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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下文学 www.wbxwx.com,灰色地带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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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先生还发过一通“宣言”:向青年学生讲述我的鲁迅观,这是做了几十年的梦。现在使命已经完成,我应当自动隐去。但仍期待于后来者——鲁迅的真正知音必在中国当代青年中产生。

    事实上,钱先生几曾“隐去”?

    他就亲口讲过,他无法摆脱鲁迅,只要说话必从鲁迅开始,一辈子仍然活在鲁迅的“影子”里。这既是先生的长处,也是难能弥补的局限。他意识到了,却没有能力改变,那代人的学养“先天”地划定了他们怎样去跑、能跑多远。认清这种不足,他才告诫年轻人要埋头“沉潜十年”,到民间去,到传统里去。

    这个心情是好的,可是培养一位真正的“大师”不自“年轻”时始,而开始于年幼。“大师”越到后来越多地依靠“童子功”,“童子功”不足,单靠后天弥补,人力亦难及。陈寅恪就是一例,据说他13岁对《十三经》就能“倒背如流”。

    这具有心理学的依据。1973年的诺贝尔奖医学得主劳伦茨发现,人的发展就像一粒种子,种子内蕴藏了将来成长为一棵大树的一切遗传条件,但能否在土壤里发芽生长,那要看这粒种子落地时的季节与生态环境。比如婴儿期间情绪发展不顺利可能会影响以后的人际关系,儿童期语言之类的学习被剥夺,以后认知、语言、动作技能、社会技能的发展就很困难等等。

    钱先生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了,他从周作人身上发现:人生的季节不可以颠倒,它应分成几个段落;大学时期追求的东西有三样,即知识、友谊和爱情。

    而一个人能否成功又取决于:第一,自己把握不住的那些因素,例如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具有什么样的遗传因子,什么时候出生,出生在哪里,在什么文化、氛围、环境、传统下成长等等;第二是机遇;第三才是后天所接受的教育和自己的努力。

    他自己属于那种季节颠倒、生不逢时、环境糟糕的“霉”人,那样的时代出不了大师、天才——这意味着它永远是他不能跨越的“极限”。钱先生并没有因此而退缩不前,因为他的精神导师说过:“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垒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

    (1935年6月29日,鲁迅致赖少其信。)

    他信奉鲁迅所说的“中间人”思想,懂得真正的大学者是少数,多数人做的是“奠基石”,“天才”正是大量吸收了这些奠基者所做工作的成果以后,才成就其莫大之伟业的。

    因而,先生在1996年为北大学生讲演时说:“我们既要有雄心,立志做大学者、大事业,又要有平常心,甘于做普通工作者,做力所能及的小事情,并且很好地、及时地做好二者之间的转换。”只要努力了、参与了、拼搏了,那么我们就是实现了自己,没有虚度一生。人的价值“不在最后的结果,而在于过程……”

    由此可见,钱先生所说的“使命已经完成”其实并非真完,他“隐去”不得,一息尚存,就需要作出探究。

    苦难丛生的祖国,培育出他那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第二视力”,助他穿透世界、人生、自我,对它们具有了像舍斯托夫那样的认识:“任何地方都没有天空,有的只是狭小受限制的视野(即警察捕猎时的眼睛),任何地方也都没有被推崇备至的理想,有的只是锁链,尽管看不见,但比监狱的镣铐连结得更加牢固。”

    钱先生那一代人先时多带着“玫瑰色”的眼光,“仿佛在云端里过日子”,以“人民”为本位,并把自己扭曲、收缩,力图适应这个“人民”,但结果往往如朱自清说的“现在我们过群众生活还过不来。这也不是理性上不能接受;理性上是能接受的,是习惯上过不来。所以……我们得慢慢来”。

    面对“人民”,过来人多半会谈“虎”色变。因为这个“人民”实在是个抽象的物事,可以随意附会和解释,正像纳粹头子希特勒牵强的那样:“生命是什么?

    生命就是民族。个人总是要死的!在个人以外,还有民族!”

    既经如此曲解,个体“生命”就不算什么。然后,就可以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之流声称的,“我就是人民”,或者像历朝历代**暴君们的“朕即国家”。

    真要这样来理解,“人民”的内涵必会抽干,流水似的悄悄淌走,成为一座空洞的架子。民众们所作的当然只能是**统治形式下的奴隶。

    萧红在《呼兰河传》里描写过这样的奴隶:这里的“人民”不是在生活,而仅活着,动物那样悄无声息地生死,冷漠死灭到失去一切生活目标,失去过去和未来。

    经历过文革十年浩劫的他,终于从种种噩梦、幻影里醒来。在评介舍斯托夫、穆旦时,他曾夫子自道地讲,他“终于从……‘被推崇备至的理想’看到了‘更加牢固’的锁链……‘所有的幻象已变狰狞’,所有的‘光辉的概念’,已迅速化成琐碎的日子不忠而纡缓”

    他发现,20世纪的中国一再出现这样的误解:知识分子对民族、社会责任的强调,总是要以知识分子个性的丧失为代价!鲁迅那代人曾为此作过勇猛的反叛,并企望自他们那代始,结束这种精神奴化状态;不料去世不到20年,钱先生这代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又走了回头路!为此他痛苦地说:“40年代强调‘大众化’即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化’时就已显偏颇,50年代提出‘知识分子工农化’的要求,更在实际上根本否定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美化人民愚昧状态的危险。”

    “最后连知识分子自身也信了,一步一步地,不知不觉地自己‘出卖’了自己:终于‘相信’了自己‘有罪’,相信自己不经‘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根本改造,就失去存在的价值。这是一种渗透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精神迷误,”“回想起我也曾长时间地‘陶醉’于自己的驯服中,我觉得鲁迅是在用鞭子抽打我的灵魂,我无地自容!”

    现在是时候了,他要沿着鲁迅的道路向前走,执守鲁迅一贯力持的精神。

    “他深知世故而不世故,他参透人生,又采取了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可以说越清醒,越不肯超脱,越看透现实的黑暗与自我局限,越要以更大的精神力量去与黑暗捣乱,战胜自我,在‘绝望的抗战’中获得人生的真实价值。所谓‘绝望中的抗战’,这是一种不抱幻想的抗战,不计成败,‘不求耕耘,不问收获’的抗战,……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向前的走去。”钱先生说:“本世纪以来,中国已经多次发生全民族非理性的狂热,我自己亲历的就有1958年的大跃进和十年大动乱,每一次狂热都是在一种受压抑的怨愤情绪的冲动下开始的,最后却走到了反面。这样的悲剧经常发生在迫切要求改变自己地位的落后国家,受压抑的阶层中。具有局部合理性的历史要求的被利用,就特别令人感到悲哀与沮丧。这是历史对不成熟的民族、阶层及其知识分子的惩罚。无论是对于我们民族,还是我自己,这都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因此,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需要理性与怀疑精神,时刻像鲁迅那样问一声“从来如此,便对么”。

    只有具备这样一个理性,辅之以不断的求索,才不会“从一开始就被引入错误(全局性)的方向”。

    1999年12月20日,北京魏公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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