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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划告诉这两国政府，并把有关这次讲演(讲演中也提到了苏联)的报告抄一份送给苏联驻巴黎的大使馆。
尽管同德国有这些纠葛，墨索里尼不改初衷，依然不愿与盟国合作。对于英国仍在向他作出的任何友好的表示，甚至对于英国在10月间事实上承认阿尔巴尼亚并入意大利，他都无动于衷。当丘吉尔在11月12日的广播中提到意大利同英、法两国在地中海的伙伴关系时，墨索里尼的代言人加伊达(意大利日报的编辑)。加以反驳，他说意大利要求的是“平等待遇”而非伙伴关系，并提醒丘吉尔“法西斯意大利的政策是由一个人独自制订的”意大利同法国的关系，在官方虽陷入僵局，在半官方却密切得远远超过了有利于法国作战努力的程度。赖伐尔和法国的几个部长如德？蒙齐、弗朗丹、博杜安都参加了这件事，而意大利的宣传和阴谋则对有些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人由于害怕布尔什维主义的缘故，不把自己的精力用于同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作战。在3月25日雷诺与意大利驻巴黎大使瓜里利亚谈话这样一个正式的场合中，竟然暗示，意大利的真正敌人是英国而不是法国。但是另一方面，法国人与那些有势力的、被认为是反对介入战争的意大利人士的接触，似乎产生了不幸的结果，促使法国人去轻信意大利的意图。
遭到封锁以后，墨索里尼又有新的理由来埋怨盟国。另外，在他看来，盟国在走向全面胜利的路上丝毫没有取得进展，而他认为，盟国唯有取得进展，才有可能鼓励意大利同德国分道扬镳。因此，这就毫不令人奇怪，在这时发表的两个说明意大利政策的最主要的文件，即12日7月的最高会议公报和齐亚诺于16日在法西斯议院的演说，都重申了意大利的武装不交战的立场和愿意充当调停人的态度；重新说明了意大利对巴尔干的政策；并且着重地强调了意大利有权保卫自己的海、陆、空交通的自由。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齐亚诺在直言不讳地批评德国于1939年夏季对其盟国的态度时，突然停住不说下去，对这个同盟本身的价值未作批评。
意大利的国王和王后在12月21日对梵蒂冈的访问，以及教皇在28日对意大利政府的回访，使人们希望教皇、国王和墨索里尼也许会联合起来为和平而努力；没有什么将比这个消息更受意大利人民欢迎的了。不过，罗马方面的下一个和平行动却是墨索里尼独自采取的。他发给希特勒一篇新年贺词，祝他们两国人民同心协力实现其目标，其后，又在1月3日的一封长信中，向希特勒提出了虽很中肯但非对方需要的忠告。他在信中警告希特勒，美国决不会听任西欧的民主国家完全被征服，他甚至不敢断定，如果不付出与所要达到的目标根本不相称的重大牺牲，是否能迫使这些国家屈服；事实上(墨索里尼暗示)，所有交战的国家经过这场斗争之后可能都成了战败者：德、苏的缔结协定和德国对待波兰人的态度，正在为盟国向意大利和西班牙展开的宣传帮忙。墨索里尼劝告希特勒，不要为了攫取一个马上就要自己落下的果实，而拿他已经赢得的一切胜利去冒险，劝他不要再把波兰人当奴隶，而是要在德国人的主持下成立一个波兰国家，劝他放弃对西方的一切要求，并劝他否认有在西线发动进攻的任何意图。这样，盟国就没有理由继续战争了。墨索里尼特别恳求希特勒不要抛弃掉已经高举了二十年的反对犹太人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旗帜，要希特勒只到俄国去寻找他的生存空间。他答应希特勒，一等到他的军事支援能为德国减轻负担而不是增加负担时，就立刻给予这种支援，但是，他也强调了意大利作为一个非交战国所起的作用，以及它无力进行长期战争的情况。
