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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
在高加林进城以后，和巧珍之间对话的基础已经消失了，这从那一次巧珍到城里看望高加林时两人之间那令人心痛的谈话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
其主要原因是两个人在精神上的差异性太大，天上地下。巧珍生活天地限制了她，她所关心的所知道的，是锅碗瓢盆猪鸡狗娃。而这些正是高加林极力避免极力逃避极度厌烦非常不愿接受的东西。高加林所作的一切，就是不想被这些纠缠，不想再象他的父辈们那样在贫瘠的土地上打磨一生消耗一世。
因此他们之间的谈话才会显得那么尴尬那么格格不入，而先前在高家村的时候那种表面的和谐是生活所迫，是高加林不愿接受却不得不接受的无情现实。而一旦他有能力摆脱这种束缚，他便再也不愿意再把自己的视力焦点凝聚在这些东西上面了。因此很自然的，那种曾经存在的对话基础便消失了。
我不能因此就无情的责难高加林，尽管在感情上不愿意接受这一点，但却不能抹煞这种真实的存在。
谈到这里的时候想说一下孙少平和田晓霞。
孙少平和田晓霞之间与高加林和巧珍之间是有很大不同的，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前者存在对话的基础。孙少平和田晓霞对于生活的认识基本上处于同一层次，其精神上存在很多的共鸣点。
从高中时起，两个人就在一起谈论，海阔天空，纵论时政，潜心文学，各个方面相互印证，可谓相当和谐。如果说这个时候他们在同样的环境下，那么后来孙少平成了黄原的一个揽短工的汉子，而田晓霞成了一个大学生，身份上的差距一下子拉大了，照理说对话的基础因该没有了，就像高加林和巧珍一样。
但事实驳斥了这一点。他们仍然能够没完没了的说个不休，仍然能够对话。这和加林与巧珍之间有本质的不同。孙少平的精神思想并不比田晓霞低下，相反在对生活的认识上甚至比田晓霞还要深刻。
决定两个人能否对话的基础不是社会地位上的差别，而是精神丰富程度是否在一个层次上。两个人精神层面接近，能够相互理解，他们可以相互交换思想。平凡的世界中孙、田两个人的对话不是比人生中更加有趣，不是更能说明这一点吗？
尽管孙少平和田晓霞之间在工作在社会地位上存在巨大的差别，但从很大程度上说这不是最重要的差别，而是世俗的压力。我相信他们可以冲破这些羁绊最终走到一起，因为思想对等是他们交流的强大的基础。
遗憾的是作者安排了田晓霞的死，也许这样更具有现实性悲剧性，在八十年代的背景之上，似乎也只能如此，但少了一些我更愿意看到的理想性。如果整个故事的背景是九十年代，或者现在，晓霞和少平结合应该是可能的，尽管现实的压力仍然很大。
回过头来再看高加林和巧珍，应该已经比较清楚了。
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屈从生活现实的压力，尽管不情愿却不得不放弃一些东西。我常常想起拉斯柯尔尼科夫来，他一直在“平凡的人”和“不平凡的人”之间挣扎。他之所以不能够真正的跨越过去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就在于他不能放弃的东西太多。
他不能放弃爱（当然不应该放弃爱），不能够不惦挂他的母亲和妹妹，他曾经想，如果我是一个人，如果我不爱别人，那么这一切都不存在了。如果真的他做到了这一点，那么他或许就真能成为他理想中的那个人。
但是他不能。
这些东西无论何时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都是最可贵的，不能放弃不该放弃的。更多的时候人活着不单单是为了自己，还有一种叫做责任的东西需要你来背负，还有一种叫做ài的东西需要你来承担和付出。我们因此而痛苦，也因此而幸福。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样一句话不能够成为我们为自己不负责任行径的辩护。
当对面山坡上的孩子唱起了信天游——
哥哥你不成材卖了良心才回来
高加林感到惊心动魄，羞愧难当。
可是先前他还以“你们有你们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这句话顶住了父亲和德顺老汉两个人的说服。为什么他现在感到了懊悔？
不是因为他放弃了巧珍本人，不是因为他放弃了他们之间的感情，而是因为他放弃了所谓的“良心”在我看来，他放弃了一种“责任”爱必然和责任联系在一起，当你在权衡中因为现实的原因放弃了曾经的爱，你便背弃了先前承诺的责任。
高加林到底该如何取舍？我们在面临同样困境的时候有该怎样取舍？
不要说不可能，我一直都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是否为了我自己的理想，就能够置亲人置责任置爱于不顾？
我曾经想以那句“走自己的路”来为自己辩护，我曾经强烈钦佩和支持尼采对于传统道德伦理无情的批驳，我曾经想我就是我任何的人都是他人都可以不予理睬，我曾经想放弃那个养育了我的贫穷的家庭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曾经以为那是自己起飞的障碍，
