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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思考都得不到一点启发。
瞎琢磨了将近三小时，雾气还是没有退散，我痛苦莫名，又想到了生死不明的王四川，老猫他们现在又在哪里？我们又该怎么回去？诸如此类的问题一个又一个，在焦灼中我浑浑噩噩地睡了过去。
当时没有想到，这是我在这个洞穴内的最后一次睡眠，这噩梦连连的短暂休息之后，是真正的噩梦的开始。
在睡醒之后，我再一次尝试和袁喜乐交流，不久宣告失败。这可怜的女人的恐惧似乎已经到达了极点，听不得任何一点声音，只要我一和她说话，她就蜷缩得更加紧，眼睛也不由自主地避开我的视线。
我只好放弃，开始和副班长他们商量离开的路线以及方法。
值得庆幸的是，马在海说他们来时的皮筏子应该还在那个地方，如果水流没有这么湍急，我们可以逆流划船返回。但现在不知道应该是顺着这条巨大的地下暗河逆流，还是寻找我们摔下的落水洞，回到我们和老猫分开的地方。
最明智的路线就是袁喜乐的路线，但又不知道她是怎么走的？如果她还清醒，倒是可以带我们一程。
副班长说要是能找到指示图或者地图就好了，这里肯定有这样的东西，如果能找到，我们就能知道日本人当年是怎么规划的，那就可以找出一条最短最安全的道路。这里许多设施都已经腐朽，如果硬闯回去，恐怕并不现实。
我也点头，心说确实是，这些搞工程的，一看图纸就能知道很多东西，只是这图纸估计撤离的时候已经完全销毁了吧。
几个人在那里商量来商量去，大脑也逐渐清醒起来。我当时是放松的，因为无论怎么说，现在是返回，我们知道目的地有什么，而我们也有选择，可以选择行进的路线。无论什么时候，有选择总是幸福的。这是我后来总结出来的格言。
我们当时全部都没有意识到最关键的问题，不在我们的归途，而就在我们的眼前。
十小时之后，我们大概确定了计划，也统计了剩下的食品以及燃料，再一次探查孔窗的时候，发现仍旧是一片漆黑，此时，我才突然想到那个关键问题：
这雾气会在外面维持多少时间？天哪，一天，或者是一个月？
在我提出来前，没有人想到这个问题，在大家的观念中雾气总是很快就消散的，我提出来之后，我们也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有点恐慌，希望我的想法不会变成现实。马在海对我说，上一次虽然雾气没有上来，但退下去也比较迅速，他估计这雾气再有几小时就肯定得散，不然那横风也能把它吹淡了。
我也想当然地同意了，因为在这样的局面下，找个理由让自己安心总好过让自己窝心。我们当时都忘记了自己刚刚下过的判断，这鬼魅一般的雾气，是被万丈激流冲起来的，现在落水根本没有停止，雾气必然是不停地翻滚上来，如何能有散的时候。
所以很快，马在海的说法就开始站不住脚了。
我们在忐忑不安中，又安静等待了五六个小时，雾气仍旧弥漫在我们的舱外，一点也没有消散的迹象。
这时候，之前那种似有似无的恐慌，就逐渐变成了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了这样一个命题：这浓雾短时间内不会消散了。
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承认这么一个命题，相当的痛苦，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撤离计划一下子无限期延迟了，我也知道这时候再干等，那就是把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
此时我们再次合计，十多小时前干劲冲天的那些说辞、计划，现在看来就像是笑话一样，这样的境遇颇为尴尬。
副班长和马在海对我说我们是不是得有耐心，现在想这些会不会自乱阵脚？我对马在海他们说，我们得面对现实，看样子，只要水闸不关，这雾气只会越来越浓，不可能消散了。那样的话，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一方面要分配口粮和水，尽量延长生存时间，希望能等到雾气散去，一方面也要积极想办法。特别是第一个措施，就算雾气一小时后可能散去，我们也得做好一个月后雾气才散去的准备。
我说完这个，马在海的面色很难看，他对我们说，其实，口粮的问题还可以，他们带来的几只包裹里，有足够的压缩饼干和蔬菜，因为当时急着救我们，所以大量装备都丢弃了，只把食物带了过来。主要的问题是水，他和陈落户两个人只有两只水壶，其中一只还不是满的。
