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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常用。
“秋已尽，日犹长，仲宣怀远更凄凉”“仲宣”名王粲，山东邹城人，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由于其文采斐然，被称之为“七子之冠冕”王粲曾依附于荆州牧刘表，在荆州流寓十余年，终不为老乡刘表所重用，怀才不遇，郁郁寡欢。他的登楼赋和七哀诗之二皆在抒发自己的政治苦闷与寄居异地、怀乡思归的寂寞忧伤之情。如七哀诗之二里就有：“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登楼赋里也有：“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凭轩槛以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济深。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易安此时的心境当与王粲相同，故引而自况。于词句中著一“犹”字，表明一种主观感觉，人云寂寞怨夜长，词人在此是愁苦嫌日长，而一个“更”字，则加重了思乡的凄凉感，真可谓是虚词不虚，反而浓厚了词意。
“不如随分尊前醉，莫负东篱菊蕊黄”词到收束之处，兀然宕开一笔，显得极为超脱悠然，一如晋陶公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闲情野趣。“随分”可以理解为随便、聊以，但词人的达观胸襟并非真意，只不过是无奈之举而已。即便身处东篱菊前，也不外乎是买醉解愁、消弭乡思。
自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南渡以后，李清照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她历经了国破家亡、仓惶南渡、夫君病亡、乱世流荡。命运多变而悲苦，经历曲折而坎坷，生活沉重而凄清，情感孤单而落寞。灾难，接踵而至；打击，愈来愈重。所有这些，早已使李清照疲惫不堪、身心憔悴。此时，她的生活，更需要照顾；她的情感，更需要慰藉。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也就是赵明诚辞世的第三年，时年四十九岁的李清照再次走入婚姻围城。
当时，身在杭州的李清照遇到了时任右承奉郎、监诸军审计司的张汝舟。张汝舟能说会道、巧舌如簧，极尽假意奉承之能事。他乘人之危、投机取巧，向身染重病的李清照频频示好，而李清照也被他的殷勤款曲、怜香惜玉之假象所迷惑，终而大胆地冲破封建礼教的桎梏，委身于一个心怀不良的伪君子。结婚不久，张汝舟可憎的本来面目便暴露无遗，他只不过是想占有李清照身边的书籍文物。当他发现一直觊觎的书籍文物所剩无几而且李清照视若生命、不愿拿出时，便对她恶语相向，继而拳脚相加。“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李清照心存高洁、才华横溢，对此不堪忍受，决心“身既怀臭之可嫌，惟求脱去”于是，她以张汝舟“妄增举数入官”之罪诉至公堂。原来，新婚不久的张汝州心满意足、得意洋洋，在得意忘形之下，将自己在科考场上如何作弊、如何蒙混过关、如何得以擢升等详细内情拿来向李清照一一夸耀，这在封建时代绝对是欺君罔上、大逆不道的。但依照宋代条律，妻子告发丈夫，无论对错，都有两年的牢狱之苦。最终，尽管解除了婚约，张汝舟也被远徙柳州，但李清照也随之入狱。不过，在亲朋好友多方面的疏通帮助下，九天之后，李清照即被释放。至此，不足百天的第二次婚姻旋告终结，但它在李清照心头留下的伤痕与阴影再难弥合与消除。事过之后，她在给翰林院学士綦崇礼的信中简要地说明了误嫁的过程：“既尔苍皇，因成造次，信彼如簧之说，惑兹似锦之言。弟既可欺，持官文书来辄信。身几欲死，非玉镜架亦安知，僶俛难言，优柔莫决，呻吟未定，强以同归。”由此看来，这次婚姻之中杂糅了太多的欺骗、误解和痛苦，因为李清照是在身处困境、出于无奈、优柔寡断的情况下“强以同归”的。她在致朋友的信中对此追悔莫及“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李清照何其纯洁、何其高雅、何其刚烈，宁愿身陷囹圄，也不肯与“驵侩之下材”为伴！但此后，李清照一直忧心不安，担心自己的名誉因此而被世人所污。她在写给一位亲戚的信中说：“清照敢不省过知惭，扪心识愧。责全责智，已难逃万世之讥；败德败名，何以见中朝之士”；“虽南山之竹，岂能穷多口之谈？惟智者之言，可以止无根之谤”
就这样，身负国破之仇、家毁之恨、人亡之悲、颠簸之苦、诟谤之忧，李清照默然地投身于金石录的编纂之中，同时也凄然地走入了她的晚景。
