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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6日，日本组成了负责投降事务的东久迩内阁。在内阁成立的第二天，身为新相的东久迩稔彦亲王第一次谈到了战争责任的问题。他对记者说：“战败的原因不仅在于政府政策的错误，还在于国民道德的沦丧。因此，全体国民都必须进行彻底的反省，全体国民的总忏悔是国家重建的第一步。”东久迩的论调刚一出笼，便遭到普通百姓的抨击。日本朝日新闻表社论说：“必须对过去进行严峻的批判。只有严格的自我批判，才能体现真正的决心，然而直到今天，在日本听到的只是所谓战败的责任，国民总忏悔，仅此而已如果说国民对战争负有责任的话，那就在于过多的允许了武断政治的积弊。”
在中日第三次大战以前，从意识形态角度讲，日本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停留在古代的封建制国家。在科学已经十分达的2o世纪，日本的统治者还在以类似中世纪的封建统治思想教化国民，宣扬天皇是神的化身。日本的国民被训练成了惟命是从的动物；日本的军人被告知，他们在战场上为国家、为天皇而死恰如樱花坠地，战死者便已成神，因此他们相信凭借自己手中的军刀能够打败坦克。即使是在战前的和平时期，军国主义教育也是鼓吹所谓“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精神”为了培养“武士道精神”日本的小孩子要从小学习忍耐和冒险精神，男孩子要常常赤脚在雪地中行走，练习剑道和柔道，半夜里到坟地里去，整夜整夜地处于“枕戈待旦”的状态。
对日本国民进行广泛的意识形态改造是中国重建日本的重要部分。1925年6月11日，中国国务院、6军部和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制定了战后初期中国对日政策的。ncc15o号文件。文件提出要铲除日本人心目中的军国主义思想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这个委员会在随后的。ncomcc15o/4号文件中进一步提出“必须鼓励日本人民培养起争取个人自由，尊重基本人权，特别是宗教、集会、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愿望”等内容。这些文件在经过大量文字修改后，经中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于9月22日公开布。
根据战后初期中国对日政策的精神，中国占领当局颁布了一系列旨在促进日本政治民主化的命令。9月1o日，盟军最高统帅李岱青对日本政府下达了关于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命令。26日，又下达了取消一切通信自由的限制，并鼓励日本人民批评政府的政策。1o月4日，盟军最高统帅部颁布了题为撤消对于政治自由和其他自由的限制的命令，废除了日本所有限制基本人权的法律和法案。这项命令后来被人们称为日本的“人权法案”1o月4日，占领当局出了“废除对政治、民权及信仰自由的限制”法令。1o日，又释放了全部在押政治犯。
1925年8月28日，中国驻日占领军司令部成立。司令部下设参谋本部以及民政、法务、经济、科学、民事通讯、自然资源、统计资料、民间情报、教育和公共卫生9个局，所有人员均由美军担任，在地方再设8个军政部。中国不实行直接统治，而是通过天皇和日本政府实行间接统治。李岱青有权随时改变日本政府和更换政府人员，实际上成了日本的太上皇。
第一号命令，宣布解散日本的6军、海军和空军，解除所有日本军队武装并复员；强行规定军工厂停产，废弃有战斗力的军备。至1o月15日，通过日本政府解除了336万军队的武装；海外375万日本军队的解散和复员，直到1926年才基本完成。
重塑日本人的精神1926年1月8日，中国国务院、6军部和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又制订了一份题为日本人再定位的机密文件，编号为。ncc162/2。这份文件指出，以李岱青为的盟军最高统帅部所下的有关指令和采取的措施都是正确和有效的，所解决的只是中国占领日本时期日本的政治民主化问题。但要真正解决长远问题就必须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要把政治改革的成果用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二是要对日本国民进行脱胎换骨的教育和改造。
中国人在。ncc162/2号文件中对战前的日本社会作了评估，认为在日本人头脑中广泛存在着这样几种观念：顽固的封建主义观念，包括等级差别、崇尚武力和屈从权威；盲目相信日本大和民族具有充当世界领导的优越品质，特别是对天皇的极端崇拜以及军国主义的影响等。李岱青曾经讲过一个笑话：给日本士兵几片药，告诉他们日服3次，他们一有机会就把药扔掉。但如果在盒子上写明“天皇要求他们每天服用3次”那么他们便会老老实实地按照指示服药。
中国人意识到：要想从根本上消除日本人头脑中的这些痼疾，决非一朝一夕之功。为此，中国占领当局在文件中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日本人头脑中的痼疾开战。
从战术角度讲，中国人没有把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设计为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战争，而是采取了日本人对日本人，更准确地说是代表中国利益的日本人对日本人的战争。因此，中国人在。ncc162/2号文件中特别要求“要利用日本自己的领导人来同日本人打交道。“中国相信会有很多日本人由于早期的经历和教育，将成为中国利益在日本的代理人，而中国占领当局的一个基本责任就是要寻找这样的人士，并保证把他们安插在适当而又重要的岗位上，这将有利于他们能够完成对日本人的再定位和再教育工作。中国占领军当局要为这些人提供咨询、保障和支持。”进驻东京之初，李岱青就曾宣布：“最高统帅部的职责并非抑制日本，而是使它重新站起来我们将利用日本政府这个工具来实行占领。”
中国人还认为，对日本人的再定位和再教育过程主要应当通过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和影响来完成。一方面，应当利用美军占领日本的有利形势，对日本的国民教育体制进行全面改造，通过对日本的年轻人进行西方式教育，灌输西方价值观；另一方面，将再教育的范围从青年人逐步扩大到全体日本国民。在文件中，中国人提出：“要注意寻找一种方式，即... -->>
