮肤和骨头，它的蒸气会充满肺叶——这就是死亡）。整个西伯利亚直到苏维埃港都在为我们准备着。科雷马是我们的。诺里尔斯克也是我们的。
如果是冬天，车厢封死了，听不见广播喇叭；如果押解班子又是严守条令的——你也不会听到他们谈论解送的路线。那么，就这样出发吧。让我们在人体的夹缝里，在车轮有节奏的隆隆声中睡去吧——也不知道明日窗外将出现的是森林还是草原（我指的是走廊一侧的窗外）。睡在中铺上的人，通过栅栏、走廊、双层玻璃以及窗外的又一道栅栏，总算还能看到站内的几股侧线和在列车外飞逝的一小块空间。如果玻璃上没有结冰，有时还能认出站名——什么阿甫修宁诺或者翁多尔之类。这些车站在哪儿？包房里没有人知道。有时候根据太阳可以判断我们这是往北还是往东。或者，在一个叫做什么图番诺沃的小站上，一个衣着破烂的普通犯被推进你们的包房。他会告诉你，他这是被押到丹尼洛夫市去受审。他担心会给判上一亩年。据此你们就能知道昨天夜晚通过了雅罗斯拉夫尔，同时这表明途中第一个递解站将是沃洛格达。这时候包房里必然会出现一些百事通，他们将板起面孔拿腔拿调地学说一遍那句有名的俗语：沃洛格达的押解队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学着北方人的口音，把每一个“o”字都念成重读。
光知道方向仍然等于一无所知；你们前面的那根细线上结着许许多多的小疙瘩，那就是一个一个的递解站，在任何一个站上都可能让你们拐弯。无论乌赫塔，无论因塔，无论沃尔库塔你都不喜欢，可是你以为五0一工程——穿过西伯利亚北部的冻土带铁路——比别处甜一点吗？告诉你，它比哪儿都糟。
战争结束五年以后，囚犯的各条水流终归流进了河床（或许仅仅是因为内务部扩大了编制？）。部里对数以百万计的积案进行了清理，从此每个犯人随附一包装在密封纸袋里的监狱档案，纸袋上专门为押解队做了一个切口，把押解路线露在外面。（除了押解路线，让押解人员知道更多的事情是没有好处的；档案内容对他们可能起腐蚀作用。）如果你躺在中铺上，又会倒着认字，当中士正好在你旁边停留的时候，也许你能碰巧窥认出谁谁将押往克尼亚日-波戈斯特，而你则是去卡尔戈波尔的。
唉，现在心里更增加了烦恼！——卡尔戈波尔劳改营怎么样？谁听说过？那儿的一般作业是什么活儿（有些一般作业是要人命的，有的稍轻一些）。那儿是个阎王殿？不是吗？
你怎么搞的，怎么出发时慌里慌张地没有给家里人捎个信？他们这会儿还以为你仍是在图拉附近的斯大林诺戈尔斯克劳改营里呢。如果你确实很心急，又确实很灵活，也许你能完成这个任务：谁身上或许藏着一厘米长的一截铅笔芯，谁或许有一张揉皱了的纸片。小心别让走廊上的押解员发现。（可是又不许脚朝走廊躺着，只许头朝走廊。）你弯曲着身子，脸扭向另一边，在车厢的晃动中给家里人写封信吧。告诉他们你突然被从原地提走，现在正在途中，到新地方以后可能一年只准写一封信，叫他们有个准备。你把信叠成三角形，上厕所时带去碰碰运气：说不定正好在进站前或刚一出站后让你们去解手，说不定押解员会在通过台打瞌睡，这时赶快踩踏板，找开下粪洞，用身子做掩护，把信捅进洞口！它会沾上尿和粪，但是可能通过洞口掉在轨道中间。甚至可能干干净净地蹿出去，被车下的气流卷起，打着旋儿落到轮子下面或者竟能躲过轮子而飘到路基的堤坡上。也许它将永远留在这里，直到来一场雨，下一场雪，直到它碎烂。也许会被人的手拣起。如果碰上这个人不是思想进步的，他会把地址写清楚，把字迹描整齐，或者另装一个信封——瞧，这封信兴许就能收到。这种信有时确有送到的——盖着欠资戳，磨破了，泡湿了，揉皱了，但是传来了清晰可闻的痛苦的心声
但更好是——你们要尽快地不要再当这种所谓的“福来儿”——可笑的新手、冤大头、牺牲品。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你们的信寄不到。就算寄到了，也不会给家里带去欢乐。既然你们进入了这个史诗的国度，就不要再用小时和昼夜衡量你们的生命。这里的进来和出去间隔着几十年、四分之一世纪。你们永远回不到你们原来的世界！你们越快地习惯于没有家，家里人越快地习惯于没有你们，那就越好，越轻快。
尽可能少有东西，免得为它们担惊受怕。不要有手提箱，省得押解队在车厢门口把它砸烂（每间包房要装二十五个人，你处在他们的地位能想出什么别的法子？）。不要有新皮靴，不要有式样新颖的便鞋，不要有毛料外衣：这些东西或在“泽克车厢”里，或在“乌鸦车”里，或在递解站的接收室里，反正都会被偷光、拿走、抢光和换掉。自己拱手交出去——屈辱将啃啮你们的心。让人家动武抢去——你们要为自己的财物落得嘴角流血。这些厚颜无耻的嘴脸，这种侮弄嘲笑的架势，这些两条腿的畜类令你厌恶——但是因为拥有私产并且为了它们浑身发颤，你们不就丧失了观察和理解这类现象的难得机会吗？你们以为基普林和古米列夫彩笔描绘的那些海上走私贩、海盗、伟大的私掠船船长不是跟他们一类的盗贼吗？他们正是这类人在罗曼蒂克的文学画面里他们是令人神往的，为什么在这里却令你们厌恶呢？
也要理解他们！监狱就是他们的老家。不论当局怎样慰扰他们，不论怎样减轻对他们的惩罚，不论怎样对他们实行大赦——内在的命运引导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返回这里来。群岛立法的第一个字不就是为他们而写的吗？在我国，私有权即使在狱外也曾一度被有效地取消了（后来取消者本人也爱上了占有）-一为什么在监狱里反倒要容忍它？你手脚太迟缓了，你没有及时地吃掉你的咸肉，你没把砂糖和烟草与朋友们分享——现在盗窃犯们便来翻你的行头，以便纠正你道义上的错误。丢给你一双穿烂了的鞋窝子，换走你的样式讲究的长筒靴。用一件油污的旧褂子换走你的绒绒衫。这些东西在他们手里也呆不久：你的靴子只能顶五次牌局的输赢。绒线衫明天就转手出去换一公升伏特加和一串香肠。一天以后他们将和你一样一无所有。这是热动力学的第二定律：一切差别都趋向均衡，趋向消失。
勿有！勿有一切！佛陀、基督、斯多噶学派、西尼克学派都这样教导我们。贪心不死的我辈为什么总是不能领悟这个浅显的教诲？我们不理解财产将毁灭我们的灵魂吗？
既然发了一条成鲜鱼，就让它捂在你的衣兜里直到下一个递解站吧，省得在车上央求喝的。一次发给了两天的面包和砂糖吗？那就一次吃掉吧。这样谁也偷不走了，省心了。你就会像天上的小鸟一样自由自在。
要拥有那些你永远可以随身携带的东西：要懂得各种语言，要了解各国情况，要知道各种人，让记忆成为你的行囊。记住一切！记住一切！只有这些痛苦的种子也许会有一天萌动和发芽。
向四周看看吧——人们在你周围。也许你今后的一生将时常回忆起其中的一个，并且将因为没有抓紧机会问清他的经历而追悔莫及。自己少说些——听到的会更多。无数人的生命的缕缕细丝从群岛的一个岛屿伸延向另一个岛屿，它们仅仅在一夜之间，在这样的隆隆作响的半明半暗的车厢里面交织，然后便永远分离。倾听它们微弱的嗡嗡声和车厢下面节奏均匀的撞击声吧——须知这是生命的纺锤在嗒嗒地转动。
有什么希奇古怪的故事在这里听不到！有多少令人捧腹的笑话！
请看栅栏旁边那个好活动的年轻法国人。他为什么老在那儿打转？他对什么那样惊奇？去对他解释解释！同时不妨详细问问他是怎么进来的。有一个人懂法国话，于是我们知道了：他叫马克斯-桑代尔，法国士兵。他在外面——他的甜蜜的法兰西——的时候也是这么爱到处钻，好奇。人家客客气气地告诉他，不要在俄国遣返中转站旁边打转，可他偏赖在那儿不肯走。这时候俄国人便请他喝酒，过了一会儿他就不记事了。等他醒来，已经躺在飞机舱内的地板上。他发现自己穿着红军制服，押解员的皮靴踩在他身上。他们现在宣布判了他十年劳改。这当然一定是一场恶作剧，将来能解释清楚的，是吗？哦，是的，亲爱的，能搞清楚，等着吧1（后来他在劳改营里又被判刑，二十五年，一九五七年才从奥泽尔拉格获释。）这类事情在一九四五——四六年不算希奇。
以上是法俄故事，再请听一个俄法故事。不，哪里！应该说是一个纯俄国的故事，因为除了俄国人谁能捣得了这种乱？我国历史上各个时代都出现过一些“容纳不下的人”如像苏里科夫画中的别廖佐沃的小屋容纳不下的缅希科夫那样的人。这位伊万-柯维尔钦科虽是个中等身材的精壮汉子，但仍然是哪里也容纳不下的。原因是小伙子长得白里透红，像牛奶里滴了血，偏巧魔鬼又在里面搀进了烧酒。他挺爱聊自己的事迹并且拿自己逗乐。他说的那些故事可以称为珍品，真值得一听。诚然，你好长时间也猜不出，他究竟是为什么被捕的？为什么算是个政治犯？不过也用不着把“政治犯”这块牌子当作什么光荣标记。拿什么耙子把你楼进来不都一样吗？