墨索里尼的信并没有消除掉齐亚诺12月16日的演说在德国所造成的不满。希特勒接到此信时表面上虽然平心静气，私底下却对他这位朋友的胆小怕事严词谴责。纳粹党的领袖们似乎真正地怀疑墨索里尼在与盟国勾结起来行动；甚至怀疑他被战争物资的订货合同yin*得脱离了轴心国，或是由于嫉妒和畏惧苏联而被逼走。希特勒答应给墨索里尼的复信拖延了很久，但是在此期间，他本人和戈林、里宾特洛甫，甚至还有戈培尔，分别盘问和教训了意大利的外交官员。他们轮流地试图诱使这些官员作出一些让步，同意介入战争；他们再度向这些官员保证德国对俄国的态度(甚至到了坚持说这种合作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的地步)；他们坚决认为，盟国决心要毁灭德国，而使和平谈判无法举行；他们夸口说，他们的春季攻势将横扫法国一直打到阿尔卑斯山；他们指责意大利在1939年8月畏怯退缩，指责它以武器供给盟国。在纳粹党的领袖中，对意大利最怀疑也最仇视的似乎是戈林。到2月底，德国人除了表现出渴望知道意大利的意图以外，还突然开始以不同的程度公开暗示，意大利实际上应当介入；显然他们担心，由于萨姆纳？韦尔斯的出访而可能产生的任何一种由美国提出的和平行动，墨索里尼都会紧紧附和。他们暗示，意大利和德国应当预先商定，对这样一种行动将作出怎样的反应，并且暗示，必须在柏林作出最后决定；尽管甚至到达时候，另有一些德国外交官员和军人仍然希望，萨姆纳？韦尔斯使团可能导致意大利、美国和梵蒂冈方面成功地采取行动。
里宾特洛甫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萨姆纳？韦尔斯在2月28日同齐亚诺和墨索里尼会谈的结果，是墨索里尼对韦尔斯所提出的缔结一项通商条约的建议，稍稍作出有意接受的样子，但是墨索里尼坚决支持希特勒在1939年10月提出的媾和条件，并且说，意大利的要求必须得到满足。他也使萨姆纳？韦尔斯毫不怀疑他对英国人的怨恨之情。的确，在过去的一两个月里，意大利使得自己不仅在德国的眼中，而且也在西方国家的眼中，变得越来越可疑。在它的一些反对西方国家的姿态中，包括内阁在1940年1月20-23日批准各项军事措施；报纸上刊登主张收复失地和反对法国的文章；穆蒂将军(这时担任法西斯党的书记)在1月17日对法西斯官员发表演说；以及墨索里尼在黑衫队成立周年纪念日发表演说。对此，无论是英国大使洛雷因以及弗朗索瓦-蓬塞提出的正式抗议，还是哈利法克斯另外发给齐亚诺的私人信，都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到3月初，丘吉尔下令与法国共同制定计划，在地中海重新集结军舰，尽管他还没有肯定地料到会在那里出事。
的计划告诉这两国政府，并把有关这次讲演(讲演中也提到了苏联)的报告抄一份送给苏联驻巴黎的大使馆。
尽管同德国有这些纠葛，墨索里尼不改初衷，依然不愿与盟国合作。对于英国仍在向他作出的任何友好的表示，甚至对于英国在10月间事实上承认阿尔巴尼亚并入意大利，他都无动于衷。当丘吉尔在11月12日的广播中提到意大利同英、法两国在地中海的伙伴关系时，墨索里尼的代言人加伊达(意大利日报的编辑)。加以反驳，他说意大利要求的是“平等待遇”而非伙伴关系，并提醒丘吉尔“法西斯意大利的政策是由一个人独自制订的”意大利同法国的关系，在官方虽陷入僵局，在半官方却密切得远远超过了有利于法国作战努力的程度。赖伐尔和法国的几个部长如德？蒙齐、弗朗丹、博杜安都参加了这件事，而意大利的宣传和阴谋则对有些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人由于害怕布尔什维主义的缘故，不把自己的精力用于同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作战。在3月25日雷诺与意大利驻巴黎大使瓜里利亚谈话这样一个正式的场合中，竟然暗示，意大利的真正敌人是英国而不是法国。但是另一方面，法国人与那些有势力的、被认为是反对介入战争的意大利人士的接触，似乎产生了不幸的结果，促使法国人去轻信意大利的意图。
遭到封锁以后，墨索里尼又有新的理由来埋怨盟国。另外，在他看来，盟国在走向全面胜利的路上丝毫没有取得进展，而他认为，盟国唯有取得进展，才有可能鼓励意大利同德国分道扬镳。因此，这就毫不令人奇怪，在这时发表的两个说明意大利政策的最主要的文件，即12日7月的最高会议公报和齐亚诺于16日在法西斯议院的演说，都重申了意大利的武装不交战的立场和愿意充当调停人的态度；重新说明了意大利对巴尔干的政策；并且着重地强调了意大利有权保卫自己的海、陆、空交通的自由。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齐亚诺在直言不讳地批评德国于1939年夏季对其盟国的态度时，突然停住不说下去，对这个同盟本身的价值未作批评。
