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文学 www.wbxwx.com,诡案录:民国那些奇案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嘲热讽地说:“我远赴重洋,为学校筹款,你却和四哥出双出对地谈情说爱,辛苦你啦!”然后她大骂方君瑛是个婊子,在许多朋友中羞辱她。
方君瑛醒忙作解释:大家如同一家人,向来不分彼此的,两人在一起谈天游玩,谈不上谈情说爱,请她不要误会。
陈璧君不听,反而恶言相向:“此事与你无关,因为他们出游,你不在场。”
当夜,方君瑛思前想后,愁肠百转。因为此事已被陈璧君闹开,别人不明真相,自己百口莫辩。为了顾全汪精卫已有子女的家庭,也为了自己的清白与尊严,她觉得只有以死明志了。方君瑛写下三封遗书,然后悬梁自尽。方君瑛的死,使得汪精卫痛惜万分,他亲笔写了挽联,挂在方的灵堂上。
不久,陈炯明叛变,汪精卫随孙中山到了上海,再奉派往东北与张作霖接洽。行色匆匆,仍然怀念方君瑛,日形憔悴,往往触景伤情。对于陈璧君,除了偶尔回家探望儿女外,根本不予理会。陈璧君为了让汪精卫回心转意,除了十分善视曾醒姐弟及方君璧外,尽量找机会接近孙中山。1923年,孙中山回粤,次年筹办黄埔军校,陈璧君乘机筹献一笔巨款,补助建校之用。在孙中山先生的赞许、劝解之下,汪精卫才和陈璧君和好如初。然而,因方君瑛之死造成的二人之间心灵上的裂痕却无法愈合了。
汪精卫因想念方君瑛,之后经人介绍认识了模样酷肖方君瑛的女子——施旦。
陈璧君从庐山归来后,发现有个酷似方君瑛的美女施旦接近汪精卫,于是与汪寸步不离。汪又不好发作,只有徒然生闷气。1935年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被人行刺受伤,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出国医治,医生说他只有10年寿命。翌年底回国,心情很坏,常对陈璧君怨言相向。之后,施旦在汪宅成为重要的人。陈璧君在家,她也落落大方地来往,尽量承顺陈的颜色,陈因她是有夫之妇,他的丈夫又是汪的亲信,也以为她有巴结自己的意思,尚未想到她和汪精卫之间已有相爱的成份,所以对她尚好,一切相安无事,甚至陈璧君还托她在自己不在时多照顾汪精卫的生活。于是,施旦做了汪精卫的情妇。
抗战爆发以后,日本对汪精卫开始诱降。10月,武汉、广州失守,汪精卫认为抗战必亡,力主与日本谋和,他的主张未被蒋介石接受。在日本人的暗中策划下,汪精卫下决心离开重庆,于同年12月21日抵达河内。次日,日本政府发表“近卫三原则”,提出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口号。汪精卫乃于12月28日发表他响应“近卫三原则”的“艳电”。1940年底,汪精卫又以卖国的《中日关系基本条约》为基石,登上了“国民政府主席”的宝座,从而堕落为彻头彻尾的大汉奸、大卖国贼。充当为千人指、万人骂的汉奸,日子是不好过的。汪精卫心情沉重,脾气暴躁,更需要寻求柔情的慰藉,于是又常常想起因抗战而阔别已久的施旦,并派人打听她的下落,才知道她已在香港和她丈夫离婚了。
不久,陈璧君为她的弟弟陈耀祖争取到汪伪政权的广东省长,她自己也以政治指导员的名义到广州去,做了陈耀祖的太上皇。
之后,施旦在汪精卫的身边,身兼三任:汪精卫的情人、秘书和管家。
