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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下文学 www.wbxwx.com,贞观政要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贞观四年,太宗问大臣萧瑀:“隋文帝是一个怎样的君主?”萧瑀答说:“他是一个勤于政务,遵从礼仪,很有自制力的帝王。每次上朝处理政务都要忙到日落西山,五品以上的官吏,都要与他一起坐谈国事,宿卫之士,废寝忘食,他虽然说不上仁义开明,却也算得上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君王。”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虽然性格谨慎周密,但内心并不能明察秋毫。心里不能明察秋毫就容易犯错误,即使小心谨慎却也容易疑心重重。他本来是靠欺骗前朝皇帝的遗孤寡妇,夺取江山登上皇位的,所以总是害怕群臣不服,因此,他不肯相信手下的每个官员,每一件事他都自己判断决定,劳神费力,尽管日理万机,最终却事与愿违,而且事情也不是都处理得合情合理。朝中的大臣虽然知道这点,却不敢指出来。丞相以下的官吏,处理政务都只是敷衍应对。我不能像隋文帝那样治理江山,天下如此之大,事情如此之多,千头万绪又变化多端,我怎能一人定夺。只有将政务交给百官商议,由宰相筹划,事情才会稳当,才可以奏请皇上,下令天下执行。只靠一个人殚精竭虑是不行的。如果一天处理十件政事,有五件不合理,这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何况还有更差的呢?而日积月累,长此以往,错误必然更多,国家不灭亡才怪!为什么不广泛地任用贤良的人才,皇帝在朝廷密切关注政事,严肃法纪,谁还敢胡作非为呢?”唐太宗于是下令,凡是诏策有失误的地方,官吏必须上奏指出,不能只按照圣旨上的意思办事,必须尽到一个做臣子的职责。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治理国家和养病没有什么不同,病人感觉好起来,就格外需要将息调护,如果触犯禁忌,就会导致死亡。治理国家也是这样,天下稍微安定的时候,尤其需要兢兢业业、谨慎小心,如果就此骄奢放纵,必然弄到衰乱覆亡。如今天下安危,责任都落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一天比一天谨慎,即使做好了也不自夸。至于起耳目手足作用的,就寄托于你们了,既然君臣是一个整体,就理当协力同心,发现事情做得不稳妥的,要尽量把意见讲出来,不要有什么保留。倘若君臣互相猜疑,不能讲真心话,实在是国家的大害啊!”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纵观古代的帝王,有的兴起有的衰亡,好像有了早晨就必有夜晚一样。这都是由于耳目受到蒙蔽,不了解当时政治的得失,忠诚正直的人不敢直言劝谏,邪恶谄谀的人却一天天得势,君主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最终自然灭亡。我既然身居九重深宫,不可能对天下的事情都看到,所以委托卿等,作为我的耳目了解下情。千万不可以认为天下无事、四海安宁就不在意。民可爱的是君,君可畏的是民。做天子的,如果有道,人们就推戴他做人主;如果无道,人们就把他废弃而不用。这真可怕啊!”魏徵回答说:“从古以来的失国之君,都是因为在安定的时候忘记了危亡,在清平的时候忘记了动乱,所以不能长治久安。如今陛下拥有天下,内外清平安定,能够留心治国的方法,经常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样谨慎的姿态,国运自然会长久。我又听古人说过:‘君主是船,百姓是水,水能浮载船,也能把船掀翻。’陛下认为百姓的力量可畏,确实讲得很对。”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古人讲过:‘国家在危急时不去支持,社稷颠覆时又不能去扶助,哪能要这样的人来做宰相?’从君臣大义来讲,臣下能不竭尽忠心匡正补救吗?我常读书,每当看到夏桀杀死关龙逢、汉景帝诛杀晁错时,未尝不抛下书卷叹息。你们只要能义正词严地直言劝谏,使有益于政治教化,我绝不会以冒犯尊严、违背旨意而滥责罚你们的。我近来亲临朝堂处理政事,也有违背法令的地方,而你们却认为这是小事,不据理力争。凡大事都是从小事开始,小事不追究,大事就会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国家危亡,都是由此而起。隋炀帝残暴,死于匹夫之手,天下百姓,很少听到有人为他痛惜的。你们替我想想隋朝灭亡的事情,我为你们想想关龙逢、晁错被杀的教训,君臣之间相互保全,岂不很好!”贞观七年,唐太宗和秘书监魏徵漫谈自古以来的治理国家的得失时说:“如今大乱之后,不能急于实现大治。”魏徵说:“不对。大凡人在危难困苦的时候,就忧虑死亡,忧虑死亡就盼望天下太平;盼望天下太平就容易进行教化。因此大动乱之后容易教化,正像饥饿的人对饮食容易满足。”太宗说:“贤明的人治理好国家需要百年之久,才能消灭残虐,废除杀戮。大乱之后,要想大治,怎可在短期内做到呢?”魏徵说:“这话是对一般人说的,并不能用在圣明的人身上。如果圣明的人来施行教化,上下同心,人们就会像回声那样迅速响应,事情不求快也会很快推行下去,一年就见成效,看来并非难事,三年成功,还该说太晚了。”太宗认为魏徵说得对。封德彝等人对太宗说:“夏、商、周三代以后,百姓日渐浮薄奸诈,所以秦朝专用法律治国,汉朝以仁义杂用刑法治国,都是想教化好百姓,但没有成功,怎么会是可以教化却不去做呢?如果相信了魏徵的话,恐怕要败乱国家。”魏徵说:“五帝、三王治国并没有把百姓掉换过就能把他们教化好,施行帝道就成其为帝,施行王道就成其为王,关键在于当时治理者施行了教化而已。请看古书上的记载就可以知道。从前黄帝与蚩尤作战七十多次,已乱得很厉害,而打胜以后,就能很快太平起来。九黎作乱,颛顼出兵征讨,平定以后,仍不失其为治世。夏桀昏乱淫虐,商汤把他赶走,在汤统治之时就实现了太平。商纣专干无道的事情,周武王便起兵讨伐,到他儿子周成王在位时,也实现了太平。如果说百姓日渐浮薄奸诈,再也不会淳朴,那到现在都应变得和鬼魅一样,还能施行教化吗?”封德彝等人想不出什么话来辩驳,可是还认为魏徵的话行不通。太宗坚持推行教化,毫不懈怠,几年之间,天下康复安定,突厥被打败臣服,因而太宗对群臣说:“贞观初年,人们颇有异议,认为当今必不能搞帝道、王道,只有魏徵劝我推行。我听了他的话,不过几年,就做到中原安宁、边远的外族臣服。突厥从来就是中原的强敌,如今突厥的首领却佩刀值宿禁卫,部落也跟着穿戴中国衣冠。使我取得这样的成就,都是魏徵的功劳。”又回头对魏徵说:“玉虽有美好的本质,但藏在石头里,没有好的工匠去雕琢研磨,那就和瓦块碎石没有什么区别。如果遇上好的工匠,就可以成为流传万代的珍宝。我虽没有好的本质被你雕琢研磨,多亏你用仁义来约束我,用道德来光大我,使我能有今天这样的功业,你也确实是一个良好的工匠啊。”