我听完这个，心直往下沉，喉咙一下子感觉到干渴起来。当时在入洞初段行军的时候，也想过实在没水的时候要喝尿，顿时心里犯堵，心说自己当时他妈的也真是缺心眼，现在是现世报应。
当时我们的裤管早就干了，不然还能拧出水来，我脑子转得飞快，但是没用，很快就绝望了。
在我的记忆里，同样被困住的经历并不多，最危险的一次是1959年在川东。那时我才参加工作，当地地质局组织了一个洞穴勘探，我们被涨水困在了一个气洞里三天两夜，好在水最后退了。当时我们有十几号人，干粮和水都很充足，最缺乏的是经验，所以哭鼻子的一大堆，现在倒好，经验丰富了，没水，这实在比哭鼻子要命得多。
这时候马在海说，要在这个密封舱里待到雾退，我们恐怕需要很大的运气。如果能到达其他地方，说不定还有转机，比如说可以找到老旧的水管或者蒸汽管道，里面也许有水？要不要试一下？
我心说这里哪里有那种管道，只见他蹲了下来，指了指踢脚部位的通气口，说这里的通气口联通着气滤装置，是二战时候德国人使用的技术，后来被苏联学去了，我们现在的地下工事大部分是这种装置的改良，这里面也许有水管。
我似乎看到了一线生机，但这管道口窄得只能放进去一个脑袋，人怎能钻得进去？
马在海说他个子小，应该问题不大，说着就趴了下去，先是拆除了防鼠网，然后试探着能不能进去。
我也趴了下去，一看就知道不可能，这洞口的大小已经宽于马在海的肩膀，他到底是个男的，当兵的骨头架子大，怎样都挤不进去。而这个通气口，怎么看也不可能通过任何人。
马在海滑稽地做了很多匪夷所思的动作，然而他的脑袋也只能侧着探入，身子丝毫无法进入分毫，最后他扭伤了脖子，只好退了出来。
其他人里陈落户脑袋很大，我是个大个子，副班长脑袋上有伤，而袁喜乐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提议算是白提了。
我沮丧地坐在地上，几个人都不说话，一边的陈落户更是脑子有问题地把自己的水壶抱在了怀里，似乎怕我们来抢。
我没心思去理他，脑子一片空白，就在这时，突然“啪”的一声，雪上加霜的事情发生了，密封舱里的应急灯突然熄灭了，我们顿时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显然是电线老化终于烧断了。
反复思考都得不到一点启发。
瞎琢磨了将近三小时，雾气还是没有退散，我痛苦莫名，又想到了生死不明的王四川，老猫他们现在又在哪里？我们又该怎么回去？诸如此类的问题一个又一个，在焦灼中我浑浑噩噩地睡了过去。
当时没有想到，这是我在这个洞穴内的最后一次睡眠，这噩梦连连的短暂休息之后，是真正的噩梦的开始。
在睡醒之后，我再一次尝试和袁喜乐交流，不久宣告失败。这可怜的女人的恐惧似乎已经到达了极点，听不得任何一点声音，只要我一和她说话，她就蜷缩得更加紧，眼睛也不由自主地避开我的视线。
我只好放弃，开始和副班长他们商量离开的路线以及方法。
值得庆幸的是，马在海说他们来时的皮筏子应该还在那个地方，如果水流没有这么湍急，我们可以逆流划船返回。但现在不知道应该是顺着这条巨大的地下暗河逆流，还是寻找我们摔下的落水洞，回到我们和老猫分开的地方。
最明智的路线就是袁喜乐的路线，但又不知道她是怎么走的？如果她还清醒，倒是可以带我们一程。
副班长说要是能找到指示图或者地图就好了，这里肯定有这样的东西，如果能找到，我们就能知道日本人当年是怎么规划的，那就可以找出一条最短最安全的道路。这里许多设施都已经腐朽，如果硬闯回去，恐怕并不现实。
我也点头，心说确实是，这些搞工程的，一看图纸就能知道很多东西，只是这图纸估计撤离的时候已经完全销毁了吧。
几个人在那里商量来商量去，大脑也逐渐清醒起来。我当时是放松的，因为无论怎么说，现在是返回，我们知道目的地有什么，而我们也有选择，可以选择行进的路线。无论什么时候，有选择总是幸福的。这是我后来总结出来的格言。
我们当时全部都没有意识到最关键的问题，不在我们的归途，而就在我们的眼前。
十小时之后，我们大概确定了计划，也统计了剩下的食品以及燃料，再一次探查孔窗的时候，发现仍旧是一片漆黑，此时，我才突然想到那个关键问题：
这雾气会在外面维持多少时间？天哪，一天，或者是一个月？
在我提出来前，没有人想到这个问题，在大家的观念中雾气总是很快就消散的，我提出来之后，我们也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有点恐慌，希望我的想法不会变成现实。马在海对我说，上一次虽然雾气没有上来，但退下去也比较迅速，他估计这雾气再有几小时就肯定得散，不然那横风也能把它吹淡了。
