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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大学问、大才华，否则，即令皓首穷经、日诵万言、妙笔喷花、文成七步，也终究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核舟雕虫，难登大雅。以此度之，学问堪称“博大”者虽不似我们通常想象得那样多，但也终不乏人。如乾隆年间的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外托训义之名，深寄义理之辨，于奉程、朱为纶音之世，发假理学以杀人之实，堪称“博大”；再如乾嘉时代的章学诚，文史通义谈言微中，寄意遥深，忧时感世，针砭时弊，堪称“博大”相比之下，钱先生“博”则固然“博”矣，这“大”字恐怕是万万担当不起的吧？！至于“精深”本来就是求“博”之人很难做到的，更何况钱先生嗜书成痴，率性而读，三教九流，随缘披览，因此知识结构相当庞杂，据杨绛先生讲，钱先生的知识点中甚至包括旧小说中每个好汉所用兵器的斤两，从中我们正可见钱先生兴趣之宽泛，涉猎之广博。
从钱先生著述我们也可见，或许是由于钱先生出言谨慎，或许是因为钱先生识见不逮，总之每每在可以深入挖掘的关键处钱先生总是以若干平铺开去——而非深入下去——的引文轻轻带过，就象在围城中每到关键时刻钱先生就以各种调侃比喻冲上前台一样，用前人言论适时地将自己掩藏起来，从而使读者每每有言有未尽的失落感。
因此，综观钱先生的学术“大”固然谈不上“精深”在文本上也没有任何具体表现，摆在我们面前的，到目前为止只是“博杂”而已。而所谓的广为人知的“博大精深”恐怕也只是人们对钱先生之学术缺乏充分详实的了解与认识而引发的幻觉与梦境吧？！
是超然还是冷漠？
钱钟书先生的“骑在城墙上”与动辄将自己的主观隐藏到前人的言论背后，是特别鲜明地体现于文本之中的，只不过更多的人恐怕是把钱先生的这一显著特征理解成钱先生的韵致超然了吧？这一方面固然是钱先生一向以襟怀虚静，淡泊名利作为自己主体形象之定位，另一方面也是人们对“超然”内涵的误解所致。
超然从字面理解即 “卓然出世的样子”最早见于老子二十六章的“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是形容人不为外物所累，不为俗尘所羁的能动的自由状态，更客观的表达就是“不站在对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这些都是为人们所熟知的。但人们恐怕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虽然超然实际上经常的外在表现是“不站在对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但我们却不能反过来说“不站在对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的人就是超然的“不站在对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只构成超然的一部分必要条件。鉴于此，我们当然不能再因为钱先生的“骑在城墙上”与动辄将自己的主观隐藏到前人的言论背后这种主观立场的暧昧想当然地断定钱先生一定是韵致超然，而必须考察一下钱先生真实的精神境界。
九十年代初期，四川盗版了钱先生的围城，盗版的质量相当高，甚至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正版还要精致，据说钱先生闻知后大为恼火，一再敦促出版社代他打那个官司。此事本身无可非议，它正说明了钱先生身为一个现代人，有很强的法制观念，深知如何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但这种以特别激烈的姿态捍卫自己利益的作法至少与韵致超然完全不搭界，甚至还可以说是互相冲突的。而韵致超然本身又恰恰首先是一种生活态度。如果钱先生“骑在城墙”上都做不到“燕处超然”的话，那么我们又何从想象钱先生“虽有荣观”时的超然呢？
这倒使人想起鲁迅病后杂谈一文中的一段话：“所以我恐怕只好自己承认‘俗’了，因为随手翻一通世说新语，千不该万不该的竟从‘养病’想到‘养病费’上去了，于是一骨碌爬起来，写信讨版税，催稿费。写完之后，觉得和魏晋人有点隔膜，”现代人自我空间较前人狭小，生活背景较前人复杂，因此对利益的依赖也较前人紧密，真正的超然也较前人更难以实现，这本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每个人面临自我的共同问题之一，可又有几个人能象鲁迅那样坦然地——特别是公开坦然地面对自己的不够超然呢？
由于钱先生表现出了特别强烈的捍卫自己利益的法制观念，而韵致超然本身又恰恰是前法治社会的一种以自律、自育为核心的生活态度，也就是说坚定的法制观念与超然的生活态度虽不至于势成水火，但也是绝不相融的，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钱先生的所谓韵致超然其实只是人们对其在创作与著述上表现出的“不站在对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的骑墙姿态的误解，由于韵致超然本身是一种人生态度而非写作风格之类的东西，因此钱先生在文本中体现的“不站在对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的骑墙姿态绝非韵致超然。