陈璧君获知后,跑到汪精卫办公室又哭又骂。汪精卫一反常态,大发脾气:“当年你逼死方君瑛,现在又想逼死施小姐,你如再闹,我就与你离婚!”听说汪精卫要同自己离婚,陈璧君有些害怕,不敢再闹下去了。施旦也不是个简单人物,听说陈璧君在汪精卫的办公室里大闹,便主动来见陈璧君,对她说:“陈大姐不必发怒。其实汪先生并非真正爱我,他是把我当成方小姐来爱。我与汪先生为肉欲谈不到,为财物也非我所欲。我无非仰慕汪先生,爱惜汪先生,并无利益可图,但对你却有好处。起码我和汪先生相处时,能够使他浮躁的心情得到安定,使他自觉生气勃勃。你如因此和他翻脸,对你未必有利。”施小姐不紧不慢的一番话,竟使自恃精明能干,从不饶人的陈璧君无言可答。陈璧君自觉红颜已老,必须正视现实,她最后只好答应施旦留下来。
期间,有一天,汪精卫穿上便服,上街散心解闷。他看见路旁有一个测字摊,写着“字有三解,可知一生”八个大字,他就随手抽一个“哥”字,请测字先生给他占算。测字先生说:“哥者,两‘可’相连,第一解:可父可师;第二解:可敬可佩。”汪精卫听后觉得自己地位显赫,确实“可父可师”,又想起少年时曾有行刺清摄政王的壮举,也的确可敬可佩,认为测字先生确实有水平。于是便急不可耐地向测字者追问“哥”字的第三解,测字先生只说事涉天机,拒绝透露,汪精卫也不便暴露自己的身份,便怏怏而去。
第二天,汪精卫再次到测字摊前,已不见测字者的踪影,只见地上用白粉写着八个字:“哥字三解,可杀可剐。”汪精卫如当头挨了巨棒,脑袋快要炸开,然后匆匆离去了。
后来,病情剧变,不但发高烧,而且旧创痛得几乎不能行动。施旦不但要护理他,还要陪伴他批阅公文。
汪精卫知道生命快到尽头,赴日医冶,只是尽人事而已。而去日本只能陈璧君陪同,他又舍不得离开施旦。施旦却劝他应尽快赴日就医。
汪精卫到日本,病情突然恶化,陷入昏迷。汪精卫在自己弥留之际,口中不断呼出方君瑛和施旦的名字。
施旦明知自己在汪精卫的心目中,只是方君瑛的影子,绝不可能和他结合,仍然不惜抛弃丈夫,拆散家庭,对汪精卫付出全部感情,真的似乎是方君瑛再生了。然而不同的是:方君瑛热恋汪精卫,是向一个当时享有革命家声誉的汪精卫献出少女的情怀;而施旦之钟情汪精卫,汪已是一个为国人所不齿的汉奸了。为一个汉好而作出如此牺牲,可悲!
办完丧事,陈璧君带着一群亲信,回到广东。不久日本天皇下诏,宣布无条件投降。陈璧君躲在广州家里,度日如年。
就在陈璧君陷入绝望之时,一位不速之客——郑介民(国民党军统局广州站主任)敲响了褚公馆的大门,称是奉戴笠之命迎接汪夫人。不料却中了戴笠的圈套。陈璧君被押往南京看守所,开始了她的囚徒生活。
据《江门日报》刊载的《陈璧君末日的故事》,1945年12月6日,国民政府颁布了《惩治汉奸条例》,明令由各省区高等法院或其分院审理汉奸案件。条例规定,凡犯了通谋敌国十二项罪行中的一项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1946年2月16日,徐文祺对陈璧君说:“汪夫人,请您预作准备,明天上午9时离开南京去苏州。”
第二天上午,陈璧君及褚民谊、陈公博乘囚车去火车站转乘火车到苏州,被押入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
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经多次侦查,以汉奸罪对陈璧君提出检控,列举她五大罪状。
1946年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公审陈璧君,由于她是汪伪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苏州市民倾城而出。正如《申报》报道:高等法院满坑满谷,争看头号女汉奸。
审判长孙鸿霖、检察官韦维清、推事石美瑜与陆家瑞、书记官秦道立等入庭开座。陈璧君在法警挟护下,由候审室进入法庭。读完起诉书,审判长问:“被告有无答辩?”