然而现在，我犹豫了。
高加林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背离道德背离良心，然而他会感到无地自容，他的良心会不安。如果他继续走下去，放弃更多的东西，他会象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无法逃避内心的惩罚。
我呢，是不是也一样？
那么为了维系良心，是否就应该委屈了自己的意愿和理想？
是否高加林，拉斯柯尔尼科夫，或者我，在尽了自己的责任和爱，之后，或者同时，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
我想这永远是一对矛盾，虽然不是非此即彼的矛盾，但确实包含非此即彼的成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也许古时候那个传扬久远的忠孝不能两全，在这里仍然是成立的，只需要将忠换成责任，将孝换成个人的理想。这样的矛盾无处不在，作为一个平常之人，高加林，我，拉斯柯尔尼柯夫，都不能够做到两全，都最终会在这种矛盾冲突中选择责任，选择良心。
也许有人能够从最终价值的大小上来做理性的判断，背离普通的道德伦理放弃对自己亲人的“小责任”选择“自己的理想”最后终于能够对全社会对更多的人产生更大的效益。
以成败论英雄的局限始终存在，这样的人成功了名扬天下，失败了遭受唾骂承受无尽的舆论指责。古往今来不乏此类人的存在，但是那不是我的选择。
这样的选择需要太多的毅力和魄力，决绝到无情的境地正是拉斯柯尔尼柯夫所说的“不平凡的人”
作为一个平凡的人，向望着非平凡的世界。可是我不能够确定那个结果的存在，无法放弃自己的那份源自本性的责任去追求自我的完全实现。
我矛盾着，时刻矛盾着，如同高加林，也许果敢的人们要嘲笑我的怯弱，可是有些东西对我真的无法割舍，我只能说，我要坚持这种怯懦。
在怯懦中矛盾，在矛盾中困惑，在困惑中痛苦，也在痛苦中幸福
高加林身上的矛盾，不单单是他个人的矛盾，也不单单是处在城乡交叉地带的青年的矛盾。他所表现出来的这种难以决舍的矛盾，普遍的存在于多数人的身上。从这一点上来说，人生具有普遍的意义，而非只适应于某一狭小的范围。
人生给予我的东西很多，引发我思考的地方也不止一处，同样不止一时。正如开篇所引的柳青的那一段话：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这样的一段话道出了我困惑的事实，却并不能够教给我如何的解决这个困惑。也许我要象高加林那样，经过生活的历练，才能够明白的更多。
这样的一句诗可以作为人生的注脚：我在极端的苦闷中因幸福而哭泣/生活对于我既轻松而又艰辛。
一下。
在高加林进城以后，和巧珍之间对话的基础已经消失了，这从那一次巧珍到城里看望高加林时两人之间那令人心痛的谈话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
其主要原因是两个人在精神上的差异性太大，天上地下。巧珍生活天地限制了她，她所关心的所知道的，是锅碗瓢盆猪鸡狗娃。而这些正是高加林极力避免极力逃避极度厌烦非常不愿接受的东西。高加林所作的一切，就是不想被这些纠缠，不想再象他的父辈们那样在贫瘠的土地上打磨一生消耗一世。
因此他们之间的谈话才会显得那么尴尬那么格格不入，而先前在高家村的时候那种表面的和谐是生活所迫，是高加林不愿接受却不得不接受的无情现实。而一旦他有能力摆脱这种束缚，他便再也不愿意再把自己的视力焦点凝聚在这些东西上面了。因此很自然的，那种曾经存在的对话基础便消失了。
我不能因此就无情的责难高加林，尽管在感情上不愿意接受这一点，但却不能抹煞这种真实的存在。
谈到这里的时候想说一下孙少平和田晓霞。
孙少平和田晓霞之间与高加林和巧珍之间是有很大不同的，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前者存在对话的基础。孙少平和田晓霞对于生活的认识基本上处于同一层次，其精神上存在很多的共鸣点。
从高中时起，两个人就在一起谈论，海阔天空，纵论时政，潜心文学，各个方面相互印证，可谓相当和谐。如果说这个时候他们在同样的环境下，那么后来孙少平成了黄原的一个揽短工的汉子，而田晓霞成了一个大学生，身份上的差距一下子拉大了，照理说对话的基础因该没有了，就像高加林和巧珍一样。
但事实驳斥了这一点。他们仍然能够没完没了的说个不休，仍然能够对话。这和加林与巧珍之间有本质的不同。孙少平的精神思想并不比田晓霞低下，相反在对生活的认识上甚至比田晓霞还要深刻。
决定两个人能否对话的基础不是社会地位上的差别，而是精神丰富程度是否在一个层次上。两个人精神层面接近，能够相互理解，他们可以相互交换思想。平凡的世界中孙、田两个人的对话不是比人生中更加有趣，不是更能说明这一点吗？
尽管孙少平和田晓霞之间在工作在社会地位上存在巨大的差别，但从很大程度上说这不是最重要的差别，而是世俗的压力。我相信他们可以冲破这些羁绊最终走到一起，因为思想对等是他们交流的强大的基础。
遗憾的是作者安排了田晓霞的死，也许这样更具有现实性悲剧性，在八十年代的背景之上，似乎也只能如此，但少了一些我更愿意看到的理想性。如果整个故事的背景是九十年代，或者现在，晓霞和少平结合应该是可能的，尽管现实的压力仍然很大。
回过头来再看高加林和巧珍，应该已经比较清楚了。