    贞观八年,太宗李世民对侍臣们说:“隋朝的时候,老百姓即使拥有财物,但怎能保得住呢?自从我平定天下以来,一心一意体恤百姓,没有什么差役摊派,每个人都能维持生计,守住自己的钱财,这些都是我赐予他们的。要是我不停地加收各种赋税,即使多次赏赐资助他们,还不如不这样做。”魏徵听了,回答说:“尧、舜在世的时候,百姓会对尧或舜说‘我靠种庄稼获得食物,靠打井取得泉水’。百姓们丰衣足食,自在快乐,尚可能对尧、舜说‘你对我们又做了些什么呢’。现在陛下如此关爱百姓,百姓可能觉得这只是满足了日常所需而什么都不知道。”魏徵觉得这些话说得还不透彻、清楚,还不足以让太宗明白其中的道理,便又向太宗上奏道:“晋文公出去打猎,在砀山这个地方追赶野兽,进入了河水交错的地方,迷失了道路,不知道该从哪儿走出去。不久发现了一个打鱼人,文公对打鱼人说:‘我是你的国君,这路该从哪里出去?如果你告诉我,我会重重地赏赐你。’打鱼的人说:‘我愿意带路。’文公说:‘走出这个大泽再领赏吧。’打鱼的人回答:‘鸿鹄要是生活在汹涌澎湃的大河海洋之上,就能保全性命;如果迁徙到小河周围,就会受到猎人弓箭的袭击。龟鳖只要生活在深水中,就能安然无恙;如果跑到浅水滩,必然会受到打鱼人的威胁。现在你在砀山追捕野兽,一直追赶到了这个地方,是不是走得太远了呢?’文公听了,大声赞叹:‘太好了!’便命令随行的人记下打鱼人的姓名。打鱼的人说:‘你凭什么叫做国君呢?是国君就应该尊奉天地,敬重社稷,保卫边疆,爱护百姓,减轻各种徭役赋税,我也就得到好处了。国君要是不尊天事地,不祭祀社稷之神,不巩固边防,外不结交诸侯,内又丧失民心,一旦国破家亡,我这个打鱼人,即使拥有你丰厚的赏赐,也得不到保全啊。’打鱼人于是坚决推辞,拒不接受文公的赏赐。”太宗听了魏徵的话,称赞道:“好!好!你说得太对了。”