陈璧君拒不认罪,与检察官展开针锋相对的舌战,矛头不时指向蒋介石。她说:“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之后,审判长在法庭上宣读对陈璧君的判决书,当读至“处无期徒刑”一句时,陈璧君说:“我有枪毙的勇气,无坐牢的耐心!”最后,审判长说:“被告对本判决如是不服,可以向最高法院上诉。”
陈璧君高声说:“我当然不服,但我绝对不会提出上诉。判我无期徒刑,是最高当局早就决定了的,不过借你的嘴巴宣布而已。即使上诉,绝无可能更改。这一点,我比你们更清楚。”
上海解放后,陈璧君从苏州押解到上海提篮桥监狱。《汪精卫全传》记述:宋庆龄与何香凝在政协会议上找到毛泽东、周恩来,为陈璧君说情。宋、何与陈璧君私交很深,在汪、陈结婚时,何香凝还曾做过陈璧君的伴娘。
何香凝对毛泽东说:“汪精卫叛国投敌,陈璧君也跟着一起跑,当了汉奸。但她毕竟是参与者,不是决策者。陈璧君已经在牢里关了几年,听说身体不好,能不能实行特赦。”毛泽东略作思考,答道:“陈璧君是个很能干、也很厉害的女人,可惜她走错了路。既然宋先生、何先生为她说情,我看就让她写个认罪声明,人民政府下个特赦令,将她释放。”周恩来在一旁道:“就请宋先生、何先生给陈璧君写封信,我们派人送到上海监狱,看看陈璧君的态度。”
信很快到了陈璧君手中。据说,陈璧君接到信后沉默多时,最后拒绝。
尽管陈璧君顽固不化,监狱里的管教干部仍对她进行了挽救和教育,给她报纸和一些政治书籍阅读,让她了解时事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傲慢的陈璧君情绪逐渐平和下来,开始认识自己的罪行。
后来陈璧君的身体每况愈下,患有高血压性心脏病、风湿性关节炎、并发性肺炎等。1959年,陈璧君离开人世。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从重庆还都南京了。1946年1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南京黄埔路陆军总部召开了一次会议。何应钦脱去白手套,对在座的工兵部队、宪兵司令部负责人慢条斯理地说:“委员长不久就要还都回来了,但汪精卫的坟墓仍在梅花岭,居然和中山陵并列在一起,太不像话,如不去除,委员长必定大发脾气。所以请大家来,仔细研究除掉汪墓的妥善办法。此事要考虑周详,绝对保密。汪精卫毕竟是个国民党元老,一旦宣扬出去,说委员长容不得一个政敌的尸骨,那就不好了。”何应钦说完,请大家研究决定,就先走了。
会议决定在十天以内办好这件事,由七十四军工兵部队负责执行,宪兵实行戒严,严格保密。
军队工程师发现,由于汪伪政权的迅速败亡,汪精卫的坟墓外部建筑尚未完工,但坟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相当坚固。经过研究,工兵部队决定用炸药先炸开外层混凝土钢筋墓壳,再毁掉盛棺的内窖。七十四军工兵指挥官马崇六决定:爆炸挖墓,并定于1月21日晚上执行。在这三天前梅花岭周围实行戒严,并在报纸上公布陆军要试炮。爆炸由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工兵营负责,用一百五十公斤“tnt”烈性炸药。
1月21日夜,一切准备就绪,一声山摇地动的爆炸,汪墓被炸开。
内窖炸开后,发现棺木,揭开棺盖,汪精卫的尸骸上覆盖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尸身着藏青色长袍与黑色马褂,头戴礼帽,腰佩大绶;由于入棺时使用过防腐剂,汪精卫的尸体尚保持完整,没有腐烂,只是面部略呈褐色而有些黑斑。
军官检查尸身,除在马褂口袋内发现一张长约三寸的白纸条外,别无遗物。纸条上用毛笔写有“魂兮归来”四字,下款署名陈璧君。据记载,这是汪精卫死于日本名古屋时,妻陈璧君接运尸体回国时所写。
墓地残基当夜就被工兵夷平,墓址平整后,上面盖起了一座廊亭,两面辟小径,植花木,即为现在的观梅轩。
而汪精卫的尸身连同棺材被连夜拉到了南京清凉山火葬场,半个小时内,棺材连同尸体全部焚化。随行军官再命令工人向炉膛送风,骨灰随即扬散无踪。