我也想当然地同意了，因为在这样的局面下，找个理由让自己安心总好过让自己窝心。我们当时都忘记了自己刚刚下过的判断，这鬼魅一般的雾气，是被万丈激流冲起来的，现在落水根本没有停止，雾气必然是不停地翻滚上来，如何能有散的时候。
所以很快，马在海的说法就开始站不住脚了。
我们在忐忑不安中，又安静等待了五六个小时，雾气仍旧弥漫在我们的舱外，一点也没有消散的迹象。
这时候，之前那种似有似无的恐慌，就逐渐变成了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了这样一个命题：这浓雾短时间内不会消散了。
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承认这么一个命题，相当的痛苦，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撤离计划一下子无限期延迟了，我也知道这时候再干等，那就是把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
此时我们再次合计，十多小时前干劲冲天的那些说辞、计划，现在看来就像是笑话一样，这样的境遇颇为尴尬。
副班长和马在海对我说我们是不是得有耐心，现在想这些会不会自乱阵脚？我对马在海他们说，我们得面对现实，看样子，只要水闸不关，这雾气只会越来越浓，不可能消散了。那样的话，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一方面要分配口粮和水，尽量延长生存时间，希望能等到雾气散去，一方面也要积极想办法。特别是第一个措施，就算雾气一小时后可能散去，我们也得做好一个月后雾气才散去的准备。
我说完这个，马在海的面色很难看，他对我们说，其实，口粮的问题还可以，他们带来的几只包裹里，有足够的压缩饼干和蔬菜，因为当时急着救我们，所以大量装备都丢弃了，只把食物带了过来。主要的问题是水，他和陈落户两个人只有两只水壶，其中一只还不是满的。
我听完这个，心直往下沉，喉咙一下子感觉到干渴起来。当时在入洞初段行军的时候，也想过实在没水的时候要喝尿，顿时心里犯堵，心说自己当时他妈的也真是缺心眼，现在是现世报应。
当时我们的裤管早就干了，不然还能拧出水来，我脑子转得飞快，但是没用，很快就绝望了。
在我的记忆里，同样被困住的经历并不多，最危险的一次是1959年在川东。那时我才参加工作，当地地质局组织了一个洞穴勘探，我们被涨水困在了一个气洞里三天两夜，好在水最后退了。当时我们有十几号人，干粮和水都很充足，最缺乏的是经验，所以哭鼻子的一大堆，现在倒好，经验丰富了，没水，这实在比哭鼻子要命得多。
这时候马在海说，要在这个密封舱里待到雾退，我们恐怕需要很大的运气。如果能到达其他地方，说不定还有转机，比如说可以找到老旧的水管或者蒸汽管道，里面也许有水？要不要试一下？
我心说这里哪里有那种管道，只见他蹲了下来，指了指踢脚部位的通气口，说这里的通气口联通着气滤装置，是二战时候德国人使用的技术，后来被苏联学去了，我们现在的地下工事大部分是这种装置的改良，这里面也许有水管。
我似乎看到了一线生机，但这管道口窄得只能放进去一个脑袋，人怎能钻得进去？
马在海说他个子小，应该问题不大，说着就趴了下去，先是拆除了防鼠网，然后试探着能不能进去。
我也趴了下去，一看就知道不可能，这洞口的大小已经宽于马在海的肩膀，他到底是个男的，当兵的骨头架子大，怎样都挤不进去。而这个通气口，怎么看也不可能通过任何人。
马在海滑稽地做了很多匪夷所思的动作，然而他的脑袋也只能侧着探入，身子丝毫无法进入分毫，最后他扭伤了脖子，只好退了出来。
其他人里陈落户脑袋很大，我是个大个子，副班长脑袋上有伤，而袁喜乐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提议算是白提了。
我沮丧地坐在地上，几个人都不说话，一边的陈落户更是脑子有问题地把自己的水壶抱在了怀里，似乎怕我们来抢。
我没心思去理他，脑子一片空白，就在这时，突然“啪”的一声，雪上加霜的事情发生了，密封舱里的应急灯突然熄灭了，我们顿时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显然是电线老化终于烧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