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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
我写了近二十年小说，引人注目的是我的所谓官场小说。有种说法，叫我"官场小说第一人"。我是不敢承认这个名号的。我不是中国第一个写官场小说的人，也不是写官场小说最多的人，更不是官场小说写得最好的人。尽管热心的读者朋友给了我相当多的赞誉，我自己惟有惶恐而已。但有评论家认为，自从十年前我的国画出版，引发了中国当代官场小说热，这也许是个事实。可能所谓"官场小说第一人"，就是从这件事上说起的。不过，这也不足以把这个名不符实的名头挂在我身上。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即使没有国画的出版，中国当代官场小说也会因某个机缘热起来。也许会因别人的某部小说，引发这个热潮。不管人们如何看待中国当代官场小说，它的横空出世已经是不可忽视的文学事实。可以想象，百年以后研究这个阶段的文学史，闭着眼睛也绕不开这个事实。有这么多的作家写官场小说，每年出版这么多的官场小说，官场小说又这么受读者欢迎，这已容不得谁承认或不承认其存在。而某些官场小说出版后所面临的尴尬境地，同样会是今后人们研究这个时期文学、社会和政治问题极有价值的个案。
为什么说官场小说热必然会出现呢？或者说，为什么近二十多年来文学会如此关注官场？肯定是有原因的。我们考察民间语言的变化，就可发现某种奥秘。语言的春秋笔法，在读书人这里是门学问，有时还需专门教育才能够掌握。但是，普通老百姓不经意就在使用这种表现手法。事实上，目前的官员与官场是两个民间定义的概念，而与之相对应的正规概念则是干部和党政机关。
后来更加规范和细化，干部细分为党务工作者、国家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等等；党政机关细分为党委机关、政府机关、国家机关和军警机关等等。但通常挂在人们嘴边的却是两个民间概念：官员和官场。这不单纯是民间语言习惯问题，而是传达着复杂幽微的社会心理，即人们对官员人格以及官场生态的认识和判断。有意无意间，老百姓运用的就是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也就是说，老百姓通过集体无意识的措词选择，不动声色地表达了自己对官员和官场的感情倾向。
这种情感倾向是耐人寻味的。如果我们不迂腐到逢字必查字典，就应该注意到"官"这个字在中国从1949年开始已经转入贬义，用三十年以前流行的话说，就是这个"官"字已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干部"这个似乎带有革命和进步意味的词，取代了旧时代的"官"字。三十年前军队里也不讲"官兵"，而讲"全体指战员"。1949年以后部队对"官"的新说法是"部队指挥员"，对兵的说法是"战士"。人们只有在对上级表示愤怒时才使用"官"这个字：你们当官的如何如何！我们家乡老百姓早在多年前骂那些做事懒懒洋洋的人，会说：你像个官！而现在的情况是老百姓把进入公权部门的人员都称作"官"。
我们尽可以去批评民间情绪的盲目性，但民间情绪的产生不是没有来由的。如果我们正视民意，就应该认真研究和对待民间情绪。因为它是社会动态的风向标。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用词的变化，从中都可窥见社会心理的微妙状态。我记得大概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官场上开始叫领导为老板。老板也是一个自1949年就已经死亡的词，因为它指的是私营企业的财产所有人，或旧时候有名望的戏班演员。1949年之后，私有企业主消亡了，而且其政治成分是剥削阶级；演员也叫文艺工作者了。所以，老板这个词不用了。
最近四五年，官场开始叫领导为老大。老大是什么？老大是黑社会头子。老大做得很大了，也被叫做老板。杜月笙被人称作杜老板。戴笠也被人称作戴老板。也就是说，1949年以后，老板和老大的词性色彩都是非常不好的，说白了就是贬义的，甚至是黑色的。目前的官场里老板和老大这两个词，实际上是对官场"家长制"、"一言堂"、"江湖气"和"帮派气"等特征的描述。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都被人们欣然接受了。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官和官场这两个词，反映出的是社会对官员及其活动范围的鄙视或不满；而老板和老大这两个词则不同，不光老百姓喜欢把它们挂在嘴边称呼官员，官员自己也乐于别人这么叫他。一方面反映的是百姓对官员的俯首帖耳和羡慕向往。下级叫上级老板和老大，含有下级对上级的顺从、臣服、谄媚的意思。