汪精卫生前诗词中,曾有“劫后残灰,战余弃骨”,“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等句。诗词本为早年表明革命心迹,但其最终叛变投敌,至此皆成谶语。
不少人把汪精卫投靠日本人解释为与蒋介石争权,但从汪精卫的历史来看,汪精卫并不是特别醉心于权力的人。辛亥革命胜利时,以汪精卫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社会影响,他至少可以当一个部长以上的官员,胡汉民就作了广东都督。当时汪精卫才30岁,这样的高官对于一个30岁的青年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而汪精卫却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放弃做官到法国留学。辛亥革命后像汪精卫这样具有功劳威望之人却没有作官的,只有汪精卫一人。后来汪精卫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时,在完全可以不辞职的情况下主动自责辞职,也反映出汪精卫对权力看得不是很重。所以简单地把汪精卫离开重庆搞和平运动看成是争权夺利,其实是把历史人物脸谱化了。
汪精卫个人的悲剧,其实也是近代中国的悲剧。试想如果当时中国是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又怎么会遭到外国的侵略?又怎么会有汉奸?一个国家历史上的汉奸越多,就说明这个国家越弱。对于一个遭到强敌侵略的弱国,总要有人挑起“汉奸的担子”,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是如此。因此我们不应该公式化地把“汉奸”理解为一群整天想著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而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汉奸”们的悲剧。
第十章唐绍仪:身陷是非空遗恨
1938年9月30日上午,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先生于上海公寓的客厅接待古董商人,宾主坐定后即开始赏玩古董,讨价还价。当唐绍仪背对商人凝视古玩时,其中一名商人突然从古董花瓶中取出一把小钢斧,朝唐绍仪砍去,唐绍仪不及作声,颓然倒下,鲜血喷涌,并于当天下午4时不治身亡。
古董商有备而来,其后必有阴谋。幕后指使者是谁,唐绍仪又与其有着怎样的纠葛而招致杀身之祸?
毛泽东曾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唐绍仪甘作县长的例子警示那些对官位趋之若鹜的共产党干部:“以前北洋军阀政府里有个内阁总理,叫唐绍仪,后来当了广东中山县的县长。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毛主席称唐绍仪“要能上能下”,上能做内阁总理,下能当中山县长。
唐绍仪字少川,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他于1862年1月2日出生在广东香山县唐家湾一个有一定“洋味”的家庭中,父亲唐巨川是茶叶出口商,族叔唐廷枢是李鸿章手下的洋务人员。唐绍仪虽在清末居于高位,但他既不是书香门第,也不是封建科举制度下的“正途”出身,他后来能成为民国第一位内阁总理,一切境缘皆始于曾国藩为培养人才组织幼童公派留学之事。当时风气未开,大江南北的士绅子弟都不肯飘洋过海远赴他乡学习技艺,最后就遴选了多位风气已开的广东幼才。唐绍仪就是其中之一,赫赫有名的还有詹天佑等。
唐绍仪自幼就到上海读书,1874年官派留学美国,经中学升至哥伦比亚大学文科。在美留学期间,因天资聪颖,勤学好问,唐绍仪的学问大有所长,视野渐渐开阔。在美国生活的七年里,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已深深影响了年轻的他,为后来他的各种政治和外交活动成就的取得奠定了一定基础。