为常用。
“秋已尽，日犹长，仲宣怀远更凄凉”“仲宣”名王粲，山东邹城人，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由于其文采斐然，被称之为“七子之冠冕”王粲曾依附于荆州牧刘表，在荆州流寓十余年，终不为老乡刘表所重用，怀才不遇，郁郁寡欢。他的登楼赋和七哀诗之二皆在抒发自己的政治苦闷与寄居异地、怀乡思归的寂寞忧伤之情。如七哀诗之二里就有：“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登楼赋里也有：“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凭轩槛以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济深。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易安此时的心境当与王粲相同，故引而自况。于词句中著一“犹”字，表明一种主观感觉，人云寂寞怨夜长，词人在此是愁苦嫌日长，而一个“更”字，则加重了思乡的凄凉感，真可谓是虚词不虚，反而浓厚了词意。
“不如随分尊前醉，莫负东篱菊蕊黄”词到收束之处，兀然宕开一笔，显得极为超脱悠然，一如晋陶公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闲情野趣。“随分”可以理解为随便、聊以，但词人的达观胸襟并非真意，只不过是无奈之举而已。即便身处东篱菊前，也不外乎是买醉解愁、消弭乡思。
自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南渡以后，李清照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她历经了国破家亡、仓惶南渡、夫君病亡、乱世流荡。命运多变而悲苦，经历曲折而坎坷，生活沉重而凄清，情感孤单而落寞。灾难，接踵而至；打击，愈来愈重。所有这些，早已使李清照疲惫不堪、身心憔悴。此时，她的生活，更需要照顾；她的情感，更需要慰藉。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也就是赵明诚辞世的第三年，时年四十九岁的李清照再次走入婚姻围城。
当时，身在杭州的李清照遇到了时任右承奉郎、监诸军审计司的张汝舟。张汝舟能说会道、巧舌如簧，极尽假意奉承之能事。他乘人之危、投机取巧，向身染重病的李清照频频示好，而李清照也被他的殷勤款曲、怜香惜玉之假象所迷惑，终而大胆地冲破封建礼教的桎梏，委身于一个心怀不良的伪君子。结婚不久，张汝舟可憎的本来面目便暴露无遗，他只不过是想占有李清照身边的书籍文物。当他发现一直觊觎的书籍文物所剩无几而且李清照视若生命、不愿拿出时，便对她恶语相向，继而拳脚相加。“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李清照心存高洁、才华横溢，对此不堪忍受，决心“身既怀臭之可嫌，惟求脱去”于是，她以张汝舟“妄增举数入官”之罪诉至公堂。原来，新婚不久的张汝州心满意足、得意洋洋，在得意忘形之下，将自己在科考场上如何作弊、如何蒙混过关、如何得以擢升等详细内情拿来向李清照一一夸耀，这在封建时代绝对是欺君罔上、大逆不道的。但依照宋代条律，妻子告发丈夫，无论对错，都有两年的牢狱之苦。最终，尽管解除了婚约，张汝舟也被远徙柳州，但李清照也随之入狱。不过，在亲朋好友多方面的疏通帮助下，九天之后，李清照即被释放。至此，不足百天的第二次婚姻旋告终结，但它在李清照心头留下的伤痕与阴影再难弥合与消除。事过之后，她在给翰林院学士綦崇礼的信中简要地说明了误嫁的过程：“既尔苍皇，因成造次，信彼如簧之说，惑兹似锦之言。弟既可欺，持官文书来辄信。身几欲死，非玉镜架亦安知，僶俛难言，优柔莫决，呻吟未定，强以同归。”由此看来，这次婚姻之中杂糅了太多的欺骗、误解和痛苦，因为李清照是在身处困境、出于无奈、优柔寡断的情况下“强以同归”的。她在致朋友的信中对此追悔莫及“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李清照何其纯洁、何其高雅、何其刚烈，宁愿身陷囹圄，也不肯与“驵侩之下材”为伴！但此后，李清照一直忧心不安，担心自己的名誉因此而被世人所污。她在写给一位亲戚的信中说：“清照敢不省过知惭，扪心识愧。责全责智，已难逃万世之讥；败德败名，何以见中朝之士”；“虽南山之竹，岂能穷多口之谈？惟智者之言，可以止无根之谤”
就这样，身负国破之仇、家毁之恨、人亡之悲、颠簸之苦、诟谤之忧，李清照默然地投身于金石录的编纂之中，同时也凄然地走入了她的晚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