既然钱先生与韵致超然并无关系，而钱先生又着实表现出“不站在对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这一超然的具体特征，那么这中间的差别何在呢？换句话说，如果不是由于韵致超然，那么是什么使钱先生表现出了鲜明的“不站在对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的特征呢？或者更直接地说，钱先生是凭借什么使自己看起来很象是韵致超然的呢？
很明显，如果不是因为超然，这种特别稳定地“不站在对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的状态就只能因为冷漠了。由于人的鲜明的情感与主观动态地看随时随地都可能表现出一些经不起推敲的特征，因此人们的自我教育通常来讲总是指向自身的鲜明的情感与主观的，也正因为此，作为对鲜明的情感与主观之坚决否定的冷漠，如果没有被发现，可以形成通常看起来特别经得起推敲的一些状态，至少冷漠可以形成特别类似于超然的状态。
说到冷漠，我想到葛藤集中的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老婆婆供养一位庵主二十余年，一次为了试一下庵主的功底，她吩咐给庵主送饭的女子紧抱住庵主，看他有什么反映。送饭女照做了，面对这一情形庵主表示：“枯木倚寒岩，三冬无暖气。”老婆婆听后很生气，叹道：“20年来我白养了一个俗汉。”随即赶走僧人将庵烧了。这“枯木倚寒岩，三冬无暖气。”就是我们所说的冷漠，但如果没有这十个字想参照，庵主的表现至少在常人看来与坐怀不乱的大定力恐怕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冷漠有别于冷淡，它并非对人或事物不留心，而是从主观上缺乏对人或事物的关注，也就是说它不体现于人的兴趣不振，而体现于人的情感状况苍白。换句话说，超然是对真性情而言的，必须有情可超才能谈到超然，世说新语伤逝第4条记载：“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在韵致超然俨然风气的魏晋时代，作为士林领袖的王戎的超然显得何其生动真切啊？
相比之下，钱先生“情之所钟”固然不符，从坚持以法律手段捍卫自己利益的执着看来“忘情”恐怕更是远远谈不上了，至于是否在情感境界上沦于最下，却不是我们晚学后辈可以轻易断言的了。
口许桃源，志在终南 （浅谈钱先生的“养誉”）
在小聪明还是大智慧一文中我曾提到钱先生的善于“养誉”在此我们就着重讨论一下钱先生善于“养誉” 的有关问题。所谓“养誉”从字面理解就是鞠养护持自己的声誉，它有两个方向上的潜在含义，换而言之，也可以说有两种实现的途径：其一是“养正”即修养正道；其二是“养望”即矫饰招名。“养正”一词出自易蒙中的“蒙以养正”意指以蒙昧隐默自养正道；而“养望”一词则多次见于晋书，是当时人对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的士林末流的通谓。那么钱先生的“养誉”究竟是属于“养正”还是“养望”呢？这要从钱先生一向的行止进行判断，而不能仅仅通过钱先生的言论判断，否则恐怕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孔子的“听其言，观其行”的告诫。
钱先生关于谦退守拙的言论有很多，比如他曾赠诗给一位名叫舒展的后学：“凋疏亲故添情重，落索身名免谤增。”再比如接受彦火的访谈时，钱先生表示：“回忆，是最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象力常常丰富离奇得惊人。”在这段话的前面，钱先生还表示：“一个作家不是一只狗，一只狗拉了屎，撒了尿后，走回头路时常常要找自己留下的痕迹的地点闻一闻、嗅一嗅。至少我不想那样做。”凡此种种，均从各个侧面表现了钱先生的淡薄名利的隐士气，而且其中还夹杂一些对种种争名夺利、自我标榜等陋风的书生气的愤慨。仅从这些言语中，我们见到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清高典雅、洁身自好、淡薄名利、勤于进取的钱钟书先生。
但是钱先生的作为都是怎样的呢？钱先生在世时，已有传记行世，并且还有人在传记中很不理智地誉之为“学界昆仑”直接冒犯甚至违背了钱先生“落索身名”的主张，但钱先生这一次却远比追究盗版那次显得大度，就象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坦然地接受了。并且，钱先生生前将管锥编、谈艺录等著述一再增补，难道钱先生对旧作的增补不是——借用钱先生的那个刻薄得有些出格的比喻——循着自己以前留下的痕迹边闻边嗅边增补的吗？至于自传，钱先生倒是言出必践地果真没有写，可偏偏围城“火爆”不久，杨绛先生却写了写围城的钱钟书一文，及时填补了这一空白，同时还特别轻易地将人引到“夫妻店儿”之类联想上来。如果钱先生竟会断言自己的生活伴侣笔下的自己与他所讥刺的自传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么恐怕钱先生不是在指鹿为马，就是在掩耳盗铃。
由此看来，至少在上面三个方向上，钱先生均完全没有做到言行相符，而且是特别消极的意义上的言行不符。