留学事业虽后来因国内顽固派的反对而提前中断,但勿庸置疑,此时的唐绍仪已是一名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回国的唐绍仪好长一段时间郁郁不得志,幸运的是,他很快就与野心勃勃的袁世凯结识,并从此成为袁的智囊之一。
1881年,归国后的唐绍仪先是被派往天津的洋务学堂读书,1885年进入天津税务衙门任职,1889年底被委任为驻龙山商务委员,也就是驻朝鲜汉城领事,在朝鲜期间,唐绍仪表现出干练的外交才能,并与当时正驻扎在朝鲜交涉通商事宜的袁世凯结识,他的能力受到袁世凯的肯定和推荐。1896年10月,清朝政府正式委任唐绍仪为中国驻朝鲜总领事。直到1898年9月,唐绍仪才因奔父丧返国,结束了他出使朝鲜近十年的外交生涯。期间,唐绍仪得到了良好的外交锻炼。
袁世凯被擢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他便重用唐绍仪为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在上任期间,办理接收八国联军分占的天津城区、收回秦皇岛口岸管理权等事务,成就斐然,令同僚们刮目相看。袁世凯亦上奏朝廷,称赞唐绍仪出色的表现和能力。
嘲热讽地说:“我远赴重洋,为学校筹款,你却和四哥出双出对地谈情说爱,辛苦你啦!”然后她大骂方君瑛是个婊子,在许多朋友中羞辱她。
方君瑛醒忙作解释:大家如同一家人,向来不分彼此的,两人在一起谈天游玩,谈不上谈情说爱,请她不要误会。
陈璧君不听,反而恶言相向:“此事与你无关,因为他们出游,你不在场。”
当夜,方君瑛思前想后,愁肠百转。因为此事已被陈璧君闹开,别人不明真相,自己百口莫辩。为了顾全汪精卫已有子女的家庭,也为了自己的清白与尊严,她觉得只有以死明志了。方君瑛写下三封遗书,然后悬梁自尽。方君瑛的死,使得汪精卫痛惜万分,他亲笔写了挽联,挂在方的灵堂上。
不久,陈炯明叛变,汪精卫随孙中山到了上海,再奉派往东北与张作霖接洽。行色匆匆,仍然怀念方君瑛,日形憔悴,往往触景伤情。对于陈璧君,除了偶尔回家探望儿女外,根本不予理会。陈璧君为了让汪精卫回心转意,除了十分善视曾醒姐弟及方君璧外,尽量找机会接近孙中山。1923年,孙中山回粤,次年筹办黄埔军校,陈璧君乘机筹献一笔巨款,补助建校之用。在孙中山先生的赞许、劝解之下,汪精卫才和陈璧君和好如初。然而,因方君瑛之死造成的二人之间心灵上的裂痕却无法愈合了。
汪精卫因想念方君瑛,之后经人介绍认识了模样酷肖方君瑛的女子——施旦。
陈璧君从庐山归来后,发现有个酷似方君瑛的美女施旦接近汪精卫,于是与汪寸步不离。汪又不好发作,只有徒然生闷气。1935年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被人行刺受伤,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出国医治,医生说他只有10年寿命。翌年底回国,心情很坏,常对陈璧君怨言相向。之后,施旦在汪宅成为重要的人。陈璧君在家,她也落落大方地来往,尽量承顺陈的颜色,陈因她是有夫之妇,他的丈夫又是汪的亲信,也以为她有巴结自己的意思,尚未想到她和汪精卫之间已有相爱的成份,所以对她尚好,一切相安无事,甚至陈璧君还托她在自己不在时多照顾汪精卫的生活。于是,施旦做了汪精卫的情妇。
抗战爆发以后,日本对汪精卫开始诱降。10月,武汉、广州失守,汪精卫认为抗战必亡,力主与日本谋和,他的主张未被蒋介石接受。在日本人的暗中策划下,汪精卫下决心离开重庆,于同年12月21日抵达河内。次日,日本政府发表“近卫三原则”,提出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口号。汪精卫乃于12月28日发表他响应“近卫三原则”的“艳电”。1940年底,汪精卫又以卖国的《中日关系基本条约》为基石,登上了“国民政府主席”的宝座,从而堕落为彻头彻尾的大汉奸、大卖国贼。充当为千人指、万人骂的汉奸,日子是不好过的。汪精卫心情沉重,脾气暴躁,更需要寻求柔情的慰藉,于是又常常想起因抗战而阔别已久的施旦,并派人打听她的下落,才知道她已在香港和她丈夫离婚了。