谁都知道是德国人而不是我们偷偷地准备搞化学战争。所以，不知是军需部门哪几个笨蛋的过失，我军从库班溃退时在某地机场上留下了大堆的化学炸弹是非常令人不愉快的。德国人可以利用这些东西制造一场国际丑闻。这时，上级给克拉斯诺达尔出生的柯维尔钦科上尉配备了二十名伞兵，空投到德军后方。任务是把这些极为有害的炸弹全部埋进土里。（读者已经猜到下文并且打起哈欠来：后来他被俘了，现在是叛国犯。可是你们一丁点儿也没有猜对！）柯维尔钦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带着二十号人无一损失地穿过火线回到了我方，被提名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
但是报批手续一两个月才能办完。而且，如果连这“英雄”的称号也装不下你，又该怎么办？“英雄”称号一般都是授给那些军事政治皆优的乖孩子的。而你的灵魂却像是发生了火灾，必须马上灌进点什么，可是又没有什么可灌。这该如何是好？既然你是全苏联的英雄，那些龟孙子们难道还舍不得多给你一升伏特加？尽管柯维尔钦科当真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卡利古拉，他也骑着马登上了市军管会的二楼。他对城防司令说：喂，发给我点伏特加！（他觉得采取这个方式比较神气，像个英雄，不容易拒绝。）他是因为这个被抓起来的？不，哪里话？因为这事，他从英雄降格为红旗勋章荣膺者。
柯维尔钦科太需要喝，可是伏特加哪能老有？非动脑筋不可。在波兰，他阻止了德国人炸毁一座桥。他于是觉得这座桥好比是他的私产。我方军管当局到来之前，他向波兰行人和车辆收缴过桥费：要不是我，你们这座桥早没了。杂种们！他收了一天一夜的过桥费（酒钱），干腻了。老在桥头上戳着也不是事儿——柯维尔钦科大尉向当地波兰人提出一项公平的解决办法：把这座桥从他手里买过去。（是为这事坐牢的？不是。）他要价不高，可是波兰人抠门，凑不齐份子。大尉先生丢下桥不要了。见他妈的鬼，让你们免费通过吧！
一九四九年他在波洛茨克担任伞兵团参谋长。师政治部对这位柯维尔钦科少校很伤脑筋，因为他的政治学习一塌胡涂。一次他要上头给他写一份进军事学院学习的鉴定。发下来以后，他看一眼就甩在桌子上；“带这号鉴定我甭去军事学院了，还是去投奔班杰拉吧！”（是为了这个吗？这件事本来足可以让他蹲上十年，可是躲过了。）再加上他这时候又批准了一个士兵的不合法的假期，他本人又酗酒开车，撞坏了一辆卡车。为此总共处罚他十天禁闭。担任看守的是他手下的兵，他们对他十分爱戴，放他从禁闭室出来到村子里去逛。这种“禁闭”本来是可以忍过去的，可是政治部又拿法庭吓唬他！柯维尔钦科这下子可恼了：噢，原来这样；埋炸弹——伊万，去吧！为一辆破中吉普就要你坐牢？夜间他爬窗跑掉，到了德维纳河边。他知道一个朋友在那里藏了.一艘摩托艇。他驾上开走了。
原来他并不是一个健忘的酒鬼：政治部对他的种种损害他统统要报复。他在立陶宛弃船上岸，跑去请求立陶宛人：“哥儿们，带我去找你们游击队2把我收留下来吧，你们不会后悔的。咱们一块把他们搞个底朝天！”但是立陶宛人认定他是当局派来的。
伊万衣服里缝着一张银行信用证。他买了一张去库班的车票。然而火车快到莫斯科的时候他在餐车里已经喝迷糊了。走出车站，眯缝着眼看了看莫斯科，对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说：“拉我去大使馆！”“去哪一个？”“管他妈哪一个，随便！”车开到了。“哪一国的？”“法国。”“好吧！”
也许是他的思路发生了混乱。去大使馆的意图原来是一样，现在又是一样。可是他的机灵劲和体力丝毫没有减弱；他没有去惊动使馆大门口的民警，而是悄悄溜进一条小街，翻过两人高的光滑的围墙。在大使馆院子里面比较顺利：没有人发觉或阻拦。他走进大楼，经过一间又一间的屋子，看见一个摆好食物的饭桌，桌上东西很多，但是他最希罕的是梨。他特别嘴馋，把军装上衣和裤子的口袋都塞满了。这时主人们进来吃晚饭。柯维尔钦科先发制人，朝他们大喊一声：“哎，你们这些法国佬！”他猛地想起一百年以来法国人一件好事也没有做。“你们为什么不闹革命？你们干吗要把戴高乐拉上台？还要我们把库班的小麦供你们吃？办一不一到！”法国人吓错了：“您是什么人？您是哪儿来的？”柯维尔钦科马上有了生意，拿出一副适当的腔调说：“国家安全部少校。”法国人不知所措地说：“不管怎么说，您不应该闯进来。您有什么事情？”“我来x你祖宗！”柯维尔钦科这句话已经是开门见山，打心眼里说出来的了。他在法国人面前又耍了一阵无赖，忽然听到隔壁在打电话报告他的事。他的头脑还是足够清醒的，开始撤退。可是口袋里的梨一路往下掉，屁股后头传来一阵阵的耻笑声。
然而，他不仅仅还有力气安然无恙地走出大使馆，而且还能继续往前走。第二天早晨他在莫斯科的基辅车站醒来（大约是想去西乌克兰吧？），紧接着就在这儿被逮住了。
侦查过程中，他遭到阿巴库莫夫亲手毒打，脊背上的伤痕肿起一巴掌厚。部长摸他当然不是为了偷梨，也不是为他对法国人义正词严的叱责，而是要他招供：受什么人收买？什么时候收买的？刑期自不待言是二十五年。
这类故事有很多，但是跟其他车厢里一样，到了夜间“泽克车厢”里也沉寂下来。夜间不会发鱼，不会给水，也不会让解手。
这时候，也和其他车厢一样，充满车厢的是车轮的均匀的咔哒咔哒的撞击声，它丝毫不破坏车内的寂静。这时候，如果押解员又离开了走廊，三号包房里的男犯就可以和四号包房的女犯小声对话。
在监狱里和女犯对话——是异乎寻常的。它带着一种崇高的意味，即使所谈的只是律条和刑期。
有一次，这样的对话进行了一个通宵。情况是这样的：它发生在一九五0年的七月，女犯包房里只有一名乘客。她是一个年轻的姑娘，莫斯科医生的女儿，根据五十八-10判的刑。男犯的包房里传出一阵嘈杂声：押解队把三间包房里的全部男犯赶进两间（每间塞进多少人，就不用问了）。接着，带进来一个完全不像囚犯的罪人。第一，他没有剃光头。他的波浪式的浅黄色头发——是真正的卷毛——挑衅地覆盖着他的优美而硕大的头颅。他年轻、仪态端庄，穿着一身英军制报。押解员带他通过走廊的时候，显出恭敬的样子（写在他的档案袋上的训令使押解队有点发怵）——这一切情景那个姑娘全看在眼里。可是那个人却没有看见这个姑娘（后来他多么惋惜！）。
根据乱轰轰的人声和杂沓的脚步声，姑娘判断出这是专为这人腾出一间包房，就在她隔壁。显然是不许他和任何人来往。因此她更有意要跟他交谈。包房之间是不能看见的，但是车内寂静的时候可以互相听到。傍晚，车厢里安静下来了。姑娘在长椅上紧挨着栅栏坐下，低声向他打招呼（也许是起先轻声唱歌。这个举动本应受到押解队的惩戒，但是押解队睡觉去了，走廊里没有人）。陌生人听到招呼，按她教的办法，也坐到同样的地方。现在他们背靠背坐着，紧贴着一层三公分厚的隔板，二人的嘴对着板壁的边缘，让声音穿过栅栏，悄悄地对话。他们的头和嘴唇挨得这样近，好像是在接吻，但是他们彼此不仅不能接触至u，连看一眼也是办不到的。
艾里克-阿尔维德-安德森听俄语的能力已经满过得去，讲话还有许多语病，不过基本上能够表达意思。他向这位姑娘介绍了自己奇异的经历（我们会在递解站里听到）。姑娘也把一个触犯了五十八河0条文的莫斯科女大学生的简单经历告诉了他。但是阿尔维德听得入神，他向这女孩子提出了好些有关苏联青年，苏联生活的问题。他所听到的和他以前从西方左翼报刊上以及他本人对苏联的正式访问中所了解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他们谈了一个通宵。对于阿尔维德说来，这一夜一切都汇合在一起了：一个生疏的国度里的奇特的囚犯车厢；永远能在我们心中引起回响的夜行列车的有节奏的咔哒咔哒的响声；姑娘的优美动听的嗓音、她的低语、她的近在耳旁的呼吸——近在耳旁，可是连看她一眼也不能够啊！（他已经有一年半没有听见过女人的声音。）
通过这位不可见的（而且可能是，而且当然一定是很美丽的）姑娘，他这才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声音整整一夜向他讲述着真情。一个人对一个国家的初次了解，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的。（在早晨他还将透过车窗看到俄罗斯的暗黑的草房顶——并将听到一位隐身的讲解员的凄切的低语。）
是的，这一切就是俄罗斯：旅途中放弃申诉的囚徒“斯大林”包房隔墙那边的姑娘，回房睡觉的押解队，衣兜里掉出的梨，掩埋起来的炸弹，登上二楼的马。
“宪兵！宪兵！”囚犯们欢喜地叫起来。他们高兴的是，下一段路程将要由宪兵押送，不用押解队了。
我又忘了打引号。以上的话是柯罗连科亲自说的。诚然，我们见到蓝箍帽的时候并不欢喜，但是如果你乘“泽克车厢”遇上了钟摆，无论见到谁都会高兴。
