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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的保证，他现在已授权参议院的财政部，由它自行决定，今后应令海关官员宣誓向国社党效忠。
第二份照会时，茨霍达茨基拒绝接受照会内对波兰海关的指责，并声称波兰政府不能同意对其活动所加的种种限制，这既违反1921年的华沙条约，也不符合1934年的波兰-但泽海关协定。如果参议院要官员们宣誓就职，波兰政府(他提出警告)将不得不考虑加强海关的控制，因为但泽的海关官员今后“对尊重和妥善执行波兰海关规章的保证将会不再象过去那样有约束力”在他的申述的结尾也许暗示了要实行经济报复。他说他的政府愿意象过去一样在取得但泽参议院的同意下调整一切有关自由市的重要问题；但波兰政府也认为有责任警告后者“在波兰海关的制度和行政中如发生任何缺陷或障碍，必将对但泽的经济利益及其人民产生不利的影响”争端的每一方现在都已说了各自的最后一句话，但结果仍是僵局。一方面，实行了海关官员宣誓的办法；另一方面，波兰海关官员的人数也增加了。更为严重的是，茨霍达茨基的办公室和但泽当局之间的直接关系从那时起破裂了。一名叫利平斯基的波兰海关检查员以酗酒和间谍的罪名于6月12日被但泽秘密警察逮捕，这件事确实又引起了茨霍达茨基和但泽参议院之间的一阵互相送照会和抗议；但后者也没有停止施加压力以迫使波兰海关缩小活动。虽然福斯特于7月19日告诉伯克哈特说“自从卡尔托夫事件以来，通信联系只剩下互致照会，不再有私人之间的接触，也不再有口头上的讨论”；但是7月17日格兰泽尔和茨霍达茨基在伯克哈特所设的一次午宴上又见了面，而且据格兰泽尔的记述，在那里”详尽而又坦率地”讨论了他们的问题。
在7月里，开始时的一场海关官员纠纷又变成同经济上的争吵缠在一起。在月初，正如前面已提到过的，贝克曾向诺埃尔保证，除非波兰在自由市的经济利益直接受到那里的纳粹活动的影响，否则波兰政府决不采取报复行动。可是，大约从7月17日起，波兰当局的态度明显地变得强硬起来了。它似乎这时已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干涉波兰海关检查员行使职责的事已变得非常严重，已经使实行经济报复有了充分的理由。因为在7月18日但泽参议院不得不用一份备忘录来抗议，波兰禁止但泽渔民捕获的鲜鱼进口。19日茨霍达茨基又用公函通知参议院，波兰政府打算从8月1日起停止波兰海关官员在但泽的阿马达-乌尼达人造黄油厂的驻厂检查并暂停该厂产品的向波兰出口。所谓的“人造黄油和鲱鱼之战”于是就开始了。
福斯特在同一天(19日)向伯克哈特建议恢复缓和，20日伯克哈特将这建议转给了茨霍达茨基。但这并没有能使波兰人平静下来，他们倾向于把这看作只不过是德国的一个新花招。在波斯泰劳附近发生的一桩新事件更不会削弱这种看法。在那里武装的纳粹分子当着被害**子的面枪杀了一个名叫布迪耶维奇的波兰海关官员。8月1日，波兰对于阿马达-乌尼达厂产品进行的恐吓也开始正式执行了。
与此同时，参议院议长7月29日在答复茨霍达茨基19日的公函时曾抗议上述的两项禁止商品进口，理由是它们违反了早先的协议，构成了一项“直接行动”“将迫使但泽自由市参议院实行经济报复”参议院于是命令但泽海关行政当局把那些事实上属于波兰边防军的波兰海关检查员与那些从今以后只同海关合作的善意的海关成员区别开来。在自由市的政界中这时流传着这样的谣言：如果波兰坚持它的“直接行动”就开放但泽和东普鲁士之间的海关边界以作为报复。茨霍达茨基8月4日正准备答复参议院时突然接到报告说，驻在东普鲁士边界上的四个但泽海关站的波兰海关检查员那天早晨被通知，8月6日星期日以后不再准许他们执行任务。
这促使波兰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当天(8月4日)晚上10时，贝克的办公室主任召集英法两国大使馆的官员，向他们讲了所发生的事情和波兰政府对时局的看法：“但泽参议院以前的行动是暗中进行的，”卢宾斯基伯爵告诉他们说“但这次是对波兰利益的公开挑战。”在晚上11点30分，茨霍达茨基送交但泽参议院议长一份照会，警告他“这样一种对波兰基本权利的侵犯，无论用什么借口都不能为波兰政府所容忍”；并要求在8月5日下午6时以前给予大意如下的答复，即格兰泽尔已取消他的下属所采取的步骤。