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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山陈无己著谈丛六卷，高简有笔力，然所载国朝事，失于不考究，多爽其实，漫析数端于此。
其一云：“吕许公恶韩、富、范三公，欲废之而不能，及西军罢，尽用三公及宋莒公、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吕既老，大事犹问，遂请出大臣行三边，既建议，乃数出道者院宿，范公奉使陕西，宿此院，相见云云。”按吕公罢相，诏有同议大事之旨，公辞，乃庆历三年三月，至九月致仕矣。四年七月，富、范始奉使，又三公入二府时，莒公自在外，英公拜枢密使而中辍，后二年莒方复入，安有五人同时之事？
其二云：“杜正献、丁文简为河东宣抚，任布之子上书历诋执政，至云至于臣父，亦出遭逢，谓其非德选也。杜戏丁曰：‘贤郎亦要牢笼。’丁深衔之。其后二公同在政府，苏子美进奏事作，杜避嫌不预，丁论以深文，子美坐废为民，杜亦罢去。一言之谑，贻祸如此。”按杜公以执政使河东时，丁以学士为副。庆历四年十一月进奏狱起，杜在相位，五年正月罢，至五月，丁公方从翰林参知政事，安有深文论子美之说？且杜公重厚，当无以人父子为谑之理，丁公长者也，肯追仇一言陷贤士大夫哉？
其三云：“张乖崖自成都召为参知政事，既至而脑疽作，求补外，乃知杭州而疾愈。上使中人往伺之，言且将召也。丁晋公以白金赂使者，还言如故，乃不召。”按张两知成都，其初还朝为户部使、中丞，始知杭州。是时，丁方在侍从；其后自蜀知癉州，丁为三司使，岂有如前所书之事？
其四云：“乖崖在陈，闻晋公逐莱公，知祸必及己，乃延三大户与之博，出彩骰子胜其一坐，乃买田宅为归计以自污，晋公闻之，亦不害也。”按张公以祥符六年知陈州，八年卒，后五年当天禧四年，寇公方罢相，旋坐贬，岂有所谓乖崖自污之事？
兹四者所系不细，乃诞漫如此。盖前辈不家藏国史，好事者肆意饰说为美听，疑若可信，故误人纪述。后山之书，必传于后世，惧诒千载之惑，予是以辨之。
<b>译文</b>
诗人陈师道，字无己，号后士居士，著有 谈丛 六卷，文字高超简洁有力，然而他所记载本朝的大事，失误在于不考证核实，大多不合事实，在这里可以随便分析几条。
第一条说：“许国公吕夷简厌恶韩琦、富弼，范仲淹三公，想要罢他们的官而不能够。等到对西夏的战争结束，朝廷在枢密院（专掌军政，称西府）和中书门下（政事堂，掌管政务，称东府）全都任用三公及莒国公宋库、英国公夏妹，这都是吕许公的二政敌。吕已经老了，朝廷大事还征求他的意见。他就请求朝廷派出大臣宣抚河北、河东、陕西等边界。建议被批准后，朝廷就按次序令赴边的大臣在枢密院宿夜。范公奉派出使陕西，夜宿此院，与其他四人相见。”按吕公罢相后，虽然皇上下诏令他与在位大臣同议大事，他却推辞了，那是仁宗庆历三年三月间.到九月他就退休了。到庆历四年七月，富、范才奉派为宣抚使。再说三公进入东西二府掌政时，莒公自在外地，英公虽曾授枢密使却中止未成，两年后才重新进入西府，哪里有五个人同时在二府之事呢？