遗憾的是，凡此种种均被据钱先生自己讲与其初衷甚相背离的钱先生越来越大的名声遮蔽了，以至于得了钱先生赠诗的舒展竟对“落索身名免谤增”信以为真并在以该句为题的署名文章中表示：“他（指钱先生）是我国最甘寂寞的大学者之一。”钱先生自己恐怕也在此方向上做了努力，以至于不接受东方之子的采访，记者排照时将头蒙住等等轶事象晚春的柳絮一样漫天飞舞，遗憾的是为时太晚了，当时的钱先生已声名鹊起，似这等举措只能令钱先生特别“不情愿”地在“落索身名”的相反方向上越走越远。此时，我们回想一下围城中对翰学愈、陆子潇等人沽名钓誉、欺世盗名之种种伎俩的入木三分的刻划，我们不难想象，以钱先生对人心的洞察力，绝不会不清楚自己的不接受东方之子的采访，记者排照时将头蒙住等行为势必使自己走得离“落索身名”的境界越来越远；我们其实也不难想象，最甘寂寞的钱先生既然知道自己的行为势将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为什么还不及时和光同尘，随遇而安，反倒坚持以近乎粗鲁的强硬姿态坚持特立独行，特别绝望地使自己的声名越来越大。但钱先生已辞世一载，在先生身后，我们又能说什么呢？我们只能说，钱先生一生的“养誉”可概括为八个字：口许桃源，志在终南。
所谓“口许桃源，志在终南”其实是自陶潜以来的一种相当普遍现象。桃源作为陶潜对世外的真诚深切之向往的寄托，是真超俗、真隐逸的象征，它是建立在对自然的挚爱之上的，而非建立在对俗世的厌恶之上的，当然也就更不是建立在对俗世的向往与躁竞的隐晦而巧妙的寄托之上的，它代表着“养正”一脉的传统；而终南山，则是唐代卢藏用避世隐居，沽养高名之地，并且这避世隐居，沽养高名是直接以日后的征辟台阁，尊名崇位为目的的，正因为此，卢藏用的隐居当时即被司马承祯刺为“终南捷径”并由此成为 “养望”的另一个代名词。陶潜身后，想象其高致，追慕其遗风，争相仿效者前仆后继，但大多对陶潜生前的际遇心存忌惮，因此只好在嘴上大大的推许桃源，（其实卢藏用自己也是倾向于把终南山说成桃源的）而心中却念念不忘何时得践终南捷径得脱贫寂，显耀声名，这在一个很低的层次上恐怕也可以名为“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吧”？
当然，我们不能苛责钱先生以“养望”的方式“养誉”我们也没有必要苛责钱先生志在终南却偏偏要口许桃源的口是心非，一介书生，天付聪明，百无一用，名利心重，我们不妨设身处地地想象，如果换了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飞扬跋扈为“钱”雄？ (浅谈钱先生的狂)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这是杜甫对李白的善意劝告，同时也是对李白其人的真实写照。“为谁雄”一问秉心质朴、寄意委婉，并且直指“狂”的关键所在——狂的前提与方向。我们通常所谓的“狂”是指“纵情任性或放荡骄恣的态度”因此虽然其表现万殊，但根本上讲狂是一种特别自我的状态，其共同的前提便是自我中心，唯其如此，狂者很难具备自我克制的能力而使自己不沦入傲慢的渊薮，熊十力先生是近现代的狂勇之士，犹有“流于我慢而不自知”之嫌。正因为此，孔子才取狂之际，复界以狷，以“有所不为”限制“进取”的有可能的滥觞“有所不为”的狷就是自我中心的最良好的解毒剂之一——自我克制。当然，傲慢只是真诚的狂者的流弊，因此“狷”也只能成为真诚的狂者的自我中心的解毒剂，对于那种更大程度上把狂当作一种性格点缀的人而言，我们倒正可以从他的“不为”中洞见他的“狂”的本质。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钱钟书先生的“狂”
钱先生的狂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有两件事。其一是他在清华毕业之际，誉他为“人中之龙”的吴宓先生曾挽留他继续在校深造，据后来的传记作者讲，当时钱先生表示全国之内没有人配做“钱某人”的老师，并为此毅然游学海外；其二是前些年适逢钱先生诞辰，钱先生的一个学生写文章庆贺老师寿辰，文中提到钱先生不为重金所动拒绝了赴英国讲学的邀请，当时钱先生表示那些英国人不配做“钱某人”的学生。这两组文字行世之时钱先生尚在人世，且正在坚持管锥编后半部分的著述，因此应该是可以看到这两组文字的，既然钱先生未予反驳，我们至少可以大体上断定这两件事是真实的。并且由于这两件是一出自早年，一出自晚年，因此也恰可成为钱先生的“狂”在一个动态过程中的完满写照。
钱先生早年横扫清华图书馆，被誉为年轻一辈的“人中之龙”加之少年人恃才傲物，认为全国之内没有人配做“钱某人”的老师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但是钱先生年逾古稀，功成名就，海内宗仰，声闻异域，自己已成了权威宗师，却又转而认为有人不配做“钱某人”的学生，恐怕就有些不伦不类了。从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意义上讲，任何人也不配认为别人不配做他的学生，特别是那种听讲学的而非耳提面命的学生，因为讲学毕竟不是武林高手收徒弟，文化传播也没有武林高手之间那撕扯不脱的狭隘的门户观念。如果说钱先生早年的“没有人配做‘钱某人’的老师”的狂言只是少年人不知天高地厚的反权威意识；（别说当时国内比钱先生高明者大有人在，即便钱先生已独领风骚，海内一人，但闻道先后，术业专功，恐怕放言无人配为老师也是不知天高地厚吧？）那么钱先生晚年的“有人不配做‘钱某人’的学生”却充分说明了钱先生因缺乏最基本的情怀的苍白冷漠而突现出的最具破坏性的傲慢。
那么钱先生的傲慢是否是“狂”而不“狷”的躁进所致呢？事实恐怕令人遗憾地并非如此，至少我们有证据表明，钱先生的“狂”并非恣意胡为，不知谦退。钱先生在宋诗选注的港版前言的末尾写道：“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结果就象在两个登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我个人的学识和偏狭也产生了许多过错，都不能归咎于那时候意识形态的严峻戒律，”言外之意，似乎宋诗选注的不尽如人意与钱先生自己的一屁股坐空总是或多或少与当时的时势有关。但是杨绛先生在写围城的钱钟书中写道：“一九五七年春，‘大鸣大放’正值高潮，他的宋诗选注刚脱稿，”也就是说，钱先生一再强调的“大气压”竟是大鸣大放、百花齐放时期，是知识分子畅所欲言、励精图治的“早春”季节，从气候上看并不存在必须让钱先生坐到凳子间隙间的外在压力。