从8月6日起，茨霍达茨基又说“所有波兰海关检查员已奉命在(他们认为必要的)边界各地点穿着制服，佩带武器，以执行他们的任务”；一切阻碍他们工作的企图和“警察的一切攻击或干涉”都将立即遭到波兰政府对自由市的报复措施“其责任应完全由参议院承担”第二天一早茨霍达茨基就把他的新方针通知了国际联盟高级专员，并告诉他说，他正在把他的下属的妻子儿女撤走。于是伯克哈特同格兰泽尔取得联系，最后并劝他同茨霍达茨基通了电话，使关系多少和解了一些。在5日的这一次口头答复中，格兰泽尔似乎否认了有任何官方组织曾发出所抱怨的那个指示，并答应暂时不作出使波兰海关检查员无法工作的规定；不过，为了“技术上的原因”参议院不能在7日以前用书面答复波兰的照会。(格兰泽尔确实把茨雷达茨基的照会转送给了外交部，在答复前须等待希特勒的命令。)茨霍达茨基代表他的政府接受了这一临时答复，但同时又表示“对于参议院在答复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时竟会遇到技术上的困难感到惊奇”并重复提了在他原照会中的那些警告。看来好象参议院被波兰政府的坚定不屈吓唬住了，因此决定修改它的粗暴做法。毛奇从华沙写信给柏林说，他怀疑波兰在请求英国的保证之前还要强硬到什么地步。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德国政府选择了加入争吵。大约是在希特勒7月28日出人意料地从贝希特斯加登回到柏林的时候，德国宣传的调子和方向就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变。
(法国驻柏林代办在8月1日的一份电报中写道)接近7月22日时一直在强调德国希望用和平的方法得到满足的德国报纸，在最后几天却极力表示，德国丝毫无所畏惧，即使是一场全面的冲突。同时这也变得更清楚了：报纸是在扩大德波争吵的范围。它不再仅仅是一个但泽的问题，而是还包括有走廊的问题，甚至波兹南和上西里西亚的问题。这是过去所采取的策略的一个相当明显的改交，这种策略就是减少柏林和华沙的争吵，并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德国所要求的只是一个在性质上不容争辨地属于德国的城市。最后，纳粹宣传就在今天早晨恢复了从6月起已放弃了的攻击波兰海关官员的战役。
反的保证，他现在已授权参议院的财政部，由它自行决定，今后应令海关官员宣誓向国社党效忠。
第二份照会时，茨霍达茨基拒绝接受照会内对波兰海关的指责，并声称波兰政府不能同意对其活动所加的种种限制，这既违反1921年的华沙条约，也不符合1934年的波兰-但泽海关协定。如果参议院要官员们宣誓就职，波兰政府(他提出警告)将不得不考虑加强海关的控制，因为但泽的海关官员今后“对尊重和妥善执行波兰海关规章的保证将会不再象过去那样有约束力”在他的申述的结尾也许暗示了要实行经济报复。他说他的政府愿意象过去一样在取得但泽参议院的同意下调整一切有关自由市的重要问题；但波兰政府也认为有责任警告后者“在波兰海关的制度和行政中如发生任何缺陷或障碍，必将对但泽的经济利益及其人民产生不利的影响”争端的每一方现在都已说了各自的最后一句话，但结果仍是僵局。一方面，实行了海关官员宣誓的办法；另一方面，波兰海关官员的人数也增加了。更为严重的是，茨霍达茨基的办公室和但泽当局之间的直接关系从那时起破裂了。一名叫利平斯基的波兰海关检查员以酗酒和间谍的罪名于6月12日被但泽秘密警察逮捕，这件事确实又引起了茨霍达茨基和但泽参议院之间的一阵互相送照会和抗议；但后者也没有停止施加压力以迫使波兰海关缩小活动。虽然福斯特于7月19日告诉伯克哈特说“自从卡尔托夫事件以来，通信联系只剩下互致照会，不再有私人之间的接触，也不再有口头上的讨论”；但是7月17日格兰泽尔和茨霍达茨基在伯克哈特所设的一次午宴上又见了面，而且据格兰泽尔的记述，在那里”详尽而又坦率地”讨论了他们的问题。
在7月里，开始时的一场海关官员纠纷又变成同经济上的争吵缠在一起。在月初，正如前面已提到过的，贝克曾向诺埃尔保证，除非波兰在自由市的经济利益直接受到那里的纳粹活动的影响，否则波兰政府决不采取报复行动。可是，大约从7月17日起，波兰当局的态度明显地变得强硬起来了。它似乎这时已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干涉波兰海关检查员行使职责的事已变得非常严重，已经使实行经济报复有了充分的理由。因为在7月18日但泽参议院不得不用一份备忘录来抗议，波兰禁止但泽渔民捕获的鲜鱼进口。19日茨霍达茨基又用公函通知参议院，波兰政府打算从8月1日起停止波兰海关官员在但泽的阿马达-乌尼达人造黄油厂的驻厂检查并暂停该厂产品的向波兰出口。所谓的“人造黄油和鲱鱼之战”于是就开始了。