普通旅客在一个中途小站上车是需要一点本事的，可是下车有什么了不起？——先把东西甩下去，再往下跳就是了。而囚犯则大不一样。如果当地监狱的警卫队或者民警不来接车或者来迟了两分钟——得！列车开动了，这个作孽的囚犯就被拉向下一个递解站。如果真有个递解站把你接收下来，那还算好，又重新会发给吃的。但有的时候一直把你拉到这条路线的终点站，他们让你在空车厢里干等十八个小时，装上新犯人以后，再把你往回拉。到达原先那个车站的时候可能又没人来接，你又进了一条死胡同，又得在另一头坐等。要知道这整个期间是不给你供应伙食的！要知道你的口粮只开到第一个递解站。当地监狱马虎了，会计室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你已经转到图龙监狱的账面上去了。押解队没有义务拿自己的面包喂你。他们能把你这样晃荡六个来回（有过的！）：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伊尔库茨克，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等到你在图龙的月台上终于看到了蓝箍帽，恨不得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我的心肝宝贝，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在“泽克车厢”里两天时间就能把你拖得精疲力尽，气都喘不过来，浑身麻木。所以途中遇到大城市，你自己也不知道哪样好：是再受点罪，快点到达目的地，还是放出去进递解站，稍微松快一下。
但是你瞧押解队忙碌和奔跑起来。他们穿好军大衣走出来，用枪托敲打地板。这表示他们要全体犯人下车。
他们先在车门踏板前面围成一个圆圈，你刚一从踏板上掉下去、摔下去或滚下去，他们马上从四面八方震耳欲聋地朝你齐声吼叫（这是专门训练出来的）：“坐下！坐下！坐下！”几个人同时朝你喊，又不让你抬头看，这种手法具有很强烈的效果。好像在挨炮轰的情形下一样，你不由自主地龇牙咧嘴，手忙脚乱（你忙着到哪里去？），低低地弓着身子，赶上先下车的人们，和他们坐在一堆。
“坐下！”是一个很明确的口令，可是如果你是个初来乍到的，你还不明白它的意思。在伊万诺沃车站的待避线上，我听到这个口令的时候，正抱着手提箱（如果箱子不是在劳改营里做的，而是外面的产品，它的提手总要拽断，而且总是在最要命的时候）往前跑。我终于把箱子放到了地上，也没有看别人是怎么坐的，就在箱子上面坐下了。我的军官大衣还不太脏，下摆还没有剪短，总不能穿着它坐在枕木上，或者坐在浸透臭油的沙子上吧！押解队队长——红润的脸蛋，厚实的俄罗斯面型——大步跑来，我都没有来得及弄明白他这是为什么，要干什么，就见他显然是要用那只神圣的大皮靴惩办我的罪大恶极的脊背。可是不知是什么阻止了他，——他竟然不可惜那擦得担亮的靴尖，朝我的箱子猛增一脚，戳破了箱盖。“坐一下！”他给了一句解释。这时我才忽然发现我像一座塔似地矗立在四周的犯人们中间。还没有来得及提出“该怎么坐？”的问题，我自己就已经明白了该怎么坐，于是就像所有的人一样，像门前的狗、门后的猫一样，穿着我那心疼的军大衣一屁股坐在地下了。
（这只箱子我保存了下来。现在每当看见它的时候，我惯于用手指抚摸它的破口。它的破口不会愈合，不像身上的和心上的伤口。东西比人们更有记性。）
这种坐法也是有讲究的。如果屁股坐在地上，两膝势必抬起，重心移到后面，这样就不容易站起来，更不可能一跃而起。而且坐下来的时候要求我们挤得更紧些，使我们互相妨碍。如果我们想全体一齐向押解队扑过去——趁我们慢慢活动的时候就可以先开枪把我们解决掉。
让我们坐在这里，是为了等待“乌鸦车”（它分批运人，一次是拉不完的），或者是为了步行押送。他们尽力找隐蔽的地方安排我们坐等，为的是少让外面的人看见。但有的时候很难堪地直接把我们放在月台上或者空场上（在古比雪夫就是这样）。这对自由人是一场考验：我们倒是以毫无愧色的眼光坦然自在地上下打量着他们，可是他们该怎样看我们呢？以仇恨的目光？——良心不允许（因为只有叶尔米洛夫之流才相信人们坐牢是因为“作了案”）。以同情的目光？要是有人把你的姓名记下来呢？也会判上几年的；简单得很。于是我们骄傲的自由公民（“念吧，羡慕吧，我是苏联公民！”）垂下自己有罪的头，竭力根本不看我们，好像这儿是一片空地。老太婆们比别人勇敢：已经没法把她们变坏了，她们连上帝都信呢。她们从不大的长方面包上掰下一块扔给我们。还有刑满释放的劳改犯（当然不是政治犯）也不害怕。老劳改犯们知道这么一句话：“没进去过的——都要进去，进去过的——不会忘记。”你看，他们扔过来一包纸烟，为的是下回坐牢时也有人扔给他们。老婆婆手没劲，面包不到地方就掉下，而纸烟在空中打个弧旋直接飞进人堆里。押解人员马上哗啦哗啦地拉枪栓——瞄准老太婆，瞄准善良的心，瞄准面包；“喂，老婆子，走开！”
神圣的、摔成两半的面包在尘埃中静卧，直到我们被驱赶启程。
一般说来，坐在车站的地上的时刻是我们最美好的时刻。记得在鄂木斯克，叫我们坐在两列长长的货车之间的轨枕上。这个夹缝里没有行人（一定是在两头布了岗：“不许过去！”我们的国民即使在自由的时候也习惯于服从穿军大衣的人）。天快黑了。是八月。阳光晒烫的站内的油污的卵石还没有变凉，它们烘烤着我们的屁股。我们看不见站房，可是知道它在列车后面不远的地方。电唱机放送着欢快的音乐，人群的嘈杂声连成一片。不知为什么，挤在蓬首垢面的人群当中，席地坐在这个偏僻的角落，并不觉得羞辱；听到我们这些人再也不会跳的属于另一世界的青年们的舞曲，也并不觉得是对我们的讥笑；想象着现在月台上有人在迎接谁，有人在送别谁，甚至手里还捧着花束。这是近似于自由的二十分钟：暮色渐渐浓了，天上的星星，线路上红的和绿的信号灯，都亮了。音乐声仍在响着。没有了我们，生活照样进行——我们甚至已经不再懊恼。
爱上这样的时刻，监狱就会变得比较轻松。不然，愤怒会使你爆裂。
如果把犯人赶到“乌鸦车”跟前去的那一段路程包含着危险性，比如说旁边有街道和行人，那么押解条令还规定有一个很好的口令：“挽臂！”毫没有侮辱人格的意思——挽臂！老头和少年，姑娘和老太婆，健康人和残废，都挽起手臂！如果你的一只手拎着东西，你旁边的人就挽住你这只手臂，而你用空着的手去挽别人。现在你们比正常的队列紧缩了一倍。你们马上觉得行动艰难。由于东西的重量以及拿得不顺手而使身子失去平衡。你们都像瘸子一样一步一晃。你们这一群肮脏、灰暗、怪诞的生物，像一队盲人似地向前移动，互相间做出假装的温柔——这是怎样一幅人类的漫画啊！
也许前面根本就没有“乌鸦车”也许押解队队长是个胆小鬼，他害怕路上出问题，所以才叫你们这样。你们就得拖着沉甸甸的东西，跌跌撞撞、磕磕碰碰地穿过整个市区，一直走到监狱。
还有另一个口令，这已经是鹅的漫画了：“抓住脚后跟！”意思是，凡是空着手的人，都要用两只手抓住自己的脚踝骨附近的地方。现在——“齐步走！”（喂，读者诸君，请放下书本，在屋里走走看！如何？速度如何？能看到周围多大一块地方？怎么样逃跑？）诸位能够从旁想象出三四十只这种鹅类在一起的场面吗？（基辅，一九四0年）
气候不能总是八月；还可能是一九四六年的十二月。没有“乌鸦车”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押送你们步行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递解站。不难猜想“泽克车厢”的押解队在到达城市之前的几小时之内没有让你们解手，免得弄脏厕所。经过侦查以后你们身体都衰弱了，又被冻得感冒了，现在几乎是一点也憋不住尿，特别是妇女。哼，那有什么？马才需要停下来放松尿道，狗才需要躲到围墙边跷起一条腿。你们是人，可以边走边解，都是自己同胞，有什么害臊的？到递解站就会干了。薇拉-科尔涅耶娃弯下腰提一提鞋，落后了一步——押解员立刻唆使狼狗去咬她，狼狗隔着冬天的衣服咬进了她的小腿肚。不许落后！有一个乌兹别克人摔倒了，就用枪托打，用皮靴踢。
没啥了不起：这些事不会拍成照片登在dailyexpress（每日快报）上。至于押解队队长，他活到老耄之年也不会遭到审判。
“乌鸦车”也是从历史上传f来的。巴尔扎克描写的监狱马车有哪点不像“乌鸦车”？仅仅是拉得慢一些，里面塞得不那么紧。
诚然，在二十年代还是把犯人排成纵队，押着他们徒步通过市区，甚至通过列宁格勒。他们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把交通都阻断了。（马路两旁的人们发出对他们的谴责：“这下偷够了吧？”当时还没有人理解下水道的宏伟意图）
但是，随时注意着技术新动向的“群岛”毫不迟延地采用了“黑乌鸦”——更亲热的名称是“小乌鸦”（囚车）。第一批“乌鸦车”和第一批卡车同时出现在还是铺着卵石的马路上。它们的弹簧很硬，坐在车里颠得利害，好在囚犯们这时候已经不再是水晶制作的易碎品。然而早在一九二七年，它们的密封已经搞得很完善了：一条小缝也没有留下，一个小电灯泡也不装。既出不了气，也看不见东西。车斗子里当时也是每次都塞得满满的，只能人贴人地站着。并不是故意安排得这样挤，完全是因为车辆不够。