这种时间上的细微的但却至关重要的出入正可使我们对钱先生的“狂”有个较为清醒理智的认识。如果钱先生的宋诗选注脱稿于六七年，那么他的坐空我们可以理解为身不由己；如果钱先生的宋诗选注脱稿于七七年，那么他的坐空我们可以理解为心有余悸；如果钱先生的宋诗选注脱稿于八七年，那么他的坐空我们可以理解为力不从心。可钱先生的坐空恰恰是在全国上下的知识分子均以饱满的热情各抒己见的五七年初，对此，既然我们不能说钱先生心机深邃，狡猾异常，在繁荣的热情中发现时运的危机而坚持未卜先知地“识时务、守规矩”那么我们就只能认为钱先生的性情如此。但无论是见机颇早还是性情如此，恐怕与狂者之气都是从根本上相悖相左的吧？！熊十力先生临终之际（1968年）曾向天哭号：“国学亡了！”才是那个特定时代一个狂者“不识时务”的心声，恐怕从意愿上看，熊十力先生未必不愿意象钱先生那样“识时务”而是同样由于性情如此吧？
坦率地讲，正是由于钱先生性情上习惯于坐在凳子间隙，因而钱先生的“狂”便失去了真诚的支撑而成为性格点缀，于是，钱先生既没有老师也不要学生的“飞扬跋扈”恐怕也就只是为“钱某人”自己而雄了。
为了忘却的批判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断言：“我们的时代在特别程度上是一个批判的时代，一切都必须受到批判。只有受得起自由和公开的考察与考验的东西，理性才给以真诚的尊敬。”在前文中，我们对钱钟书先生展开了系统的批判，或者更客观地说是对钱先生的“自由和公开的考察与考验”结论是：钱先生很难得到理性的真诚的尊敬。现在，当我们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身的认识惰性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尝试着对钱先生落实更为理智、更为中肯的认识了吧？
尽管杨绛先生在文字中一再着力刻划钱钟书先生的“痴”但钱先生的确相当聪明，我们在此前上万字的批判中，归根结底我们的落脚点就是钱先生的聪明。说到钱先生的聪明，钱先生自己的一段文字最说明问题，在读伊索寓言一文中，钱先生有这样一段话：“蝙蝠碰见鸟就充作鸟，碰见兽就充作兽。人比蝙蝠就聪明多了。他会把蝙蝠的方法反过来施用：在鸟类里偏要充兽，表示脚踏实地；在兽类里偏要充鸟，表示高超出世。”仅就“聪明”这一角度来看，钱先生的这段文字几乎可以看作他的“夫子自道”钱先生不正是向读国学的人讲外语，再向说外语的人谈国学，在小说家中是“博大精深”的学者，在学者当中又是妙喻层出的小说家，忽而脚踏实地，忽而高超出世。在这一起一伏，一出一进之间，钱先生独特的“热潮”便蔚然而兴了。
钱先生的聪明并非是自作聪明，但坦率地讲，钱先生的聪明由于其顽固的自我状况而永远地告别了智慧、勇气等更为优秀的东西。无论如何，钱先生在学术气氛比较宽松的五七年春在宋诗选注中完全自主地在两个凳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事后又企图暗示凡此种种或多或少与当时的时势有关，这件事现在看来应该算是钱先生人格上的耻辱。我们不妨追想一下钱先生的父亲钱基博老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在白话文已风起云涌的时代，钱老先生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在书中对白话作家一字不提，虽所守非道，但这种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历史地看哪怕这主张是错的——的勇气不更使人钦佩吗？尽管面对别人时钱先生可以用种种诙谐机智的比喻解嘲消窘，但面对他的父亲钱老先生的执着的愚痴，钱先生的商人一样的灵活与精明难道不正是对自己人格乃至于钱老先生遗风的一种诬蔑吗？孔子曾说：“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这可及与不可及之间，不正摹画出父子二人人格、学格、品格，以及对学术、对人生、对自我的态度的迥异吗？
恐怕也正是由于钱先生的聪明派生的活跃，钱先生很多时候显得不是一个很严肃的人，至少是一个不够严肃的人。从学术上讲，将不相干的资料草率地罗列在一处、将良莠不齐的内容排列在一起均属此类；从生活上讲，杨绛先生在文字中给我们提供了相当详实的资料，例如和自己女儿弄的一些顽童把戏等，其中最说明问题的还是钱先生帮自己家的猫与林徽因女士家的猫打架的事，据杨绛先生讲：“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杨绛先生恐怕是把这件事作为钱先生的情趣公诸于世的，但我们看到的只是钱先生志趣的无聊以及由此表现出的精神状况的苍白。试想，那一时期应该是与钱先生“迫于”学术界的大气压而“不得不”在两个凳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相前后的时期，可钱先生在深受学术界大气压的“压迫”而不能一抒胸臆之余，竟每天忙于帮猫打架，其专心致志的程度不象是消遣，恐怕我们只能名之为生活上的不严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没正形儿吧？只是我们无从知道，钱先生在著述治学之际，是否也会在听到猫儿叫闹之后，马上放下写了半句话的笔冲出去帮自己的猫打架。如果是这样，那么与猫相比钱先生把学术放到什么位置上了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钱先生何以就不能等被窝凉了再出去帮猫打架呢？