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屈从生活现实的压力，尽管不情愿却不得不放弃一些东西。我常常想起拉斯柯尔尼科夫来，他一直在“平凡的人”和“不平凡的人”之间挣扎。他之所以不能够真正的跨越过去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就在于他不能放弃的东西太多。
他不能放弃爱（当然不应该放弃爱），不能够不惦挂他的母亲和妹妹，他曾经想，如果我是一个人，如果我不爱别人，那么这一切都不存在了。如果真的他做到了这一点，那么他或许就真能成为他理想中的那个人。
但是他不能。
这些东西无论何时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都是最可贵的，不能放弃不该放弃的。更多的时候人活着不单单是为了自己，还有一种叫做责任的东西需要你来背负，还有一种叫做ài的东西需要你来承担和付出。我们因此而痛苦，也因此而幸福。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样一句话不能够成为我们为自己不负责任行径的辩护。
当对面山坡上的孩子唱起了信天游——
哥哥你不成材卖了良心才回来
高加林感到惊心动魄，羞愧难当。
可是先前他还以“你们有你们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这句话顶住了父亲和德顺老汉两个人的说服。为什么他现在感到了懊悔？
不是因为他放弃了巧珍本人，不是因为他放弃了他们之间的感情，而是因为他放弃了所谓的“良心”在我看来，他放弃了一种“责任”爱必然和责任联系在一起，当你在权衡中因为现实的原因放弃了曾经的爱，你便背弃了先前承诺的责任。
高加林到底该如何取舍？我们在面临同样困境的时候有该怎样取舍？
不要说不可能，我一直都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是否为了我自己的理想，就能够置亲人置责任置爱于不顾？
我曾经想以那句“走自己的路”来为自己辩护，我曾经强烈钦佩和支持尼采对于传统道德伦理无情的批驳，我曾经想我就是我任何的人都是他人都可以不予理睬，我曾经想放弃那个养育了我的贫穷的家庭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曾经以为那是自己起飞的障碍，
然而现在，我犹豫了。
高加林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背离道德背离良心，然而他会感到无地自容，他的良心会不安。如果他继续走下去，放弃更多的东西，他会象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无法逃避内心的惩罚。
我呢，是不是也一样？
那么为了维系良心，是否就应该委屈了自己的意愿和理想？
是否高加林，拉斯柯尔尼科夫，或者我，在尽了自己的责任和爱，之后，或者同时，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
我想这永远是一对矛盾，虽然不是非此即彼的矛盾，但确实包含非此即彼的成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也许古时候那个传扬久远的忠孝不能两全，在这里仍然是成立的，只需要将忠换成责任，将孝换成个人的理想。这样的矛盾无处不在，作为一个平常之人，高加林，我，拉斯柯尔尼柯夫，都不能够做到两全，都最终会在这种矛盾冲突中选择责任，选择良心。
也许有人能够从最终价值的大小上来做理性的判断，背离普通的道德伦理放弃对自己亲人的“小责任”选择“自己的理想”最后终于能够对全社会对更多的人产生更大的效益。
以成败论英雄的局限始终存在，这样的人成功了名扬天下，失败了遭受唾骂承受无尽的舆论指责。古往今来不乏此类人的存在，但是那不是我的选择。
这样的选择需要太多的毅力和魄力，决绝到无情的境地正是拉斯柯尔尼柯夫所说的“不平凡的人”
作为一个平凡的人，向望着非平凡的世界。可是我不能够确定那个结果的存在，无法放弃自己的那份源自本性的责任去追求自我的完全实现。
我矛盾着，时刻矛盾着，如同高加林，也许果敢的人们要嘲笑我的怯弱，可是有些东西对我真的无法割舍，我只能说，我要坚持这种怯懦。
在怯懦中矛盾，在矛盾中困惑，在困惑中痛苦，也在痛苦中幸福
高加林身上的矛盾，不单单是他个人的矛盾，也不单单是处在城乡交叉地带的青年的矛盾。他所表现出来的这种难以决舍的矛盾，普遍的存在于多数人的身上。从这一点上来说，人生具有普遍的意义，而非只适应于某一狭小的范围。
人生给予我的东西很多，引发我思考的地方也不止一处，同样不止一时。正如开篇所引的柳青的那一段话：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这样的一段话道出了我困惑的事实，却并不能够教给我如何的解决这个困惑。也许我要象高加林那样，经过生活的历练，才能够明白的更多。
这样的一句诗可以作为人生的注脚：我在极端的苦闷中因幸福而哭泣/生活对于我既轻松而又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