第二条是：“杜衍（谥号正献）、丁度（谥号文简）任河东宣抚使时，任布的儿子上书朝廷一一诋毁历届执政大臣，甚至说至于臣父，也是出于机遇被朝廷重用，意思是说连他父亲也不是靠德才被选拔上去的。听到这件事，杜对丁开玩笑说：“你对令郎也要好好笼络（意思是免得他上书朝廷说毁你无德无才）。”丁就特别恨他。以后杜、丁二公同在朝廷执政，杜衍的女婿苏舜钦（字子美）当时任集贤殿校理、监进奏院。他遭人诬陷的事件发生后，杜为避开嫌疑，不参预此事的处理，丁却尽量苛刻地引用法律条文，给苏定罪。结果，子美因此罢官为民，杜也因此罢官。一句玩笑，留下这么大的灾祸。按杜公以执政大臣身份为河东宣抚使时，丁以学士身份为副使；庆历四年十一月进奏院事件兴起大狱，杜尚在相位上，到庆历五年正月罢官，直到五月，丁公才从翰林学士提拔为参知政事，执掌大权，哪能有深文论子美一说？再说杜公为人稳重、敦厚.应当没有拿别人父子开玩笑之理。丁公也是位长者，哪肯为一句话记仇来陷害朝廷中的正人贤臣呢？
第三条是：“张泳（号乖崖）自成都被召回朝中任参知政事.到京都后脑疮发病。他就要求到外地做官，于是在做杭州的长官时病好了。皇上派宫中内侍去探访他，还说将要召他回京。晋国公丁谓用白金贿赂这个使者，使者回到宫中，对皇上谎说张脑疮如故，皇上就不召他了。”按张两次做成都长官，第一次回朝任户部使、中垂后，才做杭州长官。这时，丁正担任侍从；以后，张从四川调任异州（今南京市）长官时，丁正任三司使，岂能发生前面所记述的那种事？
第四条是说：“张乖崖在陈州为官时，听说晋国公丁谓将莱国公寇准从朝廷中排挤出去，知道灾祸肯定要波及自己，于是就将当地三个殷实大户召来一起赌搏，他用彩散子一具赢了在座所有钓人以后，便用底的钱买房置地，作为归老林下的打算，实际上是以这件不光彩的事给自己抹灰。丁晋公听说这件字，也就不害他了。”按张公在真宗大中祥符六年任陈州〔 今河南省淮阳市）长官，祥符八年去世。五年后正当真宗天禧四年，寇公才罢相，立即因事被贬，岂能有所谓乖崖自污之事？
这四条所关系的事情不小，却荒诞随意到这种地步。原因在于前辈们不可能家藏国家修的正史.喜欢多事的人便任意添油加醋编成故事，使人当成可信的真事、所以给记述的人造成失误。后山的书，必定会流传后世，恐怕这种记述会留下千载的疑惑，我因此作了辨别。
后山陈无己著谈丛六卷，高简有笔力，然所载国朝事，失于不考究，多爽其实，漫析数端于此。
其一云：“吕许公恶韩、富、范三公，欲废之而不能，及西军罢，尽用三公及宋莒公、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吕既老，大事犹问，遂请出大臣行三边，既建议，乃数出道者院宿，范公奉使陕西，宿此院，相见云云。”按吕公罢相，诏有同议大事之旨，公辞，乃庆历三年三月，至九月致仕矣。四年七月，富、范始奉使，又三公入二府时，莒公自在外，英公拜枢密使而中辍，后二年莒方复入，安有五人同时之事？
其二云：“杜正献、丁文简为河东宣抚，任布之子上书历诋执政，至云至于臣父，亦出遭逢，谓其非德选也。杜戏丁曰：‘贤郎亦要牢笼。’丁深衔之。其后二公同在政府，苏子美进奏事作，杜避嫌不预，丁论以深文，子美坐废为民，杜亦罢去。一言之谑，贻祸如此。”按杜公以执政使河东时，丁以学士为副。庆历四年十一月进奏狱起，杜在相位，五年正月罢，至五月，丁公方从翰林参知政事，安有深文论子美之说？且杜公重厚，当无以人父子为谑之理，丁公长者也，肯追仇一言陷贤士大夫哉？
其三云：“张乖崖自成都召为参知政事，既至而脑疽作，求补外，乃知杭州而疾愈。上使中人往伺之，言且将召也。丁晋公以白金赂使者，还言如故，乃不召。”按张两知成都，其初还朝为户部使、中丞，始知杭州。是时，丁方在侍从；其后自蜀知癉州，丁为三司使，岂有如前所书之事？
其四云：“乖崖在陈，闻晋公逐莱公，知祸必及己，乃延三大户与之博，出彩骰子胜其一坐，乃买田宅为归计以自污，晋公闻之，亦不害也。”按张公以祥符六年知陈州，八年卒，后五年当天禧四年，寇公方罢相，旋坐贬，岂有所谓乖崖自污之事？