所有这一切，均是关于钱钟书先生的神话的有力注脚，也是“钱钟书热”当中钱先生本人灿烂光环的盲点。这些盲点，公平地讲，倒不能完全归咎于钱先生，因为我们在小聪明与大智慧一文中已经谈到，所谓的“钱钟书热”其实是人们的认识水平在某些关节点上的停滞，是由理智的休眠引发的偶像意识，它不但是对“自明”的遮蔽，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不经他人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的蒙昧状态，总而言之它是人之认识惰性萌生的幻觉与梦境。因此这些盲点绝不仅仅是钱先生的能动性造成的，它们还是一些“文化追星族”在主观上将对钱先生的认识与主观意愿相连接的必然结果，这些盲点充分说明钱先生丝毫没有得到理性的真诚的尊敬，反倒得到不少非理性的崇拜。如果我们现在的批判还有一个现实目的的话，那就是希望能借此忘却被崇拜的钱钟书先生。
可是这漫长的批判终于可以结束时，我们将对此寄予怎样的期望呢？平心而论，这样的批判并非想揪起钱先生的纰漏不放，而是为了忘却钱先生的纰漏以及对这些纰漏的遮蔽引发的幻觉与梦境，为了摆脱禁锢我们的蒙昧状态，为了揭示“自明”可面对历史，我们的努力恐怕终将是徒劳的，因为任何努力也不可能象历史自身的规律一样强有力。如果钱先生注定将成为历史上的巨人，那么这次为了忘却的批判就无非蝉噪蛙鸣，轻薄为文而已，不能损钱先生于万一；如果钱先生注定要以他本来的面目在历史上回归自己的恰当位置，那么即便没有这样一次为了忘却的批判，历史也将忘记所有它应该忘记的东西。面对历史，具体人的批判显得太脆弱了。
但我还是要把这批判进行下去，倒不是出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而的确只是想不惴浅见，钩沉发微，仅以我乡之陋石，聊期他山之璞玉。
出大学问、大才华，否则，即令皓首穷经、日诵万言、妙笔喷花、文成七步，也终究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核舟雕虫，难登大雅。以此度之，学问堪称“博大”者虽不似我们通常想象得那样多，但也终不乏人。如乾隆年间的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外托训义之名，深寄义理之辨，于奉程、朱为纶音之世，发假理学以杀人之实，堪称“博大”；再如乾嘉时代的章学诚，文史通义谈言微中，寄意遥深，忧时感世，针砭时弊，堪称“博大”相比之下，钱先生“博”则固然“博”矣，这“大”字恐怕是万万担当不起的吧？！至于“精深”本来就是求“博”之人很难做到的，更何况钱先生嗜书成痴，率性而读，三教九流，随缘披览，因此知识结构相当庞杂，据杨绛先生讲，钱先生的知识点中甚至包括旧小说中每个好汉所用兵器的斤两，从中我们正可见钱先生兴趣之宽泛，涉猎之广博。
从钱先生著述我们也可见，或许是由于钱先生出言谨慎，或许是因为钱先生识见不逮，总之每每在可以深入挖掘的关键处钱先生总是以若干平铺开去——而非深入下去——的引文轻轻带过，就象在围城中每到关键时刻钱先生就以各种调侃比喻冲上前台一样，用前人言论适时地将自己掩藏起来，从而使读者每每有言有未尽的失落感。
因此，综观钱先生的学术“大”固然谈不上“精深”在文本上也没有任何具体表现，摆在我们面前的，到目前为止只是“博杂”而已。而所谓的广为人知的“博大精深”恐怕也只是人们对钱先生之学术缺乏充分详实的了解与认识而引发的幻觉与梦境吧？！
是超然还是冷漠？
钱钟书先生的“骑在城墙上”与动辄将自己的主观隐藏到前人的言论背后，是特别鲜明地体现于文本之中的，只不过更多的人恐怕是把钱先生的这一显著特征理解成钱先生的韵致超然了吧？这一方面固然是钱先生一向以襟怀虚静，淡泊名利作为自己主体形象之定位，另一方面也是人们对“超然”内涵的误解所致。
超然从字面理解即 “卓然出世的样子”最早见于老子二十六章的“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是形容人不为外物所累，不为俗尘所羁的能动的自由状态，更客观的表达就是“不站在对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这些都是为人们所熟知的。但人们恐怕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虽然超然实际上经常的外在表现是“不站在对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但我们却不能反过来说“不站在对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的人就是超然的“不站在对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只构成超然的一部分必要条件。鉴于此，我们当然不能再因为钱先生的“骑在城墙上”与动辄将自己的主观隐藏到前人的言论背后这种主观立场的暧昧想当然地断定钱先生一定是韵致超然，而必须考察一下钱先生真实的精神境界。
九十年代初期，四川盗版了钱先生的围城，盗版的质量相当高，甚至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正版还要精致，据说钱先生闻知后大为恼火，一再敦促出版社代他打那个官司。此事本身无可非议，它正说明了钱先生身为一个现代人，有很强的法制观念，深知如何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但这种以特别激烈的姿态捍卫自己利益的作法至少与韵致超然完全不搭界，甚至还可以说是互相冲突的。而韵致超然本身又恰恰首先是一种生活态度。如果钱先生“骑在城墙”上都做不到“燕处超然”的话，那么我们又何从想象钱先生“虽有荣观”时的超然呢？