不久,陈璧君为她的弟弟陈耀祖争取到汪伪政权的广东省长,她自己也以政治指导员的名义到广州去,做了陈耀祖的太上皇。
之后,施旦在汪精卫的身边,身兼三任:汪精卫的情人、秘书和管家。
陈璧君获知后,跑到汪精卫办公室又哭又骂。汪精卫一反常态,大发脾气:“当年你逼死方君瑛,现在又想逼死施小姐,你如再闹,我就与你离婚!”听说汪精卫要同自己离婚,陈璧君有些害怕,不敢再闹下去了。施旦也不是个简单人物,听说陈璧君在汪精卫的办公室里大闹,便主动来见陈璧君,对她说:“陈大姐不必发怒。其实汪先生并非真正爱我,他是把我当成方小姐来爱。我与汪先生为肉欲谈不到,为财物也非我所欲。我无非仰慕汪先生,爱惜汪先生,并无利益可图,但对你却有好处。起码我和汪先生相处时,能够使他浮躁的心情得到安定,使他自觉生气勃勃。你如因此和他翻脸,对你未必有利。”施小姐不紧不慢的一番话,竟使自恃精明能干,从不饶人的陈璧君无言可答。陈璧君自觉红颜已老,必须正视现实,她最后只好答应施旦留下来。
期间,有一天,汪精卫穿上便服,上街散心解闷。他看见路旁有一个测字摊,写着“字有三解,可知一生”八个大字,他就随手抽一个“哥”字,请测字先生给他占算。测字先生说:“哥者,两‘可’相连,第一解:可父可师;第二解:可敬可佩。”汪精卫听后觉得自己地位显赫,确实“可父可师”,又想起少年时曾有行刺清摄政王的壮举,也的确可敬可佩,认为测字先生确实有水平。于是便急不可耐地向测字者追问“哥”字的第三解,测字先生只说事涉天机,拒绝透露,汪精卫也不便暴露自己的身份,便怏怏而去。
第二天,汪精卫再次到测字摊前,已不见测字者的踪影,只见地上用白粉写着八个字:“哥字三解,可杀可剐。”汪精卫如当头挨了巨棒,脑袋快要炸开,然后匆匆离去了。
后来,病情剧变,不但发高烧,而且旧创痛得几乎不能行动。施旦不但要护理他,还要陪伴他批阅公文。
汪精卫知道生命快到尽头,赴日医冶,只是尽人事而已。而去日本只能陈璧君陪同,他又舍不得离开施旦。施旦却劝他应尽快赴日就医。
汪精卫到日本,病情突然恶化,陷入昏迷。汪精卫在自己弥留之际,口中不断呼出方君瑛和施旦的名字。
施旦明知自己在汪精卫的心目中,只是方君瑛的影子,绝不可能和他结合,仍然不惜抛弃丈夫,拆散家庭,对汪精卫付出全部感情,真的似乎是方君瑛再生了。然而不同的是:方君瑛热恋汪精卫,是向一个当时享有革命家声誉的汪精卫献出少女的情怀;而施旦之钟情汪精卫,汪已是一个为国人所不齿的汉奸了。为一个汉好而作出如此牺牲,可悲!
办完丧事,陈璧君带着一群亲信,回到广东。不久日本天皇下诏,宣布无条件投降。陈璧君躲在广州家里,度日如年。
就在陈璧君陷入绝望之时,一位不速之客——郑介民(国民党军统局广州站主任)敲响了褚公馆的大门,称是奉戴笠之命迎接汪夫人。不料却中了戴笠的圈套。陈璧君被押往南京看守所,开始了她的囚徒生活。
据《江门日报》刊载的《陈璧君末日的故事》,1945年12月6日,国民政府颁布了《惩治汉奸条例》,明令由各省区高等法院或其分院审理汉奸案件。条例规定,凡犯了通谋敌国十二项罪行中的一项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1946年2月16日,徐文祺对陈璧君说:“汪夫人,请您预作准备,明天上午9时离开南京去苏州。”
第二天上午,陈璧君及褚民谊、陈公博乘囚车去火车站转乘火车到苏州,被押入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
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经多次侦查,以汉奸罪对陈璧君提出检控,列举她五大罪状。
1946年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公审陈璧君,由于她是汪伪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苏州市民倾城而出。正如《申报》报道:高等法院满坑满谷,争看头号女汉奸。
审判长孙鸿霖、检察官韦维清、推事石美瑜与陆家瑞、书记官秦道立等入庭开座。陈璧君在法警挟护下,由候审室进入法庭。读完起诉书,审判长问:“被告有无答辩?”