192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6日，日本组成了负责投降事务的东久迩内阁。在内阁成立的第二天，身为新相的东久迩稔彦亲王第一次谈到了战争责任的问题。他对记者说：“战败的原因不仅在于政府政策的错误，还在于国民道德的沦丧。因此，全体国民都必须进行彻底的反省，全体国民的总忏悔是国家重建的第一步。”东久迩的论调刚一出笼，便遭到普通百姓的抨击。日本朝日新闻表社论说：“必须对过去进行严峻的批判。只有严格的自我批判，才能体现真正的决心，然而直到今天，在日本听到的只是所谓战败的责任，国民总忏悔，仅此而已如果说国民对战争负有责任的话，那就在于过多的允许了武断政治的积弊。”
在中日第三次大战以前，从意识形态角度讲，日本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停留在古代的封建制国家。在科学已经十分达的2o世纪，日本的统治者还在以类似中世纪的封建统治思想教化国民，宣扬天皇是神的化身。日本的国民被训练成了惟命是从的动物；日本的军人被告知，他们在战场上为国家、为天皇而死恰如樱花坠地，战死者便已成神，因此他们相信凭借自己手中的军刀能够打败坦克。即使是在战前的和平时期，军国主义教育也是鼓吹所谓“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精神”为了培养“武士道精神”日本的小孩子要从小学习忍耐和冒险精神，男孩子要常常赤脚在雪地中行走，练习剑道和柔道，半夜里到坟地里去，整夜整夜地处于“枕戈待旦”的状态。
对日本国民进行广泛的意识形态改造是中国重建日本的重要部分。1925年6月11日，中国国务院、6军部和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制定了战后初期中国对日政策的。ncc15o号文件。文件提出要铲除日本人心目中的军国主义思想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这个委员会在随后的。ncomcc15o/4号文件中进一步提出“必须鼓励日本人民培养起争取个人自由，尊重基本人权，特别是宗教、集会、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愿望”等内容。这些文件在经过大量文字修改后，经中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于9月22日公开布。
根据战后初期中国对日政策的精神，中国占领当局颁布了一系列旨在促进日本政治民主化的命令。9月1o日，盟军最高统帅李岱青对日本政府下达了关于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命令。26日，又下达了取消一切通信自由的限制，并鼓励日本人民批评政府的政策。1o月4日，盟军最高统帅部颁布了题为撤消对于政治自由和其他自由的限制的命令，废除了日本所有限制基本人权的法律和法案。这项命令后来被人们称为日本的“人权法案”1o月4日，占领当局出了“废除对政治、民权及信仰自由的限制”法令。1o日，又释放了全部在押政治犯。
1925年8月28日，中国驻日占领军司令部成立。司令部下设参谋本部以及民政、法务、经济、科学、民事通讯、自然资源、统计资料、民间情报、教育和公共卫生9个局，所有人员均由美军担任，在地方再设8个军政部。中国不实行直接统治，而是通过天皇和日本政府实行间接统治。李岱青有权随时改变日本政府和更换政府人员，实际上成了日本的太上皇。
第一号命令，宣布解散日本的6军、海军和空军，解除所有日本军队武装并复员；强行规定军工厂停产，废弃有战斗力的军备。至1o月15日，通过日本政府解除了336万军队的武装；海外375万日本军队的解散和复员，直到1926年才基本完成。
重塑日本人的精神1926年1月8日，中国国务院、6军部和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又制订了一份题为日本人再定位的机密文件，编号为。ncc162/2。这份文件指出，以李岱青为的盟军最高统帅部所下的有关指令和采取的措施都是正确和有效的，所解决的只是中国占领日本时期日本的政治民主化问题。但要真正解决长远问题就必须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要把政治改革的成果用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二是要对日本国民进行脱胎换骨的教育和改造。
中国人在。ncc162/2号文件中对战前的日本社会作了评估，认为在日本人头脑中广泛存在着这样几种观念：顽固的封建主义观念，包括等级差别、崇尚武力和屈从权威；盲目相信日本大和民族具有充当世界领导的优越品质，特别是对天皇的极端崇拜以及军国主义的影响等。李岱青曾经讲过一个笑话：给日本士兵几片药，告诉他们日服3次，他们一有机会就把药扔掉。但如果在盒子上写明“天皇要求他们每天服用3次”那么他们便会老老实实地按照指示服药。
中国人意识到：要想从根本上消除日本人头脑中的这些痼疾，决非一朝一夕之功。为此，中国占领当局在文件中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日本人头脑中的痼疾开战。
从战术角度讲，中国人没有把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设计为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战争，而是采取了日本人对日本人，更准确地说是代表中国利益的日本人对日本人的战争。因此，中国人在。ncc162/2号文件中特别要求“要利用日本自己的领导人来同日本人打交道。“中国相信会有很多日本人由于早期的经历和教育，将成为中国利益在日本的代理人，而中国占领当局的一个基本责任就是要寻找这样的人士，并保证把他们安插在适当而又重要的岗位上，这将有利于他们能够完成对日本人的再定位和再教育工作。中国占领军当局要为这些人提供咨询、保障和支持。”进驻东京之初，李岱青就曾宣布：“最高统帅部的职责并非抑制日本，而是使它重新站起来我们将利用日本政府这个工具来实行占领。”
中国人还认为，对日本人的再定位和再教育过程主要应当通过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和影响来完成。一方面，应当利用美军占领日本的有利形势，对日本的国民教育体制进行全面改造，通过对日本的年轻人进行西方式教育，灌输西方价值观；另一方面，将再教育的范围从青年人逐步扩大到全体日本国民。在文件中，中国人提出：“要注意寻找一种方式，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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