这倒使人想起鲁迅病后杂谈一文中的一段话：“所以我恐怕只好自己承认‘俗’了，因为随手翻一通世说新语，千不该万不该的竟从‘养病’想到‘养病费’上去了，于是一骨碌爬起来，写信讨版税，催稿费。写完之后，觉得和魏晋人有点隔膜，”现代人自我空间较前人狭小，生活背景较前人复杂，因此对利益的依赖也较前人紧密，真正的超然也较前人更难以实现，这本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每个人面临自我的共同问题之一，可又有几个人能象鲁迅那样坦然地——特别是公开坦然地面对自己的不够超然呢？
由于钱先生表现出了特别强烈的捍卫自己利益的法制观念，而韵致超然本身又恰恰是前法治社会的一种以自律、自育为核心的生活态度，也就是说坚定的法制观念与超然的生活态度虽不至于势成水火，但也是绝不相融的，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钱先生的所谓韵致超然其实只是人们对其在创作与著述上表现出的“不站在对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的骑墙姿态的误解，由于韵致超然本身是一种人生态度而非写作风格之类的东西，因此钱先生在文本中体现的“不站在对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的骑墙姿态绝非韵致超然。
既然钱先生与韵致超然并无关系，而钱先生又着实表现出“不站在对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这一超然的具体特征，那么这中间的差别何在呢？换句话说，如果不是由于韵致超然，那么是什么使钱先生表现出了鲜明的“不站在对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的特征呢？或者更直接地说，钱先生是凭借什么使自己看起来很象是韵致超然的呢？
很明显，如果不是因为超然，这种特别稳定地“不站在对立各方的任何一方面”的状态就只能因为冷漠了。由于人的鲜明的情感与主观动态地看随时随地都可能表现出一些经不起推敲的特征，因此人们的自我教育通常来讲总是指向自身的鲜明的情感与主观的，也正因为此，作为对鲜明的情感与主观之坚决否定的冷漠，如果没有被发现，可以形成通常看起来特别经得起推敲的一些状态，至少冷漠可以形成特别类似于超然的状态。
说到冷漠，我想到葛藤集中的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老婆婆供养一位庵主二十余年，一次为了试一下庵主的功底，她吩咐给庵主送饭的女子紧抱住庵主，看他有什么反映。送饭女照做了，面对这一情形庵主表示：“枯木倚寒岩，三冬无暖气。”老婆婆听后很生气，叹道：“20年来我白养了一个俗汉。”随即赶走僧人将庵烧了。这“枯木倚寒岩，三冬无暖气。”就是我们所说的冷漠，但如果没有这十个字想参照，庵主的表现至少在常人看来与坐怀不乱的大定力恐怕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冷漠有别于冷淡，它并非对人或事物不留心，而是从主观上缺乏对人或事物的关注，也就是说它不体现于人的兴趣不振，而体现于人的情感状况苍白。换句话说，超然是对真性情而言的，必须有情可超才能谈到超然，世说新语伤逝第4条记载：“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在韵致超然俨然风气的魏晋时代，作为士林领袖的王戎的超然显得何其生动真切啊？
相比之下，钱先生“情之所钟”固然不符，从坚持以法律手段捍卫自己利益的执着看来“忘情”恐怕更是远远谈不上了，至于是否在情感境界上沦于最下，却不是我们晚学后辈可以轻易断言的了。
口许桃源，志在终南 （浅谈钱先生的“养誉”）
在小聪明还是大智慧一文中我曾提到钱先生的善于“养誉”在此我们就着重讨论一下钱先生善于“养誉” 的有关问题。所谓“养誉”从字面理解就是鞠养护持自己的声誉，它有两个方向上的潜在含义，换而言之，也可以说有两种实现的途径：其一是“养正”即修养正道；其二是“养望”即矫饰招名。“养正”一词出自易蒙中的“蒙以养正”意指以蒙昧隐默自养正道；而“养望”一词则多次见于晋书，是当时人对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的士林末流的通谓。那么钱先生的“养誉”究竟是属于“养正”还是“养望”呢？这要从钱先生一向的行止进行判断，而不能仅仅通过钱先生的言论判断，否则恐怕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孔子的“听其言，观其行”的告诫。
钱先生关于谦退守拙的言论有很多，比如他曾赠诗给一位名叫舒展的后学：“凋疏亲故添情重，落索身名免谤增。”再比如接受彦火的访谈时，钱先生表示：“回忆，是最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象力常常丰富离奇得惊人。”在这段话的前面，钱先生还表示：“一个作家不是一只狗，一只狗拉了屎，撒了尿后，走回头路时常常要找自己留下的痕迹的地点闻一闻、嗅一嗅。至少我不想那样做。”凡此种种，均从各个侧面表现了钱先生的淡薄名利的隐士气，而且其中还夹杂一些对种种争名夺利、自我标榜等陋风的书生气的愤慨。仅从这些言语中，我们见到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清高典雅、洁身自好、淡薄名利、勤于进取的钱钟书先生。