意大利的国王和王后在12月21日对梵蒂冈的访问，以及教皇在28日对意大利政府的回访，使人们希望教皇、国王和墨索里尼也许会联合起来为和平而努力；没有什么将比这个消息更受意大利人民欢迎的了。不过，罗马方面的下一个和平行动却是墨索里尼独自采取的。他发给希特勒一篇新年贺词，祝他们两国人民同心协力实现其目标，其后，又在1月3日的一封长信中，向希特勒提出了虽很中肯但非对方需要的忠告。他在信中警告希特勒，美国决不会听任西欧的民主国家完全被征服，他甚至不敢断定，如果不付出与所要达到的目标根本不相称的重大牺牲，是否能迫使这些国家屈服；事实上(墨索里尼暗示)，所有交战的国家经过这场斗争之后可能都成了战败者：德、苏的缔结协定和德国对待波兰人的态度，正在为盟国向意大利和西班牙展开的宣传帮忙。墨索里尼劝告希特勒，不要为了攫取一个马上就要自己落下的果实，而拿他已经赢得的一切胜利去冒险，劝他不要再把波兰人当奴隶，而是要在德国人的主持下成立一个波兰国家，劝他放弃对西方的一切要求，并劝他否认有在西线发动进攻的任何意图。这样，盟国就没有理由继续战争了。墨索里尼特别恳求希特勒不要抛弃掉已经高举了二十年的反对犹太人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旗帜，要希特勒只到俄国去寻找他的生存空间。他答应希特勒，一等到他的军事支援能为德国减轻负担而不是增加负担时，就立刻给予这种支援，但是，他也强调了意大利作为一个非交战国所起的作用，以及它无力进行长期战争的情况。
墨索里尼的信并没有消除掉齐亚诺12月16日的演说在德国所造成的不满。希特勒接到此信时表面上虽然平心静气，私底下却对他这位朋友的胆小怕事严词谴责。纳粹党的领袖们似乎真正地怀疑墨索里尼在与盟国勾结起来行动；甚至怀疑他被战争物资的订货合同yin*得脱离了轴心国，或是由于嫉妒和畏惧苏联而被逼走。希特勒答应给墨索里尼的复信拖延了很久，但是在此期间，他本人和戈林、里宾特洛甫，甚至还有戈培尔，分别盘问和教训了意大利的外交官员。他们轮流地试图诱使这些官员作出一些让步，同意介入战争；他们再度向这些官员保证德国对俄国的态度(甚至到了坚持说这种合作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的地步)；他们坚决认为，盟国决心要毁灭德国，而使和平谈判无法举行；他们夸口说，他们的春季攻势将横扫法国一直打到阿尔卑斯山；他们指责意大利在1939年8月畏怯退缩，指责它以武器供给盟国。在纳粹党的领袖中，对意大利最怀疑也最仇视的似乎是戈林。到2月底，德国人除了表现出渴望知道意大利的意图以外，还突然开始以不同的程度公开暗示，意大利实际上应当介入；显然他们担心，由于萨姆纳？韦尔斯的出访而可能产生的任何一种由美国提出的和平行动，墨索里尼都会紧紧附和。他们暗示，意大利和德国应当预先商定，对这样一种行动将作出怎样的反应，并且暗示，必须在柏林作出最后决定；尽管甚至到达时候，另有一些德国外交官员和军人仍然希望，萨姆纳？韦尔斯使团可能导致意大利、美国和梵蒂冈方面成功地采取行动。
里宾特洛甫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萨姆纳？韦尔斯在2月28日同齐亚诺和墨索里尼会谈的结果，是墨索里尼对韦尔斯所提出的缔结一项通商条约的建议，稍稍作出有意接受的样子，但是墨索里尼坚决支持希特勒在1939年10月提出的媾和条件，并且说，意大利的要求必须得到满足。他也使萨姆纳？韦尔斯毫不怀疑他对英国人的怨恨之情。的确，在过去的一两个月里，意大利使得自己不仅在德国的眼中，而且也在西方国家的眼中，变得越来越可疑。在它的一些反对西方国家的姿态中，包括内阁在1940年1月20-23日批准各项军事措施；报纸上刊登主张收复失地和反对法国的文章；穆蒂将军(这时担任法西斯党的书记)在1月17日对法西斯官员发表演说；以及墨索里尼在黑衫队成立周年纪念日发表演说。对此，无论是英国大使洛雷因以及弗朗索瓦-蓬塞提出的正式抗议，还是哈利法克斯另外发给齐亚诺的私人信，都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到3月初，丘吉尔下令与法国共同制定计划，在地中海重新集结军舰，尽管他还没有肯定地料到会在那里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