另一方面反映的是，官员因认同自己的身份而产生的种种优越情绪，如高高在上、沾沾自喜、心安理得、踌躇满志，甚至妄自尊大、忘乎所以和飞扬跋扈。有位省级领导住在长沙某个有名的公务员小区，他告诉我说，从住在里面的官员看，他们的职务越高，则觉悟越低，脾气越大，修养越差，形象越糟。
我们透过官员、官场、老板、老大这四个词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心理，可以印证一个事实，即中国人对官和官场的心态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是对官和官场的不满，另一方面是对官和官场的艳羡。我这种表述其实是过于简单的，中国人对官和官场的心态复杂得几句话难以说清楚。
一方面，中国自古就有蔑视权贵、不畏强权的传统，而现代生活中有些官员的不良表现以及司空见惯的官场丑闻更让老百姓产生仇官情绪。另一方面，做官是尊贵的，官场利益是巨大的。官场对社会资源的控制甚至垄断，决定了它是这个社会里利益最大的所在。为什么公务员考试这么热？以至于被人称为"国考"？根本的原因是利益驱动。
三十年改革开放，社会群体的利益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有反复、有整合，但现在我们回头看看，只有公务员的利益是最稳固的。也就是说，官和官场的利益是最稳固的。所以，社会上又把公务员考试叫做"考碗"。这个碗不光是铁饭碗，而且很可能是金饭碗。
利益向官场的集团化聚集，使得这个行当越来越具有诱惑力。社会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公权利益私人化，灰色利益正常化，... -->>
王跃文
我写了近二十年小说，引人注目的是我的所谓官场小说。有种说法，叫我"官场小说第一人"。我是不敢承认这个名号的。我不是中国第一个写官场小说的人，也不是写官场小说最多的人，更不是官场小说写得最好的人。尽管热心的读者朋友给了我相当多的赞誉，我自己惟有惶恐而已。但有评论家认为，自从十年前我的国画出版，引发了中国当代官场小说热，这也许是个事实。可能所谓"官场小说第一人"，就是从这件事上说起的。不过，这也不足以把这个名不符实的名头挂在我身上。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即使没有国画的出版，中国当代官场小说也会因某个机缘热起来。也许会因别人的某部小说，引发这个热潮。不管人们如何看待中国当代官场小说，它的横空出世已经是不可忽视的文学事实。可以想象，百年以后研究这个阶段的文学史，闭着眼睛也绕不开这个事实。有这么多的作家写官场小说，每年出版这么多的官场小说，官场小说又这么受读者欢迎，这已容不得谁承认或不承认其存在。而某些官场小说出版后所面临的尴尬境地，同样会是今后人们研究这个时期文学、社会和政治问题极有价值的个案。
为什么说官场小说热必然会出现呢？或者说，为什么近二十多年来文学会如此关注官场？肯定是有原因的。我们考察民间语言的变化，就可发现某种奥秘。语言的春秋笔法，在读书人这里是门学问，有时还需专门教育才能够掌握。但是，普通老百姓不经意就在使用这种表现手法。事实上，目前的官员与官场是两个民间定义的概念，而与之相对应的正规概念则是干部和党政机关。
后来更加规范和细化，干部细分为党务工作者、国家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等等；党政机关细分为党委机关、政府机关、国家机关和军警机关等等。但通常挂在人们嘴边的却是两个民间概念：官员和官场。这不单纯是民间语言习惯问题，而是传达着复杂幽微的社会心理，即人们对官员人格以及官场生态的认识和判断。有意无意间，老百姓运用的就是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也就是说，老百姓通过集体无意识的措词选择，不动声色地表达了自己对官员和官场的感情倾向。