许多年间“乌鸦车”的外壳一直漆成铁灰色，可以说是把监狱的特征公开地亮在外面的。但是战后在我国各大首府忽然觉得这样不大对劲，决定把外壳涂上欢快的色调，写上“面包”（囚犯们本来就是供建筑工地消化的面包）、“肉类”（确切一点应当写为“骨头”）等字样，要不就写上“请饮苏联香槟！”
“乌鸦车”的内部，可能是一个简单的钢板车斗——四壁空空的畜圈，也可能四边装着长凳，不过这东西决不是为了让你舒服，而是相反；往这种车斗塞的人数决不会比全体站着的车斗能容下的人数少半个，可是在这种车斗里，人们只能像堆行李和麻包一样摞起来。“乌鸦车”的后部也可能设有一个单间——仅能容下一个人的窄长的钢匣子。也有整个车斗都隔成单间的；左右两排单人匣子，像监室一样上锁，中间给看守留一条过道。
你瞧着外面手举高脚杯咧嘴大笑的女郎：“请饮苏联香槟！”绝对想象不到里面会有这样一套复杂的蜂窝装置。
把犯人往“乌鸦车”里赶的时候，站成一圈的押解队员也是不断地喝叫：“喂，喂，快！快！”目的是不给你向四面张望和考虑逃跑的时间。他们连推带搡地把你轰上车，弄得你抱着行囊卡在狭窄的车门里，弄得你的头撞上车门的横楣。车后的钢板门扇费劲地闩上了——开车！
当然，在“乌鸦车”里连续乘坐几个小时是少有的事，经常只有二三十分钟。但是这半小时就能把你摇晃散架，把你骨头压断，把你身子挤扁。如果是高个儿，头还得窝着，——大概一定在回想着舒适的“泽克车厢”吧。
“乌鸦车”还意味着一次洗牌——新的相逢，其中印象最鲜明的当然是和盗窃犯的相逢。也许你未曾有过跟他们同乘一间包房的缘分，也许将来即使在递解站里也不会把你们放进同一间监室，但是此时此地你是被交给他们摆布了。
有时候拥挤到这种程度，连盗贼们也不好做手脚。你们的腿和胳臂钳在别人身体与背囊的夹缝甲、好像戴上了大枷。只有车子经过坑坑洼洼的地面，把所有的人都甩起来，好像五脏六腑都要颠出来的时候，你们的四肢才能换换位置。
有时候松动一些。盗贼们在半小时之内就有办法把所有人的行囊的内容都检查一遍，把“杆菌”（好吃的食物）和较像样的“破烂”（衣服）统统收归己有。主要是你那些怯懦的和识时务的考虑（你仍然认为主要的敌人和主要的事业还在前面的什么地方，所以你必须为此保全自己的身体，结果你就一点一滴地开始丧失着自己的不死的灵魂）阻止着你去和他们格斗。如果你抡起拳头去跟他们拼，那么你的肋骨之间准会吃上几刀。（不会进行侦查，即便侦查，他们也不会吃亏：顶多让他在递解站里暂时刹车，不再往远地劳改营遣送就是了。你们也会同意：社会亲近分子和社会异己分子之间发生格斗，国家是不能站在后者一边的。）
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后援会官员退休上校卢宁一九四六年在布蒂尔卡监室里说了一件事：三月八号，在由莫斯科市法院解赴塔干卡监狱的途中，一群盗窃犯在“乌鸦车”里当着他的面轮奸了一个正准备结婚的姑娘（车里面的其他人对这件事都默不作声，袖手旁观）。这个姑娘是当天早晨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自己到法院来的，还特意地打扮得漂亮一些（她以擅离职守的罪名受到审判，其实这是她的上司为了报复她不肯和他姘居而捏造的罪名）。“乌鸦车”开动前半小时，按照有关法令给姑娘判处了五年。她被推进厂“乌鸦车”于是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大约在经过花园环行路的时候（“请饮苏联香槟”），被变成了一名营妓。怎么说才对？仅仅是盗窃犯干的？不是狱吏吗？不是她的那个上司吗？
还有盗贼式的温存：姑娘被强xx后还遭到洗劫。他们扒掉了她今天穿来想让审判员们入迷的漂亮皮鞋和上衣，转手就给了押解员。押解人员把车停下来，下去买了优特加送回车里，因而盗窃犯们又用姑娘的钱痛饮了一场。
进了塔干卡监狱，这个姑娘痛哭流涕地向当局告状。军官听完了以后打了个哈欠说：
“国家不能为你们每一个人提供单独的交通工具。我们不具备这个条件。”
不错“乌鸦车”的确是“群岛”的“瓶颈”如果说“泽克车厢”里不具备把政治犯和刑事犯隔开的条件，那么“乌鸦车”里更是不可能把男犯和女犯隔开。而且怎么能要求盗贼们不利用两个监狱之间的空隙过一次“十足的生活”呢？
如果不是有盗窃犯的话，那么应该感谢“乌鸦车”给予我们和女人们相遇的短暂的机会。在监狱生活中，除了这里，还能在什么地方见到、听到和接触到她们？
一九五0年有一次把我们从布蒂尔卡运往火车站。坐得很松快，一辆有长凳的“乌鸦车”总共才装了十四个人。全坐好以后，忽然又推进一个女的。她紧挨车门坐下。起先她是很害怕的，因为和十四个男人同坐在一个黑匣子里面，在这里她是得不到一点保护的。但是说过几句话以后，她明白了这里全是自己人，全是五十八条的。
她自报了姓名：列宾娜，上校的妻子。她是紧随她的丈夫之后被捕的。忽然，一个根据年纪和瘦小的外貌看起来顶多是个中尉的沉默寡言的军人开口问她：“请告诉我，你跟安东尼娜-伊万诺夫娜在一块坐过牢吗？”“怎么，你是她的爱人奥列格？”“是。”“是伊万诺夫中校吗？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是。”
这一声“是”里面包含了怎样的感受啊！它发自哽噎的喉头，它流露的更多是对音讯的恐惧而不是快乐。他移过去坐在她的身边。夏日的模糊暗淡的光斑透过两扇后车门上的两个窄小的栅孔射进车斗，随着汽车的行进在车内闪动，在这个妇女和中校的脸上闪动。“侦查期间的四个月我同她蹲在一个监室里。”“现在她在哪儿？”“那时候她一心惦记着您！她对自己的案子一点也不在乎，只是为您担心。起先怕您也被他们抓进来。后来盼望您能得到比较轻的判决。”“她现在怎么样了？”“她怨恨自己连累了您。她太难过了。”“现在她在哪儿？”“您千万别害怕，”列宾娜已经像对待亲人一样用手贴在他胸前“她经不起这样的紧张。他们把她送到别处去了。她有点您明白了吗？精神失常”
在六条行车线的大马路上，一团用钢板紧紧包裹着的小小的风暴如此平静地向前行驶着。它遇到红灯就停下来，要拐弯的时候就给信号
我和这位奥列格-伊万诺夫是刚刚在布蒂尔卡相识的。经过是这样：他们把我们关进了监狱交接处的隔离室，正在把我们的东西从保管室里取到这里来。他和我同时被叫到隔离室的门口去。在开着的门外的走廊里，可以看见一个身穿灰大褂的女看守员在翻他箱子里的东西。一块不知道怎么保存下来的金黄色的中校肩章被抖落在地上。她自己也没有在意地一脚踩在那上面的两颗大金星上。
她用皮鞋践踏着它，好像专门为了拍摄特写镜头。
我指给他看：“请注意，中校同志！”
伊万诺夫的脸色阴沉下来。要知道，他当时还保留着“公安机关是清白无瑕的”这个观念。
现在又听到了关于妻子的事情。
这些都是需要他在一个小时之内装进脑子里去的！
也公道，因为人家交出的东西多少也值几个钱，总得付点报酬才是。从长远看来也公道：须知这些东西对于劳改营是过分高级了，在那里反正都会被没收或者偷光。
马合烟可是押解队自己贡献的。当兵的拿出自己珍贵的马合烟和犯人们分享。但这也是公道的，因为他们也吃掉了犯人的面包，用掉了他们的砂糖（这种好东西敌人不配吃）。最后还有一件公道事；萨宁和梅列日科夫虽然没有拿出东西，可是捞到的好处比拿出东西的主儿还多——那是因为没有他俩这项交易就办不成。
人们在昏暗中拥挤地坐着，一些人嚼着属于身旁的人们的面包，而那些人眼睛盯着他们。押解员不让犯人单个地借火，两个小时只给点一次烟——那时整个车厢里烟雾腾腾，好像着了火。那些起先舍不得拿东西的人现在后悔没有交给萨宁，这时求他收下他们的东西，但是萨宁表示——等下回再说吧！
如果不是战后那几年的拖拖拉拉的列车，拖拖拉拉的“泽克车厢”不是一会儿换挂，一会儿被甩在车站上，这次行动就不可能进行得如此顺利和如此彻底。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那一段战后时期，也就不会有那么多惹人眼馋的东西。走了一个星期才到古比雪夫-一整整一个星期国家每天只发给二百五十克面包讲过这已经相当于双倍的围困时期的口粮），再加上一条风干鲜鱼和白水。其余的面包要用自己的东西去赎买。很快就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状况，押解队已经很不愿意收受东西，他们开始桃三栋四了。
他们被押进了古比雪夫递解站，洗了个澡，按原来的编队带回原来的车厢。一支新派来的押解队接收了他们。但是办理交接的时候，显然已经把搞东西的妙诀传授给下一班。于是那条赎买自己口粮的规矩又恢复了，直到新西伯利亚城。（不难设想，这条感染力极强的经验一定在各押解大队得到迅速的推广。）
在新西伯利亚城下车以后，叫他们在两条线路中间的地面坐下，来了一个没有见过的军官。他问：“对押解队有申诉没有？”大家茫然，没有人答话。