陈璧君拒不认罪,与检察官展开针锋相对的舌战,矛头不时指向蒋介石。她说:“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之后,审判长在法庭上宣读对陈璧君的判决书,当读至“处无期徒刑”一句时,陈璧君说:“我有枪毙的勇气,无坐牢的耐心!”最后,审判长说:“被告对本判决如是不服,可以向最高法院上诉。”
陈璧君高声说:“我当然不服,但我绝对不会提出上诉。判我无期徒刑,是最高当局早就决定了的,不过借你的嘴巴宣布而已。即使上诉,绝无可能更改。这一点,我比你们更清楚。”
上海解放后,陈璧君从苏州押解到上海提篮桥监狱。《汪精卫全传》记述:宋庆龄与何香凝在政协会议上找到毛泽东、周恩来,为陈璧君说情。宋、何与陈璧君私交很深,在汪、陈结婚时,何香凝还曾做过陈璧君的伴娘。
何香凝对毛泽东说:“汪精卫叛国投敌,陈璧君也跟着一起跑,当了汉奸。但她毕竟是参与者,不是决策者。陈璧君已经在牢里关了几年,听说身体不好,能不能实行特赦。”毛泽东略作思考,答道:“陈璧君是个很能干、也很厉害的女人,可惜她走错了路。既然宋先生、何先生为她说情,我看就让她写个认罪声明,人民政府下个特赦令,将她释放。”周恩来在一旁道:“就请宋先生、何先生给陈璧君写封信,我们派人送到上海监狱,看看陈璧君的态度。”
信很快到了陈璧君手中。据说,陈璧君接到信后沉默多时,最后拒绝。
尽管陈璧君顽固不化,监狱里的管教干部仍对她进行了挽救和教育,给她报纸和一些政治书籍阅读,让她了解时事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傲慢的陈璧君情绪逐渐平和下来,开始认识自己的罪行。
后来陈璧君的身体每况愈下,患有高血压性心脏病、风湿性关节炎、并发性肺炎等。1959年,陈璧君离开人世。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从重庆还都南京了。1946年1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南京黄埔路陆军总部召开了一次会议。何应钦脱去白手套,对在座的工兵部队、宪兵司令部负责人慢条斯理地说:“委员长不久就要还都回来了,但汪精卫的坟墓仍在梅花岭,居然和中山陵并列在一起,太不像话,如不去除,委员长必定大发脾气。所以请大家来,仔细研究除掉汪墓的妥善办法。此事要考虑周详,绝对保密。汪精卫毕竟是个国民党元老,一旦宣扬出去,说委员长容不得一个政敌的尸骨,那就不好了。”何应钦说完,请大家研究决定,就先走了。
会议决定在十天以内办好这件事,由七十四军工兵部队负责执行,宪兵实行戒严,严格保密。
军队工程师发现,由于汪伪政权的迅速败亡,汪精卫的坟墓外部建筑尚未完工,但坟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相当坚固。经过研究,工兵部队决定用炸药先炸开外层混凝土钢筋墓壳,再毁掉盛棺的内窖。七十四军工兵指挥官马崇六决定:爆炸挖墓,并定于1月21日晚上执行。在这三天前梅花岭周围实行戒严,并在报纸上公布陆军要试炮。爆炸由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工兵营负责,用一百五十公斤“tnt”烈性炸药。
1月21日夜,一切准备就绪,一声山摇地动的爆炸,汪墓被炸开。
内窖炸开后,发现棺木,揭开棺盖,汪精卫的尸骸上覆盖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尸身着藏青色长袍与黑色马褂,头戴礼帽,腰佩大绶;由于入棺时使用过防腐剂,汪精卫的尸体尚保持完整,没有腐烂,只是面部略呈褐色而有些黑斑。
军官检查尸身,除在马褂口袋内发现一张长约三寸的白纸条外,别无遗物。纸条上用毛笔写有“魂兮归来”四字,下款署名陈璧君。据记载,这是汪精卫死于日本名古屋时,妻陈璧君接运尸体回国时所写。
墓地残基当夜就被工兵夷平,墓址平整后,上面盖起了一座廊亭,两面辟小径,植花木,即为现在的观梅轩。
而汪精卫的尸身连同棺材被连夜拉到了南京清凉山火葬场,半个小时内,棺材连同尸体全部焚化。随行军官再命令工人向炉膛送风,骨灰随即扬散无踪。
汪精卫生前诗词中,曾有“劫后残灰,战余弃骨”,“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等句。诗词本为早年表明革命心迹,但其最终叛变投敌,至此皆成谶语。