    贞观九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当年刚刚平定京师,宫中的美女、奇珍玩物,没有一个宫院不是满满的。可隋炀帝还是不满足,横征暴敛搜求不止,加上东征西讨,穷兵黩武,弄得百姓无法忍受,于是导致了隋朝灭亡。这些都是我亲眼见到的。因此我每天从早到晚辛勤努力、毫无厌倦,只求清净无为,使天下不生事端,从而做到徭役停罢,五谷丰收,百姓安居乐业。治国好比种树,只要树根稳固不动摇,就能枝繁叶茂。君主能够实行清净无为,百姓怎会不安居乐业呢?”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侍臣:“君主昏庸,不理政务,而臣子在下面兢兢业业地料理国事,相较于臣子犯上作乱,而君主清明,哪一个的危害更大呢?”魏徵答说:“君主圣明,就能够明察秋毫,对臣子的是非曲直了如指掌,满朝百官谁敢不服,谁敢不尽心尽力为朝廷效力呢?但是如果君主昏庸,不听劝告,虽然有百里奚、伍子胥这样的忠臣,依然无法避免祸患,国家败亡是必然的事情。”唐太宗说:“可能是这样,但是我看到北齐文宣帝昏庸残暴,大臣杨遵彦却能够用严明的政治匡扶朝纲,使北齐的统治得以维持,这又如何解释呢?”魏徵说:“杨遵彦侍奉的是暴君,他能为天下苍生做好事做实事,使国家幸免于难,的确显得十分艰难。这哪能与国君威严圣明,臣子敬畏守法,敢于进献忠言,君臣之间互相信任支持相提并论啊。”

    贞观十九年,太宗对周围的侍臣说:“我看自古以来,那些由于骄傲自大、目中无人而导致亡国的君王,简直多得数不清。我姑且不说年代久远的事,像晋武帝灭掉吴国、隋文帝征服陈国之后,内心狂妄自大,生活腐朽奢靡,处处不可一世。手下的臣子再没有谁敢多说话,于是国政日渐松弛混乱。我自从平定突厥、打败高丽、兼并铁勒、席卷沙漠以来,让它们一一成为我的疆土,可以说边境上的外族无不敬畏天威,我国的声威教化从此广布四海。我由此而害怕内心滋长自满情绪,常常自我告诫:要勤于朝政,废寝忘食,不敢怠慢。每天都期待有臣子大胆直谏,并且可以把它用于国家的政治教化,我要用对待师长那样的礼节对待忠臣。如果君臣能做到这样,那么国泰民安的日子就指日可待了。”

    (贞观十九年)太宗刚即位那几年,国家接连发生旱灾、霜灾,粮食的价格很高,再加上突厥的进犯骚扰,州县更加不得安宁。太宗忧心百姓,精心治理国政,提倡节俭,大力广布恩德。当时,从京城到河东、河南、陇右一带地区,饥荒更为严重,甚至到了要一匹好丝才能够买上一斗米的境地。百姓虽然四处奔走寻找食物,但没有一个人埋怨,无不安分守己。到了贞观三年,关中一带大丰收,百姓一个个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竟然没有一个人逃散。太宗皇帝获得人心竟到了这种程度,加上太宗善于听取意见,喜欢儒家之说,真心诚意寻求有才能的人,任用选拔贤能的官吏,废除旧制度的弊端,建立了许多好的制度,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使国家秩序井然。当初,太宗的兄弟加害于他,一同参与的达到一千多人。祸乱被平息之后,太宗仍然任用这些人在他周围做官,大家都心地坦荡,从不互相猜疑。当时大家对此议论纷纷,都认为太宗能正确处理重大的事情,很符合一个帝王的身份。太宗痛恨贪官污吏,有徇私舞弊、接受贿赂行为的,没有一个得以赦免逃脱。在京城以外贪赃枉法的官员,太宗都会派遣专人,调查情况,根据他所犯的罪行进行严厉惩处。因此,贞观年间的官员大多清正廉洁,谨慎行事。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豪富商贾,都慑于皇帝的威严,一个个不敢作奸犯科,因此欺凌侵占百姓利益的事情销声匿迹。出门旅游或做生意的人,也不会碰上小偷强盗,国家的牢房常常是空的,野外放牧的牛马不用看管,夜晚家家户户的门也不用上锁。又加上年年丰收,一斗米才卖三四文钱。外出无论是从京城到岭南岭西,还是从山东到沧海,都用不着准备粮食,在路途中就可以轻易获得。在泰山周围的乡村赶路,行人经过这里,都会受到热情的款待,出发时还有东西赠送,这些事情都是亘古未有的。

    <b>评析</b>

    政体篇可看做是君道篇的补充,两者构成对“贞观之治”政绩的概要说明。这一篇所列内容,除补充说明诸如坚守直道、灭私徇公、日慎一日、虽休勿休、正词直谏、裨益政教、惟欲清净、改革旧弊、从谏如流等君臣应当遵守的准则以外,着重说明唐太宗能够实现“贞观之治”很重要的一点是信用了魏徵及其提出的当行帝道王道的意见,即“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这样一种大胆、坚决、有所作为的主张,驳斥了封德彝等守旧派认为“人渐浇讹,不及纯朴”的错误观点,因而仅在两三年时间里,就达到了“关中丰熟,咸自归乡”“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古昔未有的繁荣景象。唐太宗对出现的“贞观之治”也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魏徵:“惟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朕虽无美质,为公(指魏徵)所切磋,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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