那头一个押解队队长的算盘打准了。
“泽克车厢”的乘客还有一点不同于列车里的其他乘客：他们不知道列车的去向，不知道他们该在哪一站下车。因为他们没有车票，也看不见车厢外挂着的那块站名牌。在莫斯科，让他们上车的地方有时离月台老远，连他们当中的本市人也认不出这是八个火车站中的哪一个。囚犯们在恶臭和拥挤的车厢里等待调车头，一等就是几小时。瞧，它来了。它把“泽克车厢”拉去挂在已经编组好的列车上。如果是夏天，会传来车站广播室的喇叭声：“由莫斯科开往乌发方面的列车在第三股道发车由莫斯科开往塔什干方面的列车在第一站台上车”这说明是喀山车站。熟悉“群岛”地理及其线路的行家们开始向同伴们讲解：沃尔库塔、伯朝拉都排除了，去那两个地方要从雅罗斯拉夫尔车站出发；基洛夫、高尔基劳改营也排除了。
荣誉的麦捆里也会掺杂进莠草。但这仅仅是莠草吗？毕竟没有什么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劳改营——却有高尔基劳改营，而且是怎样的魔窟啊！此外还专门有一座“以马克辛-高尔基命名的”苦役金矿（距离艾尔根四十公里）！是的，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同志，以您的心和您的名义”假如敌人不投降，就，你说出了一个满不在乎的字眼，可是瞧吧——你已经不再是文学界中的人了
莫斯科从来不往白俄罗斯、乌克兰、高加索方向送犯人，那些地方连自己的犯人也盛不下了。我们再听听。乌发方面已经发车，我们的没有动。塔什干的走了，我们还停着。“由莫斯科开往新西伯利亚城方面的列车离开车时间还有，请送旅客的同志们下车旅客们，请把车票准备好”开动了。是我们的！这能证明什么呢？暂时不清楚。伏尔加中游为我们准备着，南乌拉尔也为我们准备着。哈萨克斯坦的杰兹卡兹甘铜矿等着我们。等着我们的还有泰谢特的枕木浸制厂（听说那里的杂酚油会浸入皮肤和骨头，它的蒸气会充满肺叶——这就是死亡）。整个西伯利亚直到苏维埃港都在为我们准备着。科雷马是我们的。诺里尔斯克也是我们的。
如果是冬天，车厢封死了，听不见广播喇叭；如果押解班子又是严守条令的——你也不会听到他们谈论解送的路线。那么，就这样出发吧。让我们在人体的夹缝里，在车轮有节奏的隆隆声中睡去吧——也不知道明日窗外将出现的是森林还是草原（我指的是走廊一侧的窗外）。睡在中铺上的人，通过栅栏、走廊、双层玻璃以及窗外的又一道栅栏，总算还能看到站内的几股侧线和在列车外飞逝的一小块空间。如果玻璃上没有结冰，有时还能认出站名——什么阿甫修宁诺或者翁多尔之类。这些车站在哪儿？包房里没有人知道。有时候根据太阳可以判断我们这是往北还是往东。或者，在一个叫做什么图番诺沃的小站上，一个衣着破烂的普通犯被推进你们的包房。他会告诉你，他这是被押到丹尼洛夫市去受审。他担心会给判上一亩年。据此你们就能知道昨天夜晚通过了雅罗斯拉夫尔，同时这表明途中第一个递解站将是沃洛格达。这时候包房里必然会出现一些百事通，他们将板起面孔拿腔拿调地学说一遍那句有名的俗语：沃洛格达的押解队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学着北方人的口音，把每一个“o”字都念成重读。
光知道方向仍然等于一无所知；你们前面的那根细线上结着许许多多的小疙瘩，那就是一个一个的递解站，在任何一个站上都可能让你们拐弯。无论乌赫塔，无论因塔，无论沃尔库塔你都不喜欢，可是你以为五0一工程——穿过西伯利亚北部的冻土带铁路——比别处甜一点吗？告诉你，它比哪儿都糟。
战争结束五年以后，囚犯的各条水流终归流进了河床（或许仅仅是因为内务部扩大了编制？）。部里对数以百万计的积案进行了清理，从此每个犯人随附一包装在密封纸袋里的监狱档案，纸袋上专门为押解队做了一个切口，把押解路线露在外面。（除了押解路线，让押解人员知道更多的事情是没有好处的；档案内容对他们可能起腐蚀作用。）如果你躺在中铺上，又会倒着认字，当中士正好在你旁边停留的时候，也许你能碰巧窥认出谁谁将押往克尼亚日-波戈斯特，而你则是去卡尔戈波尔的。
唉，现在心里更增加了烦恼！——卡尔戈波尔劳改营怎么样？谁听说过？那儿的一般作业是什么活儿（有些一般作业是要人命的，有的稍轻一些）。那儿是个阎王殿？不是吗？
你怎么搞的，怎么出发时慌里慌张地没有给家里人捎个信？他们这会儿还以为你仍是在图拉附近的斯大林诺戈尔斯克劳改营里呢。如果你确实很心急，又确实很灵活，也许你能完成这个任务：谁身上或许藏着一厘米长的一截铅笔芯，谁或许有一张揉皱了的纸片。小心别让走廊上的押解员发现。（可是又不许脚朝走廊躺着，只许头朝走廊。）你弯曲着身子，脸扭向另一边，在车厢的晃动中给家里人写封信吧。告诉他们你突然被从原地提走，现在正在途中，到新地方以后可能一年只准写一封信，叫他们有个准备。你把信叠成三角形，上厕所时带去碰碰运气：说不定正好在进站前或刚一出站后让你们去解手，说不定押解员会在通过台打瞌睡，这时赶快踩踏板，找开下粪洞，用身子做掩护，把信捅进洞口！它会沾上尿和粪，但是可能通过洞口掉在轨道中间。甚至可能干干净净地蹿出去，被车下的气流卷起，打着旋儿落到轮子下面或者竟能躲过轮子而飘到路基的堤坡上。也许它将永远留在这里，直到来一场雨，下一场雪，直到它碎烂。也许会被人的手拣起。如果碰上这个人不是思想进步的，他会把地址写清楚，把字迹描整齐，或者另装一个信封——瞧，这封信兴许就能收到。这种信有时确有送到的——盖着欠资戳，磨破了，泡湿了，揉皱了，但是传来了清晰可闻的痛苦的心声
但更好是——你们要尽快地不要再当这种所谓的“福来儿”——可笑的新手、冤大头、牺牲品。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你们的信寄不到。就算寄到了，也不会给家里带去欢乐。既然你们进入了这个史诗的国度，就不要再用小时和昼夜衡量你们的生命。这里的进来和出去间隔着几十年、四分之一世纪。你们永远回不到你们原来的世界！你们越快地习惯于没有家，家里人越快地习惯于没有你们，那就越好，越轻快。
尽可能少有东西，免得为它们担惊受怕。不要有手提箱，省得押解队在车厢门口把它砸烂（每间包房要装二十五个人，你处在他们的地位能想出什么别的法子？）。不要有新皮靴，不要有式样新颖的便鞋，不要有毛料外衣：这些东西或在“泽克车厢”里，或在“乌鸦车”里，或在递解站的接收室里，反正都会被偷光、拿走、抢光和换掉。自己拱手交出去——屈辱将啃啮你们的心。让人家动武抢去——你们要为自己的财物落得嘴角流血。这些厚颜无耻的嘴脸，这种侮弄嘲笑的架势，这些两条腿的畜类令你厌恶——但是因为拥有私产并且为了它们浑身发颤，你们不就丧失了观察和理解这类现象的难得机会吗？你们以为基普林和古米列夫彩笔描绘的那些海上走私贩、海盗、伟大的私掠船船长不是跟他们一类的盗贼吗？他们正是这类人在罗曼蒂克的文学画面里他们是令人神往的，为什么在这里却令你们厌恶呢？
也要理解他们！监狱就是他们的老家。不论当局怎样慰扰他们，不论怎样减轻对他们的惩罚，不论怎样对他们实行大赦——内在的命运引导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返回这里来。群岛立法的第一个字不就是为他们而写的吗？在我国，私有权即使在狱外也曾一度被有效地取消了（后来取消者本人也爱上了占有）-一为什么在监狱里反倒要容忍它？你手脚太迟缓了，你没有及时地吃掉你的咸肉，你没把砂糖和烟草与朋友们分享——现在盗窃犯们便来翻你的行头，以便纠正你道义上的错误。丢给你一双穿烂了的鞋窝子，换走你的样式讲究的长筒靴。用一件油污的旧褂子换走你的绒绒衫。这些东西在他们手里也呆不久：你的靴子只能顶五次牌局的输赢。绒线衫明天就转手出去换一公升伏特加和一串香肠。一天以后他们将和你一样一无所有。这是热动力学的第二定律：一切差别都趋向均衡，趋向消失。
勿有！勿有一切！佛陀、基督、斯多噶学派、西尼克学派都这样教导我们。贪心不死的我辈为什么总是不能领悟这个浅显的教诲？我们不理解财产将毁灭我们的灵魂吗？
既然发了一条成鲜鱼，就让它捂在你的衣兜里直到下一个递解站吧，省得在车上央求喝的。一次发给了两天的面包和砂糖吗？那就一次吃掉吧。这样谁也偷不走了，省心了。你就会像天上的小鸟一样自由自在。
要拥有那些你永远可以随身携带的东西：要懂得各种语言，要了解各国情况，要知道各种人，让记忆成为你的行囊。记住一切！记住一切！只有这些痛苦的种子也许会有一天萌动和发芽。
向四周看看吧——人们在你周围。也许你今后的一生将时常回忆起其中的一个，并且将因为没有抓紧机会问清他的经历而追悔莫及。自己少说些——听到的会更多。无数人的生命的缕缕细丝从群岛的一个岛屿伸延向另一个岛屿，它们仅仅在一夜之间，在这样的隆隆作响的半明半暗的车厢里面交织，然后便永远分离。倾听它们微弱的嗡嗡声和车厢下面节奏均匀的撞击声吧——须知这是生命的纺锤在嗒嗒地转动。