但是钱先生的作为都是怎样的呢？钱先生在世时，已有传记行世，并且还有人在传记中很不理智地誉之为“学界昆仑”直接冒犯甚至违背了钱先生“落索身名”的主张，但钱先生这一次却远比追究盗版那次显得大度，就象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坦然地接受了。并且，钱先生生前将管锥编、谈艺录等著述一再增补，难道钱先生对旧作的增补不是——借用钱先生的那个刻薄得有些出格的比喻——循着自己以前留下的痕迹边闻边嗅边增补的吗？至于自传，钱先生倒是言出必践地果真没有写，可偏偏围城“火爆”不久，杨绛先生却写了写围城的钱钟书一文，及时填补了这一空白，同时还特别轻易地将人引到“夫妻店儿”之类联想上来。如果钱先生竟会断言自己的生活伴侣笔下的自己与他所讥刺的自传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么恐怕钱先生不是在指鹿为马，就是在掩耳盗铃。
由此看来，至少在上面三个方向上，钱先生均完全没有做到言行相符，而且是特别消极的意义上的言行不符。
遗憾的是，凡此种种均被据钱先生自己讲与其初衷甚相背离的钱先生越来越大的名声遮蔽了，以至于得了钱先生赠诗的舒展竟对“落索身名免谤增”信以为真并在以该句为题的署名文章中表示：“他（指钱先生）是我国最甘寂寞的大学者之一。”钱先生自己恐怕也在此方向上做了努力，以至于不接受东方之子的采访，记者排照时将头蒙住等等轶事象晚春的柳絮一样漫天飞舞，遗憾的是为时太晚了，当时的钱先生已声名鹊起，似这等举措只能令钱先生特别“不情愿”地在“落索身名”的相反方向上越走越远。此时，我们回想一下围城中对翰学愈、陆子潇等人沽名钓誉、欺世盗名之种种伎俩的入木三分的刻划，我们不难想象，以钱先生对人心的洞察力，绝不会不清楚自己的不接受东方之子的采访，记者排照时将头蒙住等行为势必使自己走得离“落索身名”的境界越来越远；我们其实也不难想象，最甘寂寞的钱先生既然知道自己的行为势将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为什么还不及时和光同尘，随遇而安，反倒坚持以近乎粗鲁的强硬姿态坚持特立独行，特别绝望地使自己的声名越来越大。但钱先生已辞世一载，在先生身后，我们又能说什么呢？我们只能说，钱先生一生的“养誉”可概括为八个字：口许桃源，志在终南。
所谓“口许桃源，志在终南”其实是自陶潜以来的一种相当普遍现象。桃源作为陶潜对世外的真诚深切之向往的寄托，是真超俗、真隐逸的象征，它是建立在对自然的挚爱之上的，而非建立在对俗世的厌恶之上的，当然也就更不是建立在对俗世的向往与躁竞的隐晦而巧妙的寄托之上的，它代表着“养正”一脉的传统；而终南山，则是唐代卢藏用避世隐居，沽养高名之地，并且这避世隐居，沽养高名是直接以日后的征辟台阁，尊名崇位为目的的，正因为此，卢藏用的隐居当时即被司马承祯刺为“终南捷径”并由此成为 “养望”的另一个代名词。陶潜身后，想象其高致，追慕其遗风，争相仿效者前仆后继，但大多对陶潜生前的际遇心存忌惮，因此只好在嘴上大大的推许桃源，（其实卢藏用自己也是倾向于把终南山说成桃源的）而心中却念念不忘何时得践终南捷径得脱贫寂，显耀声名，这在一个很低的层次上恐怕也可以名为“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吧”？
当然，我们不能苛责钱先生以“养望”的方式“养誉”我们也没有必要苛责钱先生志在终南却偏偏要口许桃源的口是心非，一介书生，天付聪明，百无一用，名利心重，我们不妨设身处地地想象，如果换了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飞扬跋扈为“钱”雄？ (浅谈钱先生的狂)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这是杜甫对李白的善意劝告，同时也是对李白其人的真实写照。“为谁雄”一问秉心质朴、寄意委婉，并且直指“狂”的关键所在——狂的前提与方向。我们通常所谓的“狂”是指“纵情任性或放荡骄恣的态度”因此虽然其表现万殊，但根本上讲狂是一种特别自我的状态，其共同的前提便是自我中心，唯其如此，狂者很难具备自我克制的能力而使自己不沦入傲慢的渊薮，熊十力先生是近现代的狂勇之士，犹有“流于我慢而不自知”之嫌。正因为此，孔子才取狂之际，复界以狷，以“有所不为”限制“进取”的有可能的滥觞“有所不为”的狷就是自我中心的最良好的解毒剂之一——自我克制。当然，傲慢只是真诚的狂者的流弊，因此“狷”也只能成为真诚的狂者的自我中心的解毒剂，对于那种更大程度上把狂当作一种性格点缀的人而言，我们倒正可以从他的“不为”中洞见他的“狂”的本质。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钱钟书先生的“狂”
钱先生的狂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有两件事。其一是他在清华毕业之际，誉他为“人中之龙”的吴宓先生曾挽留他继续在校深造，据后来的传记作者讲，当时钱先生表示全国之内没有人配做“钱某人”的老师，并为此毅然游学海外；其二是前些年适逢钱先生诞辰，钱先生的一个学生写文章庆贺老师寿辰，文中提到钱先生不为重金所动拒绝了赴英国讲学的邀请，当时钱先生表示那些英国人不配做“钱某人”的学生。这两组文字行世之时钱先生尚在人世，且正在坚持管锥编后半部分的著述，因此应该是可以看到这两组文字的，既然钱先生未予反驳，我们至少可以大体上断定这两件事是真实的。并且由于这两件是一出自早年，一出自晚年，因此也恰可成为钱先生的“狂”在一个动态过程中的完满写照。