不少人把汪精卫投靠日本人解释为与蒋介石争权,但从汪精卫的历史来看,汪精卫并不是特别醉心于权力的人。辛亥革命胜利时,以汪精卫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社会影响,他至少可以当一个部长以上的官员,胡汉民就作了广东都督。当时汪精卫才30岁,这样的高官对于一个30岁的青年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而汪精卫却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放弃做官到法国留学。辛亥革命后像汪精卫这样具有功劳威望之人却没有作官的,只有汪精卫一人。后来汪精卫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时,在完全可以不辞职的情况下主动自责辞职,也反映出汪精卫对权力看得不是很重。所以简单地把汪精卫离开重庆搞和平运动看成是争权夺利,其实是把历史人物脸谱化了。
汪精卫个人的悲剧,其实也是近代中国的悲剧。试想如果当时中国是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又怎么会遭到外国的侵略?又怎么会有汉奸?一个国家历史上的汉奸越多,就说明这个国家越弱。对于一个遭到强敌侵略的弱国,总要有人挑起“汉奸的担子”,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是如此。因此我们不应该公式化地把“汉奸”理解为一群整天想著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而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汉奸”们的悲剧。
第十章唐绍仪:身陷是非空遗恨
1938年9月30日上午,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先生于上海公寓的客厅接待古董商人,宾主坐定后即开始赏玩古董,讨价还价。当唐绍仪背对商人凝视古玩时,其中一名商人突然从古董花瓶中取出一把小钢斧,朝唐绍仪砍去,唐绍仪不及作声,颓然倒下,鲜血喷涌,并于当天下午4时不治身亡。
古董商有备而来,其后必有阴谋。幕后指使者是谁,唐绍仪又与其有着怎样的纠葛而招致杀身之祸?
毛泽东曾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唐绍仪甘作县长的例子警示那些对官位趋之若鹜的共产党干部:“以前北洋军阀政府里有个内阁总理,叫唐绍仪,后来当了广东中山县的县长。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毛主席称唐绍仪“要能上能下”,上能做内阁总理,下能当中山县长。
唐绍仪字少川,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他于1862年1月2日出生在广东香山县唐家湾一个有一定“洋味”的家庭中,父亲唐巨川是茶叶出口商,族叔唐廷枢是李鸿章手下的洋务人员。唐绍仪虽在清末居于高位,但他既不是书香门第,也不是封建科举制度下的“正途”出身,他后来能成为民国第一位内阁总理,一切境缘皆始于曾国藩为培养人才组织幼童公派留学之事。当时风气未开,大江南北的士绅子弟都不肯飘洋过海远赴他乡学习技艺,最后就遴选了多位风气已开的广东幼才。唐绍仪就是其中之一,赫赫有名的还有詹天佑等。
唐绍仪自幼就到上海读书,1874年官派留学美国,经中学升至哥伦比亚大学文科。在美留学期间,因天资聪颖,勤学好问,唐绍仪的学问大有所长,视野渐渐开阔。在美国生活的七年里,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已深深影响了年轻的他,为后来他的各种政治和外交活动成就的取得奠定了一定基础。
留学事业虽后来因国内顽固派的反对而提前中断,但勿庸置疑,此时的唐绍仪已是一名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回国的唐绍仪好长一段时间郁郁不得志,幸运的是,他很快就与野心勃勃的袁世凯结识,并从此成为袁的智囊之一。
1881年,归国后的唐绍仪先是被派往天津的洋务学堂读书,1885年进入天津税务衙门任职,1889年底被委任为驻龙山商务委员,也就是驻朝鲜汉城领事,在朝鲜期间,唐绍仪表现出干练的外交才能,并与当时正驻扎在朝鲜交涉通商事宜的袁世凯结识,他的能力受到袁世凯的肯定和推荐。1896年10月,清朝政府正式委任唐绍仪为中国驻朝鲜总领事。直到1898年9月,唐绍仪才因奔父丧返国,结束了他出使朝鲜近十年的外交生涯。期间,唐绍仪得到了良好的外交锻炼。
袁世凯被擢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他便重用唐绍仪为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在上任期间,办理接收八国联军分占的天津城区、收回秦皇岛口岸管理权等事务,成就斐然,令同僚们刮目相看。袁世凯亦上奏朝廷,称赞唐绍仪出色的表现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