有什么希奇古怪的故事在这里听不到！有多少令人捧腹的笑话！
请看栅栏旁边那个好活动的年轻法国人。他为什么老在那儿打转？他对什么那样惊奇？去对他解释解释！同时不妨详细问问他是怎么进来的。有一个人懂法国话，于是我们知道了：他叫马克斯-桑代尔，法国士兵。他在外面——他的甜蜜的法兰西——的时候也是这么爱到处钻，好奇。人家客客气气地告诉他，不要在俄国遣返中转站旁边打转，可他偏赖在那儿不肯走。这时候俄国人便请他喝酒，过了一会儿他就不记事了。等他醒来，已经躺在飞机舱内的地板上。他发现自己穿着红军制服，押解员的皮靴踩在他身上。他们现在宣布判了他十年劳改。这当然一定是一场恶作剧，将来能解释清楚的，是吗？哦，是的，亲爱的，能搞清楚，等着吧1（后来他在劳改营里又被判刑，二十五年，一九五七年才从奥泽尔拉格获释。）这类事情在一九四五——四六年不算希奇。
以上是法俄故事，再请听一个俄法故事。不，哪里！应该说是一个纯俄国的故事，因为除了俄国人谁能捣得了这种乱？我国历史上各个时代都出现过一些“容纳不下的人”如像苏里科夫画中的别廖佐沃的小屋容纳不下的缅希科夫那样的人。这位伊万-柯维尔钦科虽是个中等身材的精壮汉子，但仍然是哪里也容纳不下的。原因是小伙子长得白里透红，像牛奶里滴了血，偏巧魔鬼又在里面搀进了烧酒。他挺爱聊自己的事迹并且拿自己逗乐。他说的那些故事可以称为珍品，真值得一听。诚然，你好长时间也猜不出，他究竟是为什么被捕的？为什么算是个政治犯？不过也用不着把“政治犯”这块牌子当作什么光荣标记。拿什么耙子把你楼进来不都一样吗？
谁都知道是德国人而不是我们偷偷地准备搞化学战争。所以，不知是军需部门哪几个笨蛋的过失，我军从库班溃退时在某地机场上留下了大堆的化学炸弹是非常令人不愉快的。德国人可以利用这些东西制造一场国际丑闻。这时，上级给克拉斯诺达尔出生的柯维尔钦科上尉配备了二十名伞兵，空投到德军后方。任务是把这些极为有害的炸弹全部埋进土里。（读者已经猜到下文并且打起哈欠来：后来他被俘了，现在是叛国犯。可是你们一丁点儿也没有猜对！）柯维尔钦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带着二十号人无一损失地穿过火线回到了我方，被提名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
但是报批手续一两个月才能办完。而且，如果连这“英雄”的称号也装不下你，又该怎么办？“英雄”称号一般都是授给那些军事政治皆优的乖孩子的。而你的灵魂却像是发生了火灾，必须马上灌进点什么，可是又没有什么可灌。这该如何是好？既然你是全苏联的英雄，那些龟孙子们难道还舍不得多给你一升伏特加？尽管柯维尔钦科当真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卡利古拉，他也骑着马登上了市军管会的二楼。他对城防司令说：喂，发给我点伏特加！（他觉得采取这个方式比较神气，像个英雄，不容易拒绝。）他是因为这个被抓起来的？不，哪里话？因为这事，他从英雄降格为红旗勋章荣膺者。
柯维尔钦科太需要喝，可是伏特加哪能老有？非动脑筋不可。在波兰，他阻止了德国人炸毁一座桥。他于是觉得这座桥好比是他的私产。我方军管当局到来之前，他向波兰行人和车辆收缴过桥费：要不是我，你们这座桥早没了。杂种们！他收了一天一夜的过桥费（酒钱），干腻了。老在桥头上戳着也不是事儿——柯维尔钦科大尉向当地波兰人提出一项公平的解决办法：把这座桥从他手里买过去。（是为这事坐牢的？不是。）他要价不高，可是波兰人抠门，凑不齐份子。大尉先生丢下桥不要了。见他妈的鬼，让你们免费通过吧！
一九四九年他在波洛茨克担任伞兵团参谋长。师政治部对这位柯维尔钦科少校很伤脑筋，因为他的政治学习一塌胡涂。一次他要上头给他写一份进军事学院学习的鉴定。发下来以后，他看一眼就甩在桌子上；“带这号鉴定我甭去军事学院了，还是去投奔班杰拉吧！”（是为了这个吗？这件事本来足可以让他蹲上十年，可是躲过了。）再加上他这时候又批准了一个士兵的不合法的假期，他本人又酗酒开车，撞坏了一辆卡车。为此总共处罚他十天禁闭。担任看守的是他手下的兵，他们对他十分爱戴，放他从禁闭室出来到村子里去逛。这种“禁闭”本来是可以忍过去的，可是政治部又拿法庭吓唬他！柯维尔钦科这下子可恼了：噢，原来这样；埋炸弹——伊万，去吧！为一辆破中吉普就要你坐牢？夜间他爬窗跑掉，到了德维纳河边。他知道一个朋友在那里藏了.一艘摩托艇。他驾上开走了。
原来他并不是一个健忘的酒鬼：政治部对他的种种损害他统统要报复。他在立陶宛弃船上岸，跑去请求立陶宛人：“哥儿们，带我去找你们游击队2把我收留下来吧，你们不会后悔的。咱们一块把他们搞个底朝天！”但是立陶宛人认定他是当局派来的。
伊万衣服里缝着一张银行信用证。他买了一张去库班的车票。然而火车快到莫斯科的时候他在餐车里已经喝迷糊了。走出车站，眯缝着眼看了看莫斯科，对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说：“拉我去大使馆！”“去哪一个？”“管他妈哪一个，随便！”车开到了。“哪一国的？”“法国。”“好吧！”
也许是他的思路发生了混乱。去大使馆的意图原来是一样，现在又是一样。可是他的机灵劲和体力丝毫没有减弱；他没有去惊动使馆大门口的民警，而是悄悄溜进一条小街，翻过两人高的光滑的围墙。在大使馆院子里面比较顺利：没有人发觉或阻拦。他走进大楼，经过一间又一间的屋子，看见一个摆好食物的饭桌，桌上东西很多，但是他最希罕的是梨。他特别嘴馋，把军装上衣和裤子的口袋都塞满了。这时主人们进来吃晚饭。柯维尔钦科先发制人，朝他们大喊一声：“哎，你们这些法国佬！”他猛地想起一百年以来法国人一件好事也没有做。“你们为什么不闹革命？你们干吗要把戴高乐拉上台？还要我们把库班的小麦供你们吃？办一不一到！”法国人吓错了：“您是什么人？您是哪儿来的？”柯维尔钦科马上有了生意，拿出一副适当的腔调说：“国家安全部少校。”法国人不知所措地说：“不管怎么说，您不应该闯进来。您有什么事情？”“我来x你祖宗！”柯维尔钦科这句话已经是开门见山，打心眼里说出来的了。他在法国人面前又耍了一阵无赖，忽然听到隔壁在打电话报告他的事。他的头脑还是足够清醒的，开始撤退。可是口袋里的梨一路往下掉，屁股后头传来一阵阵的耻笑声。
然而，他不仅仅还有力气安然无恙地走出大使馆，而且还能继续往前走。第二天早晨他在莫斯科的基辅车站醒来（大约是想去西乌克兰吧？），紧接着就在这儿被逮住了。
侦查过程中，他遭到阿巴库莫夫亲手毒打，脊背上的伤痕肿起一巴掌厚。部长摸他当然不是为了偷梨，也不是为他对法国人义正词严的叱责，而是要他招供：受什么人收买？什么时候收买的？刑期自不待言是二十五年。
这类故事有很多，但是跟其他车厢里一样，到了夜间“泽克车厢”里也沉寂下来。夜间不会发鱼，不会给水，也不会让解手。
这时候，也和其他车厢一样，充满车厢的是车轮的均匀的咔哒咔哒的撞击声，它丝毫不破坏车内的寂静。这时候，如果押解员又离开了走廊，三号包房里的男犯就可以和四号包房的女犯小声对话。
在监狱里和女犯对话——是异乎寻常的。它带着一种崇高的意味，即使所谈的只是律条和刑期。
有一次，这样的对话进行了一个通宵。情况是这样的：它发生在一九五0年的七月，女犯包房里只有一名乘客。她是一个年轻的姑娘，莫斯科医生的女儿，根据五十八-10判的刑。男犯的包房里传出一阵嘈杂声：押解队把三间包房里的全部男犯赶进两间（每间塞进多少人，就不用问了）。接着，带进来一个完全不像囚犯的罪人。第一，他没有剃光头。他的波浪式的浅黄色头发——是真正的卷毛——挑衅地覆盖着他的优美而硕大的头颅。他年轻、仪态端庄，穿着一身英军制报。押解员带他通过走廊的时候，显出恭敬的样子（写在他的档案袋上的训令使押解队有点发怵）——这一切情景那个姑娘全看在眼里。可是那个人却没有看见这个姑娘（后来他多么惋惜！）。
根据乱轰轰的人声和杂沓的脚步声，姑娘判断出这是专为这人腾出一间包房，就在她隔壁。显然是不许他和任何人来往。因此她更有意要跟他交谈。包房之间是不能看见的，但是车内寂静的时候可以互相听到。傍晚，车厢里安静下来了。姑娘在长椅上紧挨着栅栏坐下，低声向他打招呼（也许是起先轻声唱歌。这个举动本应受到押解队的惩戒，但是押解队睡觉去了，走廊里没有人）。陌生人听到招呼，按她教的办法，也坐到同样的地方。现在他们背靠背坐着，紧贴着一层三公分厚的隔板，二人的嘴对着板壁的边缘，让声音穿过栅栏，悄悄地对话。他们的头和嘴唇挨得这样近，好像是在接吻，但是他们彼此不仅不能接触至u，连看一眼也是办不到的。
