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李鸿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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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卖国求荣的人,几乎成了“汉奸”、“卖国贼”的代名词,是个全盘否定历史人物。他的名声不比汪精卫好多少。但有多少人知道,在李鸿章生活的那个年代,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
据史料记载:李鸿章(1823~1901)晚清军政重臣,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咸丰三年(1853)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1858年冬,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1860年,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同治元年(1862),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沪,自成一军,是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地方实权既握,又于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使淮军在两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出犯太平军。1863年和1864年他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从60年代起,李鸿章积极筹建新式军事工业,仿造外国船、炮,开始从事标榜“自强”的洋务事业。1865年分别在上海和江宁(今江苏南京)创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同年,署理两江总督,调集淮军数万人赴中原对捻军作战。1866年,继曾国藩署钦差大臣,专办镇压捻军事务。次年,授湖广总督。其后,采取“就地圈围”、“坚壁清野”等战略,相继在山东、江苏间和直隶(约今河北)、山东间剿灭东、西捻军。1870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25年之久,并参与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
李鸿章从19世纪70年代起,进一步扩大洋务事业,因标榜“自强”进而“求富”主要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同时,又着手筹办北洋海防,以外购为主,自造为辅,于光绪十四年(1888)建成北洋海军。为培养“自强”“求富”所需人才,还创办各类新式学堂,并派人赴欧美留学。所有这些洋务事业,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外力量对比悬殊的格局,使李鸿章产生了严重的“惧外”思想,在对外交涉中始终坚持“委曲求全”的方针。1901年11月去世。谥文忠,晋封一等侯。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从上面的一段话中不难看出,李鸿章在我国晚清历史上,还是占有很高的地位的,他对推动清朝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领导的洋务派,对我国近代封建经济的发展有推动作用;他创建的北洋水师,在我国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战斗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之所以把它称作“汉奸”是因为中外力量对比悬殊的格局,使李鸿章产生了严重的“惧外”思想,在对外交涉中始终坚持“委曲求全”的方针。这样,一个个不平等的条约,导致一笔笔赔款,一块块国土,多少人民的血汗,就在他手中被帝国主义瓜分了。
就因为这样“汉奸”的帽子就自然而然地被扣到了李鸿章的头上。
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是李鸿章的政敌。他们在1895年成立强学会,坚决拒绝李鸿章参加,不屑与之为伍!1901年,李鸿章还来不及在辛丑和约上签名,便在愤恨交加中身亡了。梁启超立即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评论了这个期间的大事和李鸿章的一生。其中有段耐人寻味的话:“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1895年)二三月、庚子(1900年)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罪,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可见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往他头上戴并不合适。
再看看辛丑和约,实际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的一纸投降议定书。它的签订并不怪李鸿章。李鸿章是奉命收拾残局,所有条款都经朝廷同意,他没有背着最高统治当局出卖过任何国家权益。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应该清算的是清朝腐朽的统治者们的误国大罪。
列强的侵略和欺凌是应该反抗的,但用义和团那样的方式去对待外国人和外来事物是完全错误的。对下层民众说来,这是愚昧的爱国思想的表现。只要清政府能及时制止,本可
避免发展成为一场弥天大祸。但愚昧腐朽的统治者,却要利用这愚昧的爱国思想来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导致了灾难的发生。许多人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李鸿章,殊不知李鸿章当时是两广总督,祸乱的兴起与蔓延都在华北,他对朝廷的荒唐举措是坚决反对的,有什么理由责怪李鸿章呢?
谭嗣同曾对李鸿章评价道:当时朝廷内外对西方军事、内政和外交“稍知之者,惟一合肥(指李鸿章)。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谭嗣同与他是同时代的人,又是颇有见识懂得维新的之士,而又并非李鸿章的部下,这些亲身经历所得到的感触,颇值得后人重视。
晚清的轻重工业... -->>
李鸿章,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卖国求荣的人,几乎成了“汉奸”、“卖国贼”的代名词,是个全盘否定历史人物。他的名声不比汪精卫好多少。但有多少人知道,在李鸿章生活的那个年代,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
据史料记载:李鸿章(1823~1901)晚清军政重臣,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咸丰三年(1853)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1858年冬,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1860年,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同治元年(1862),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沪,自成一军,是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地方实权既握,又于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使淮军在两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出犯太平军。1863年和1864年他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从60年代起,李鸿章积极筹建新式军事工业,仿造外国船、炮,开始从事标榜“自强”的洋务事业。1865年分别在上海和江宁(今江苏南京)创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同年,署理两江总督,调集淮军数万人赴中原对捻军作战。1866年,继曾国藩署钦差大臣,专办镇压捻军事务。次年,授湖广总督。其后,采取“就地圈围”、“坚壁清野”等战略,相继在山东、江苏间和直隶(约今河北)、山东间剿灭东、西捻军。1870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25年之久,并参与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
李鸿章从19世纪70年代起,进一步扩大洋务事业,因标榜“自强”进而“求富”主要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同时,又着手筹办北洋海防,以外购为主,自造为辅,于光绪十四年(1888)建成北洋海军。为培养“自强”“求富”所需人才,还创办各类新式学堂,并派人赴欧美留学。所有这些洋务事业,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外力量对比悬殊的格局,使李鸿章产生了严重的“惧外”思想,在对外交涉中始终坚持“委曲求全”的方针。1901年11月去世。谥文忠,晋封一等侯。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从上面的一段话中不难看出,李鸿章在我国晚清历史上,还是占有很高的地位的,他对推动清朝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领导的洋务派,对我国近代封建经济的发展有推动作用;他创建的北洋水师,在我国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战斗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之所以把它称作“汉奸”是因为中外力量对比悬殊的格局,使李鸿章产生了严重的“惧外”思想,在对外交涉中始终坚持“委曲求全”的方针。这样,一个个不平等的条约,导致一笔笔赔款,一块块国土,多少人民的血汗,就在他手中被帝国主义瓜分了。
就因为这样“汉奸”的帽子就自然而然地被扣到了李鸿章的头上。
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是李鸿章的政敌。他们在1895年成立强学会,坚决拒绝李鸿章参加,不屑与之为伍!1901年,李鸿章还来不及在辛丑和约上签名,便在愤恨交加中身亡了。梁启超立即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评论了这个期间的大事和李鸿章的一生。其中有段耐人寻味的话:“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1895年)二三月、庚子(1900年)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罪,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可见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往他头上戴并不合适。
再看看辛丑和约,实际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的一纸投降议定书。它的签订并不怪李鸿章。李鸿章是奉命收拾残局,所有条款都经朝廷同意,他没有背着最高统治当局出卖过任何国家权益。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应该清算的是清朝腐朽的统治者们的误国大罪。
列强的侵略和欺凌是应该反抗的,但用义和团那样的方式去对待外国人和外来事物是完全错误的。对下层民众说来,这是愚昧的爱国思想的表现。只要清政府能及时制止,本可
避免发展成为一场弥天大祸。但愚昧腐朽的统治者,却要利用这愚昧的爱国思想来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导致了灾难的发生。许多人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李鸿章,殊不知李鸿章当时是两广总督,祸乱的兴起与蔓延都在华北,他对朝廷的荒唐举措是坚决反对的,有什么理由责怪李鸿章呢?
谭嗣同曾对李鸿章评价道:当时朝廷内外对西方军事、内政和外交“稍知之者,惟一合肥(指李鸿章)。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谭嗣同与他是同时代的人,又是颇有见识懂得维新的之士,而又并非李鸿章的部下,这些亲身经历所得到的感触,颇值得后人重视。
晚清的轻重工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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