兹四者所系不细，乃诞漫如此。盖前辈不家藏国史，好事者肆意饰说为美听，疑若可信，故误人纪述。后山之书，必传于后世，惧诒千载之惑，予是以辨之。
<b>译文</b>
诗人陈师道，字无己，号后士居士，著有 谈丛 六卷，文字高超简洁有力，然而他所记载本朝的大事，失误在于不考证核实，大多不合事实，在这里可以随便分析几条。
第一条说：“许国公吕夷简厌恶韩琦、富弼，范仲淹三公，想要罢他们的官而不能够。等到对西夏的战争结束，朝廷在枢密院（专掌军政，称西府）和中书门下（政事堂，掌管政务，称东府）全都任用三公及莒国公宋库、英国公夏妹，这都是吕许公的二政敌。吕已经老了，朝廷大事还征求他的意见。他就请求朝廷派出大臣宣抚河北、河东、陕西等边界。建议被批准后，朝廷就按次序令赴边的大臣在枢密院宿夜。范公奉派出使陕西，夜宿此院，与其他四人相见。”按吕公罢相后，虽然皇上下诏令他与在位大臣同议大事，他却推辞了，那是仁宗庆历三年三月间.到九月他就退休了。到庆历四年七月，富、范才奉派为宣抚使。再说三公进入东西二府掌政时，莒公自在外地，英公虽曾授枢密使却中止未成，两年后才重新进入西府，哪里有五个人同时在二府之事呢？
第二条是：“杜衍（谥号正献）、丁度（谥号文简）任河东宣抚使时，任布的儿子上书朝廷一一诋毁历届执政大臣，甚至说至于臣父，也是出于机遇被朝廷重用，意思是说连他父亲也不是靠德才被选拔上去的。听到这件事，杜对丁开玩笑说：“你对令郎也要好好笼络（意思是免得他上书朝廷说毁你无德无才）。”丁就特别恨他。以后杜、丁二公同在朝廷执政，杜衍的女婿苏舜钦（字子美）当时任集贤殿校理、监进奏院。他遭人诬陷的事件发生后，杜为避开嫌疑，不参预此事的处理，丁却尽量苛刻地引用法律条文，给苏定罪。结果，子美因此罢官为民，杜也因此罢官。一句玩笑，留下这么大的灾祸。按杜公以执政大臣身份为河东宣抚使时，丁以学士身份为副使；庆历四年十一月进奏院事件兴起大狱，杜尚在相位上，到庆历五年正月罢官，直到五月，丁公才从翰林学士提拔为参知政事，执掌大权，哪能有深文论子美一说？再说杜公为人稳重、敦厚.应当没有拿别人父子开玩笑之理。丁公也是位长者，哪肯为一句话记仇来陷害朝廷中的正人贤臣呢？
第三条是：“张泳（号乖崖）自成都被召回朝中任参知政事.到京都后脑疮发病。他就要求到外地做官，于是在做杭州的长官时病好了。皇上派宫中内侍去探访他，还说将要召他回京。晋国公丁谓用白金贿赂这个使者，使者回到宫中，对皇上谎说张脑疮如故，皇上就不召他了。”按张两次做成都长官，第一次回朝任户部使、中垂后，才做杭州长官。这时，丁正担任侍从；以后，张从四川调任异州（今南京市）长官时，丁正任三司使，岂能发生前面所记述的那种事？
第四条是说：“张乖崖在陈州为官时，听说晋国公丁谓将莱国公寇准从朝廷中排挤出去，知道灾祸肯定要波及自己，于是就将当地三个殷实大户召来一起赌搏，他用彩散子一具赢了在座所有钓人以后，便用底的钱买房置地，作为归老林下的打算，实际上是以这件不光彩的事给自己抹灰。丁晋公听说这件字，也就不害他了。”按张公在真宗大中祥符六年任陈州〔 今河南省淮阳市）长官，祥符八年去世。五年后正当真宗天禧四年，寇公才罢相，立即因事被贬，岂能有所谓乖崖自污之事？
这四条所关系的事情不小，却荒诞随意到这种地步。原因在于前辈们不可能家藏国家修的正史.喜欢多事的人便任意添油加醋编成故事，使人当成可信的真事、所以给记述的人造成失误。后山的书，必定会流传后世，恐怕这种记述会留下千载的疑惑，我因此作了辨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