艾里克-阿尔维德-安德森听俄语的能力已经满过得去，讲话还有许多语病，不过基本上能够表达意思。他向这位姑娘介绍了自己奇异的经历（我们会在递解站里听到）。姑娘也把一个触犯了五十八河0条文的莫斯科女大学生的简单经历告诉了他。但是阿尔维德听得入神，他向这女孩子提出了好些有关苏联青年，苏联生活的问题。他所听到的和他以前从西方左翼报刊上以及他本人对苏联的正式访问中所了解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他们谈了一个通宵。对于阿尔维德说来，这一夜一切都汇合在一起了：一个生疏的国度里的奇特的囚犯车厢；永远能在我们心中引起回响的夜行列车的有节奏的咔哒咔哒的响声；姑娘的优美动听的嗓音、她的低语、她的近在耳旁的呼吸——近在耳旁，可是连看她一眼也不能够啊！（他已经有一年半没有听见过女人的声音。）
通过这位不可见的（而且可能是，而且当然一定是很美丽的）姑娘，他这才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声音整整一夜向他讲述着真情。一个人对一个国家的初次了解，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的。（在早晨他还将透过车窗看到俄罗斯的暗黑的草房顶——并将听到一位隐身的讲解员的凄切的低语。）
是的，这一切就是俄罗斯：旅途中放弃申诉的囚徒“斯大林”包房隔墙那边的姑娘，回房睡觉的押解队，衣兜里掉出的梨，掩埋起来的炸弹，登上二楼的马。
“宪兵！宪兵！”囚犯们欢喜地叫起来。他们高兴的是，下一段路程将要由宪兵押送，不用押解队了。
我又忘了打引号。以上的话是柯罗连科亲自说的。诚然，我们见到蓝箍帽的时候并不欢喜，但是如果你乘“泽克车厢”遇上了钟摆，无论见到谁都会高兴。
普通旅客在一个中途小站上车是需要一点本事的，可是下车有什么了不起？——先把东西甩下去，再往下跳就是了。而囚犯则大不一样。如果当地监狱的警卫队或者民警不来接车或者来迟了两分钟——得！列车开动了，这个作孽的囚犯就被拉向下一个递解站。如果真有个递解站把你接收下来，那还算好，又重新会发给吃的。但有的时候一直把你拉到这条路线的终点站，他们让你在空车厢里干等十八个小时，装上新犯人以后，再把你往回拉。到达原先那个车站的时候可能又没人来接，你又进了一条死胡同，又得在另一头坐等。要知道这整个期间是不给你供应伙食的！要知道你的口粮只开到第一个递解站。当地监狱马虎了，会计室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你已经转到图龙监狱的账面上去了。押解队没有义务拿自己的面包喂你。他们能把你这样晃荡六个来回（有过的！）：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伊尔库茨克，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等到你在图龙的月台上终于看到了蓝箍帽，恨不得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我的心肝宝贝，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在“泽克车厢”里两天时间就能把你拖得精疲力尽，气都喘不过来，浑身麻木。所以途中遇到大城市，你自己也不知道哪样好：是再受点罪，快点到达目的地，还是放出去进递解站，稍微松快一下。
但是你瞧押解队忙碌和奔跑起来。他们穿好军大衣走出来，用枪托敲打地板。这表示他们要全体犯人下车。
他们先在车门踏板前面围成一个圆圈，你刚一从踏板上掉下去、摔下去或滚下去，他们马上从四面八方震耳欲聋地朝你齐声吼叫（这是专门训练出来的）：“坐下！坐下！坐下！”几个人同时朝你喊，又不让你抬头看，这种手法具有很强烈的效果。好像在挨炮轰的情形下一样，你不由自主地龇牙咧嘴，手忙脚乱（你忙着到哪里去？），低低地弓着身子，赶上先下车的人们，和他们坐在一堆。
“坐下！”是一个很明确的口令，可是如果你是个初来乍到的，你还不明白它的意思。在伊万诺沃车站的待避线上，我听到这个口令的时候，正抱着手提箱（如果箱子不是在劳改营里做的，而是外面的产品，它的提手总要拽断，而且总是在最要命的时候）往前跑。我终于把箱子放到了地上，也没有看别人是怎么坐的，就在箱子上面坐下了。我的军官大衣还不太脏，下摆还没有剪短，总不能穿着它坐在枕木上，或者坐在浸透臭油的沙子上吧！押解队队长——红润的脸蛋，厚实的俄罗斯面型——大步跑来，我都没有来得及弄明白他这是为什么，要干什么，就见他显然是要用那只神圣的大皮靴惩办我的罪大恶极的脊背。可是不知是什么阻止了他，——他竟然不可惜那擦得担亮的靴尖，朝我的箱子猛增一脚，戳破了箱盖。“坐一下！”他给了一句解释。这时我才忽然发现我像一座塔似地矗立在四周的犯人们中间。还没有来得及提出“该怎么坐？”的问题，我自己就已经明白了该怎么坐，于是就像所有的人一样，像门前的狗、门后的猫一样，穿着我那心疼的军大衣一屁股坐在地下了。
（这只箱子我保存了下来。现在每当看见它的时候，我惯于用手指抚摸它的破口。它的破口不会愈合，不像身上的和心上的伤口。东西比人们更有记性。）
这种坐法也是有讲究的。如果屁股坐在地上，两膝势必抬起，重心移到后面，这样就不容易站起来，更不可能一跃而起。而且坐下来的时候要求我们挤得更紧些，使我们互相妨碍。如果我们想全体一齐向押解队扑过去——趁我们慢慢活动的时候就可以先开枪把我们解决掉。
让我们坐在这里，是为了等待“乌鸦车”（它分批运人，一次是拉不完的），或者是为了步行押送。他们尽力找隐蔽的地方安排我们坐等，为的是少让外面的人看见。但有的时候很难堪地直接把我们放在月台上或者空场上（在古比雪夫就是这样）。这对自由人是一场考验：我们倒是以毫无愧色的眼光坦然自在地上下打量着他们，可是他们该怎样看我们呢？以仇恨的目光？——良心不允许（因为只有叶尔米洛夫之流才相信人们坐牢是因为“作了案”）。以同情的目光？要是有人把你的姓名记下来呢？也会判上几年的；简单得很。于是我们骄傲的自由公民（“念吧，羡慕吧，我是苏联公民！”）垂下自己有罪的头，竭力根本不看我们，好像这儿是一片空地。老太婆们比别人勇敢：已经没法把她们变坏了，她们连上帝都信呢。她们从不大的长方面包上掰下一块扔给我们。还有刑满释放的劳改犯（当然不是政治犯）也不害怕。老劳改犯们知道这么一句话：“没进去过的——都要进去，进去过的——不会忘记。”你看，他们扔过来一包纸烟，为的是下回坐牢时也有人扔给他们。老婆婆手没劲，面包不到地方就掉下，而纸烟在空中打个弧旋直接飞进人堆里。押解人员马上哗啦哗啦地拉枪栓——瞄准老太婆，瞄准善良的心，瞄准面包；“喂，老婆子，走开！”
神圣的、摔成两半的面包在尘埃中静卧，直到我们被驱赶启程。
一般说来，坐在车站的地上的时刻是我们最美好的时刻。记得在鄂木斯克，叫我们坐在两列长长的货车之间的轨枕上。这个夹缝里没有行人（一定是在两头布了岗：“不许过去！”我们的国民即使在自由的时候也习惯于服从穿军大衣的人）。天快黑了。是八月。阳光晒烫的站内的油污的卵石还没有变凉，它们烘烤着我们的屁股。我们看不见站房，可是知道它在列车后面不远的地方。电唱机放送着欢快的音乐，人群的嘈杂声连成一片。不知为什么，挤在蓬首垢面的人群当中，席地坐在这个偏僻的角落，并不觉得羞辱；听到我们这些人再也不会跳的属于另一世界的青年们的舞曲，也并不觉得是对我们的讥笑；想象着现在月台上有人在迎接谁，有人在送别谁，甚至手里还捧着花束。这是近似于自由的二十分钟：暮色渐渐浓了，天上的星星，线路上红的和绿的信号灯，都亮了。音乐声仍在响着。没有了我们，生活照样进行——我们甚至已经不再懊恼。
爱上这样的时刻，监狱就会变得比较轻松。不然，愤怒会使你爆裂。
如果把犯人赶到“乌鸦车”跟前去的那一段路程包含着危险性，比如说旁边有街道和行人，那么押解条令还规定有一个很好的口令：“挽臂！”毫没有侮辱人格的意思——挽臂！老头和少年，姑娘和老太婆，健康人和残废，都挽起手臂！如果你的一只手拎着东西，你旁边的人就挽住你这只手臂，而你用空着的手去挽别人。现在你们比正常的队列紧缩了一倍。你们马上觉得行动艰难。由于东西的重量以及拿得不顺手而使身子失去平衡。你们都像瘸子一样一步一晃。你们这一群肮脏、灰暗、怪诞的生物，像一队盲人似地向前移动，互相间做出假装的温柔——这是怎样一幅人类的漫画啊！
也许前面根本就没有“乌鸦车”也许押解队队长是个胆小鬼，他害怕路上出问题，所以才叫你们这样。你们就得拖着沉甸甸的东西，跌跌撞撞、磕磕碰碰地穿过整个市区，一直走到监狱。
还有另一个口令，这已经是鹅的漫画了：“抓住脚后跟！”意思是，凡是空着手的人，都要用两只手抓住自己的脚踝骨附近的地方。现在——“齐步走！”（喂，读者诸君，请放下书本，在屋里走走看！如何？速度如何？能看到周围多大一块地方？怎么样逃跑？）诸位能够从旁想象出三四十只这种鹅类在一起的场面吗？（基辅，一九四0年）