这种情感倾向是耐人寻味的。如果我们不迂腐到逢字必查字典，就应该注意到"官"这个字在中国从1949年开始已经转入贬义，用三十年以前流行的话说，就是这个"官"字已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干部"这个似乎带有革命和进步意味的词，取代了旧时代的"官"字。三十年前军队里也不讲"官兵"，而讲"全体指战员"。1949年以后部队对"官"的新说法是"部队指挥员"，对兵的说法是"战士"。人们只有在对上级表示愤怒时才使用"官"这个字：你们当官的如何如何！我们家乡老百姓早在多年前骂那些做事懒懒洋洋的人，会说：你像个官！而现在的情况是老百姓把进入公权部门的人员都称作"官"。
我们尽可以去批评民间情绪的盲目性，但民间情绪的产生不是没有来由的。如果我们正视民意，就应该认真研究和对待民间情绪。因为它是社会动态的风向标。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用词的变化，从中都可窥见社会心理的微妙状态。我记得大概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官场上开始叫领导为老板。老板也是一个自1949年就已经死亡的词，因为它指的是私营企业的财产所有人，或旧时候有名望的戏班演员。1949年之后，私有企业主消亡了，而且其政治成分是剥削阶级；演员也叫文艺工作者了。所以，老板这个词不用了。
最近四五年，官场开始叫领导为老大。老大是什么？老大是黑社会头子。老大做得很大了，也被叫做老板。杜月笙被人称作杜老板。戴笠也被人称作戴老板。也就是说，1949年以后，老板和老大的词性色彩都是非常不好的，说白了就是贬义的，甚至是黑色的。目前的官场里老板和老大这两个词，实际上是对官场"家长制"、"一言堂"、"江湖气"和"帮派气"等特征的描述。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都被人们欣然接受了。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官和官场这两个词，反映出的是社会对官员及其活动范围的鄙视或不满；而老板和老大这两个词则不同，不光老百姓喜欢把它们挂在嘴边称呼官员，官员自己也乐于别人这么叫他。一方面反映的是百姓对官员的俯首帖耳和羡慕向往。下级叫上级老板和老大，含有下级对上级的顺从、臣服、谄媚的意思。
另一方面反映的是，官员因认同自己的身份而产生的种种优越情绪，如高高在上、沾沾自喜、心安理得、踌躇满志，甚至妄自尊大、忘乎所以和飞扬跋扈。有位省级领导住在长沙某个有名的公务员小区，他告诉我说，从住在里面的官员看，他们的职务越高，则觉悟越低，脾气越大，修养越差，形象越糟。
我们透过官员、官场、老板、老大这四个词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心理，可以印证一个事实，即中国人对官和官场的心态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是对官和官场的不满，另一方面是对官和官场的艳羡。我这种表述其实是过于简单的，中国人对官和官场的心态复杂得几句话难以说清楚。
一方面，中国自古就有蔑视权贵、不畏强权的传统，而现代生活中有些官员的不良表现以及司空见惯的官场丑闻更让老百姓产生仇官情绪。另一方面，做官是尊贵的，官场利益是巨大的。官场对社会资源的控制甚至垄断，决定了它是这个社会里利益最大的所在。为什么公务员考试这么热？以至于被人称为"国考"？根本的原因是利益驱动。
三十年改革开放，社会群体的利益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有反复、有整合，但现在我们回头看看，只有公务员的利益是最稳固的。也就是说，官和官场的利益是最稳固的。所以，社会上又把公务员考试叫做"考碗"。这个碗不光是铁饭碗，而且很可能是金饭碗。
利益向官场的集团化聚集，使得这个行当越来越具有诱惑力。社会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公权利益私人化，灰色利益正常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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