福斯特在同一天(19日)向伯克哈特建议恢复缓和，20日伯克哈特将这建议转给了茨霍达茨基。但这并没有能使波兰人平静下来，他们倾向于把这看作只不过是德国的一个新花招。在波斯泰劳附近发生的一桩新事件更不会削弱这种看法。在那里武装的纳粹分子当着被害**子的面枪杀了一个名叫布迪耶维奇的波兰海关官员。8月1日，波兰对于阿马达-乌尼达厂产品进行的恐吓也开始正式执行了。
与此同时，参议院议长7月29日在答复茨霍达茨基19日的公函时曾抗议上述的两项禁止商品进口，理由是它们违反了早先的协议，构成了一项“直接行动”“将迫使但泽自由市参议院实行经济报复”参议院于是命令但泽海关行政当局把那些事实上属于波兰边防军的波兰海关检查员与那些从今以后只同海关合作的善意的海关成员区别开来。在自由市的政界中这时流传着这样的谣言：如果波兰坚持它的“直接行动”就开放但泽和东普鲁士之间的海关边界以作为报复。茨霍达茨基8月4日正准备答复参议院时突然接到报告说，驻在东普鲁士边界上的四个但泽海关站的波兰海关检查员那天早晨被通知，8月6日星期日以后不再准许他们执行任务。
这促使波兰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当天(8月4日)晚上10时，贝克的办公室主任召集英法两国大使馆的官员，向他们讲了所发生的事情和波兰政府对时局的看法：“但泽参议院以前的行动是暗中进行的，”卢宾斯基伯爵告诉他们说“但这次是对波兰利益的公开挑战。”在晚上11点30分，茨霍达茨基送交但泽参议院议长一份照会，警告他“这样一种对波兰基本权利的侵犯，无论用什么借口都不能为波兰政府所容忍”；并要求在8月5日下午6时以前给予大意如下的答复，即格兰泽尔已取消他的下属所采取的步骤。从8月6日起，茨霍达茨基又说“所有波兰海关检查员已奉命在(他们认为必要的)边界各地点穿着制服，佩带武器，以执行他们的任务”；一切阻碍他们工作的企图和“警察的一切攻击或干涉”都将立即遭到波兰政府对自由市的报复措施“其责任应完全由参议院承担”第二天一早茨霍达茨基就把他的新方针通知了国际联盟高级专员，并告诉他说，他正在把他的下属的妻子儿女撤走。于是伯克哈特同格兰泽尔取得联系，最后并劝他同茨霍达茨基通了电话，使关系多少和解了一些。在5日的这一次口头答复中，格兰泽尔似乎否认了有任何官方组织曾发出所抱怨的那个指示，并答应暂时不作出使波兰海关检查员无法工作的规定；不过，为了“技术上的原因”参议院不能在7日以前用书面答复波兰的照会。(格兰泽尔确实把茨雷达茨基的照会转送给了外交部，在答复前须等待希特勒的命令。)茨霍达茨基代表他的政府接受了这一临时答复，但同时又表示“对于参议院在答复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时竟会遇到技术上的困难感到惊奇”并重复提了在他原照会中的那些警告。看来好象参议院被波兰政府的坚定不屈吓唬住了，因此决定修改它的粗暴做法。毛奇从华沙写信给柏林说，他怀疑波兰在请求英国的保证之前还要强硬到什么地步。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德国政府选择了加入争吵。大约是在希特勒7月28日出人意料地从贝希特斯加登回到柏林的时候，德国宣传的调子和方向就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变。
(法国驻柏林代办在8月1日的一份电报中写道)接近7月22日时一直在强调德国希望用和平的方法得到满足的德国报纸，在最后几天却极力表示，德国丝毫无所畏惧，即使是一场全面的冲突。同时这也变得更清楚了：报纸是在扩大德波争吵的范围。它不再仅仅是一个但泽的问题，而是还包括有走廊的问题，甚至波兹南和上西里西亚的问题。这是过去所采取的策略的一个相当明显的改交，这种策略就是减少柏林和华沙的争吵，并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德国所要求的只是一个在性质上不容争辨地属于德国的城市。最后，纳粹宣传就在今天早晨恢复了从6月起已放弃了的攻击波兰海关官员的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