气候不能总是八月；还可能是一九四六年的十二月。没有“乌鸦车”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押送你们步行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递解站。不难猜想“泽克车厢”的押解队在到达城市之前的几小时之内没有让你们解手，免得弄脏厕所。经过侦查以后你们身体都衰弱了，又被冻得感冒了，现在几乎是一点也憋不住尿，特别是妇女。哼，那有什么？马才需要停下来放松尿道，狗才需要躲到围墙边跷起一条腿。你们是人，可以边走边解，都是自己同胞，有什么害臊的？到递解站就会干了。薇拉-科尔涅耶娃弯下腰提一提鞋，落后了一步——押解员立刻唆使狼狗去咬她，狼狗隔着冬天的衣服咬进了她的小腿肚。不许落后！有一个乌兹别克人摔倒了，就用枪托打，用皮靴踢。
没啥了不起：这些事不会拍成照片登在dailyexpress（每日快报）上。至于押解队队长，他活到老耄之年也不会遭到审判。
“乌鸦车”也是从历史上传f来的。巴尔扎克描写的监狱马车有哪点不像“乌鸦车”？仅仅是拉得慢一些，里面塞得不那么紧。
诚然，在二十年代还是把犯人排成纵队，押着他们徒步通过市区，甚至通过列宁格勒。他们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把交通都阻断了。（马路两旁的人们发出对他们的谴责：“这下偷够了吧？”当时还没有人理解下水道的宏伟意图）
但是，随时注意着技术新动向的“群岛”毫不迟延地采用了“黑乌鸦”——更亲热的名称是“小乌鸦”（囚车）。第一批“乌鸦车”和第一批卡车同时出现在还是铺着卵石的马路上。它们的弹簧很硬，坐在车里颠得利害，好在囚犯们这时候已经不再是水晶制作的易碎品。然而早在一九二七年，它们的密封已经搞得很完善了：一条小缝也没有留下，一个小电灯泡也不装。既出不了气，也看不见东西。车斗子里当时也是每次都塞得满满的，只能人贴人地站着。并不是故意安排得这样挤，完全是因为车辆不够。
许多年间“乌鸦车”的外壳一直漆成铁灰色，可以说是把监狱的特征公开地亮在外面的。但是战后在我国各大首府忽然觉得这样不大对劲，决定把外壳涂上欢快的色调，写上“面包”（囚犯们本来就是供建筑工地消化的面包）、“肉类”（确切一点应当写为“骨头”）等字样，要不就写上“请饮苏联香槟！”
“乌鸦车”的内部，可能是一个简单的钢板车斗——四壁空空的畜圈，也可能四边装着长凳，不过这东西决不是为了让你舒服，而是相反；往这种车斗塞的人数决不会比全体站着的车斗能容下的人数少半个，可是在这种车斗里，人们只能像堆行李和麻包一样摞起来。“乌鸦车”的后部也可能设有一个单间——仅能容下一个人的窄长的钢匣子。也有整个车斗都隔成单间的；左右两排单人匣子，像监室一样上锁，中间给看守留一条过道。
你瞧着外面手举高脚杯咧嘴大笑的女郎：“请饮苏联香槟！”绝对想象不到里面会有这样一套复杂的蜂窝装置。
把犯人往“乌鸦车”里赶的时候，站成一圈的押解队员也是不断地喝叫：“喂，喂，快！快！”目的是不给你向四面张望和考虑逃跑的时间。他们连推带搡地把你轰上车，弄得你抱着行囊卡在狭窄的车门里，弄得你的头撞上车门的横楣。车后的钢板门扇费劲地闩上了——开车！
当然，在“乌鸦车”里连续乘坐几个小时是少有的事，经常只有二三十分钟。但是这半小时就能把你摇晃散架，把你骨头压断，把你身子挤扁。如果是高个儿，头还得窝着，——大概一定在回想着舒适的“泽克车厢”吧。
“乌鸦车”还意味着一次洗牌——新的相逢，其中印象最鲜明的当然是和盗窃犯的相逢。也许你未曾有过跟他们同乘一间包房的缘分，也许将来即使在递解站里也不会把你们放进同一间监室，但是此时此地你是被交给他们摆布了。
有时候拥挤到这种程度，连盗贼们也不好做手脚。你们的腿和胳臂钳在别人身体与背囊的夹缝甲、好像戴上了大枷。只有车子经过坑坑洼洼的地面，把所有的人都甩起来，好像五脏六腑都要颠出来的时候，你们的四肢才能换换位置。
有时候松动一些。盗贼们在半小时之内就有办法把所有人的行囊的内容都检查一遍，把“杆菌”（好吃的食物）和较像样的“破烂”（衣服）统统收归己有。主要是你那些怯懦的和识时务的考虑（你仍然认为主要的敌人和主要的事业还在前面的什么地方，所以你必须为此保全自己的身体，结果你就一点一滴地开始丧失着自己的不死的灵魂）阻止着你去和他们格斗。如果你抡起拳头去跟他们拼，那么你的肋骨之间准会吃上几刀。（不会进行侦查，即便侦查，他们也不会吃亏：顶多让他在递解站里暂时刹车，不再往远地劳改营遣送就是了。你们也会同意：社会亲近分子和社会异己分子之间发生格斗，国家是不能站在后者一边的。）
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后援会官员退休上校卢宁一九四六年在布蒂尔卡监室里说了一件事：三月八号，在由莫斯科市法院解赴塔干卡监狱的途中，一群盗窃犯在“乌鸦车”里当着他的面轮奸了一个正准备结婚的姑娘（车里面的其他人对这件事都默不作声，袖手旁观）。这个姑娘是当天早晨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自己到法院来的，还特意地打扮得漂亮一些（她以擅离职守的罪名受到审判，其实这是她的上司为了报复她不肯和他姘居而捏造的罪名）。“乌鸦车”开动前半小时，按照有关法令给姑娘判处了五年。她被推进厂“乌鸦车”于是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大约在经过花园环行路的时候（“请饮苏联香槟”），被变成了一名营妓。怎么说才对？仅仅是盗窃犯干的？不是狱吏吗？不是她的那个上司吗？
还有盗贼式的温存：姑娘被强xx后还遭到洗劫。他们扒掉了她今天穿来想让审判员们入迷的漂亮皮鞋和上衣，转手就给了押解员。押解人员把车停下来，下去买了优特加送回车里，因而盗窃犯们又用姑娘的钱痛饮了一场。
进了塔干卡监狱，这个姑娘痛哭流涕地向当局告状。军官听完了以后打了个哈欠说：
“国家不能为你们每一个人提供单独的交通工具。我们不具备这个条件。”
不错“乌鸦车”的确是“群岛”的“瓶颈”如果说“泽克车厢”里不具备把政治犯和刑事犯隔开的条件，那么“乌鸦车”里更是不可能把男犯和女犯隔开。而且怎么能要求盗贼们不利用两个监狱之间的空隙过一次“十足的生活”呢？
如果不是有盗窃犯的话，那么应该感谢“乌鸦车”给予我们和女人们相遇的短暂的机会。在监狱生活中，除了这里，还能在什么地方见到、听到和接触到她们？
一九五0年有一次把我们从布蒂尔卡运往火车站。坐得很松快，一辆有长凳的“乌鸦车”总共才装了十四个人。全坐好以后，忽然又推进一个女的。她紧挨车门坐下。起先她是很害怕的，因为和十四个男人同坐在一个黑匣子里面，在这里她是得不到一点保护的。但是说过几句话以后，她明白了这里全是自己人，全是五十八条的。
她自报了姓名：列宾娜，上校的妻子。她是紧随她的丈夫之后被捕的。忽然，一个根据年纪和瘦小的外貌看起来顶多是个中尉的沉默寡言的军人开口问她：“请告诉我，你跟安东尼娜-伊万诺夫娜在一块坐过牢吗？”“怎么，你是她的爱人奥列格？”“是。”“是伊万诺夫中校吗？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是。”
这一声“是”里面包含了怎样的感受啊！它发自哽噎的喉头，它流露的更多是对音讯的恐惧而不是快乐。他移过去坐在她的身边。夏日的模糊暗淡的光斑透过两扇后车门上的两个窄小的栅孔射进车斗，随着汽车的行进在车内闪动，在这个妇女和中校的脸上闪动。“侦查期间的四个月我同她蹲在一个监室里。”“现在她在哪儿？”“那时候她一心惦记着您！她对自己的案子一点也不在乎，只是为您担心。起先怕您也被他们抓进来。后来盼望您能得到比较轻的判决。”“她现在怎么样了？”“她怨恨自己连累了您。她太难过了。”“现在她在哪儿？”“您千万别害怕，”列宾娜已经像对待亲人一样用手贴在他胸前“她经不起这样的紧张。他们把她送到别处去了。她有点您明白了吗？精神失常”
在六条行车线的大马路上，一团用钢板紧紧包裹着的小小的风暴如此平静地向前行驶着。它遇到红灯就停下来，要拐弯的时候就给信号
我和这位奥列格-伊万诺夫是刚刚在布蒂尔卡相识的。经过是这样：他们把我们关进了监狱交接处的隔离室，正在把我们的东西从保管室里取到这里来。他和我同时被叫到隔离室的门口去。在开着的门外的走廊里，可以看见一个身穿灰大褂的女看守员在翻他箱子里的东西。一块不知道怎么保存下来的金黄色的中校肩章被抖落在地上。她自己也没有在意地一脚踩在那上面的两颗大金星上。
她用皮鞋践踏着它，好像专门为了拍摄特写镜头。
我指给他看：“请注意，中校同志！”
伊万诺夫的脸色阴沉下来。要知道，他当时还保留着“公安机关是清白无瑕的”这个观念。
现在又听到了关于妻子的事情。
这些都是需要他在一个小时之内装进脑子里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