钱先生早年横扫清华图书馆，被誉为年轻一辈的“人中之龙”加之少年人恃才傲物，认为全国之内没有人配做“钱某人”的老师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但是钱先生年逾古稀，功成名就，海内宗仰，声闻异域，自己已成了权威宗师，却又转而认为有人不配做“钱某人”的学生，恐怕就有些不伦不类了。从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意义上讲，任何人也不配认为别人不配做他的学生，特别是那种听讲学的而非耳提面命的学生，因为讲学毕竟不是武林高手收徒弟，文化传播也没有武林高手之间那撕扯不脱的狭隘的门户观念。如果说钱先生早年的“没有人配做‘钱某人’的老师”的狂言只是少年人不知天高地厚的反权威意识；（别说当时国内比钱先生高明者大有人在，即便钱先生已独领风骚，海内一人，但闻道先后，术业专功，恐怕放言无人配为老师也是不知天高地厚吧？）那么钱先生晚年的“有人不配做‘钱某人’的学生”却充分说明了钱先生因缺乏最基本的情怀的苍白冷漠而突现出的最具破坏性的傲慢。
那么钱先生的傲慢是否是“狂”而不“狷”的躁进所致呢？事实恐怕令人遗憾地并非如此，至少我们有证据表明，钱先生的“狂”并非恣意胡为，不知谦退。钱先生在宋诗选注的港版前言的末尾写道：“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结果就象在两个登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我个人的学识和偏狭也产生了许多过错，都不能归咎于那时候意识形态的严峻戒律，”言外之意，似乎宋诗选注的不尽如人意与钱先生自己的一屁股坐空总是或多或少与当时的时势有关。但是杨绛先生在写围城的钱钟书中写道：“一九五七年春，‘大鸣大放’正值高潮，他的宋诗选注刚脱稿，”也就是说，钱先生一再强调的“大气压”竟是大鸣大放、百花齐放时期，是知识分子畅所欲言、励精图治的“早春”季节，从气候上看并不存在必须让钱先生坐到凳子间隙间的外在压力。
这种时间上的细微的但却至关重要的出入正可使我们对钱先生的“狂”有个较为清醒理智的认识。如果钱先生的宋诗选注脱稿于六七年，那么他的坐空我们可以理解为身不由己；如果钱先生的宋诗选注脱稿于七七年，那么他的坐空我们可以理解为心有余悸；如果钱先生的宋诗选注脱稿于八七年，那么他的坐空我们可以理解为力不从心。可钱先生的坐空恰恰是在全国上下的知识分子均以饱满的热情各抒己见的五七年初，对此，既然我们不能说钱先生心机深邃，狡猾异常，在繁荣的热情中发现时运的危机而坚持未卜先知地“识时务、守规矩”那么我们就只能认为钱先生的性情如此。但无论是见机颇早还是性情如此，恐怕与狂者之气都是从根本上相悖相左的吧？！熊十力先生临终之际（1968年）曾向天哭号：“国学亡了！”才是那个特定时代一个狂者“不识时务”的心声，恐怕从意愿上看，熊十力先生未必不愿意象钱先生那样“识时务”而是同样由于性情如此吧？
坦率地讲，正是由于钱先生性情上习惯于坐在凳子间隙，因而钱先生的“狂”便失去了真诚的支撑而成为性格点缀，于是，钱先生既没有老师也不要学生的“飞扬跋扈”恐怕也就只是为“钱某人”自己而雄了。
为了忘却的批判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断言：“我们的时代在特别程度上是一个批判的时代，一切都必须受到批判。只有受得起自由和公开的考察与考验的东西，理性才给以真诚的尊敬。”在前文中，我们对钱钟书先生展开了系统的批判，或者更客观地说是对钱先生的“自由和公开的考察与考验”结论是：钱先生很难得到理性的真诚的尊敬。现在，当我们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身的认识惰性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尝试着对钱先生落实更为理智、更为中肯的认识了吧？
尽管杨绛先生在文字中一再着力刻划钱钟书先生的“痴”但钱先生的确相当聪明，我们在此前上万字的批判中，归根结底我们的落脚点就是钱先生的聪明。说到钱先生的聪明，钱先生自己的一段文字最说明问题，在读伊索寓言一文中，钱先生有这样一段话：“蝙蝠碰见鸟就充作鸟，碰见兽就充作兽。人比蝙蝠就聪明多了。他会把蝙蝠的方法反过来施用：在鸟类里偏要充兽，表示脚踏实地；在兽类里偏要充鸟，表示高超出世。”仅就“聪明”这一角度来看，钱先生的这段文字几乎可以看作他的“夫子自道”钱先生不正是向读国学的人讲外语，再向说外语的人谈国学，在小说家中是“博大精深”的学者，在学者当中又是妙喻层出的小说家，忽而脚踏实地，忽而高超出世。在这一起一伏，一出一进之间，钱先生独特的“热潮”便蔚然而兴了。
钱先生的聪明并非是自作聪明，但坦率地讲，钱先生的聪明由于其顽固的自我状况而永远地告别了智慧、勇气等更为优秀的东西。无论如何，钱先生在学术气氛比较宽松的五七年春在宋诗选注中完全自主地在两个凳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事后又企图暗示凡此种种或多或少与当时的时势有关，这件事现在看来应该算是钱先生人格上的耻辱。我们不妨追想一下钱先生的父亲钱基博老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在白话文已风起云涌的时代，钱老先生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在书中对白话作家一字不提，虽所守非道，但这种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历史地看哪怕这主张是错的——的勇气不更使人钦佩吗？尽管面对别人时钱先生可以用种种诙谐机智的比喻解嘲消窘，但面对他的父亲钱老先生的执着的愚痴，钱先生的商人一样的灵活与精明难道不正是对自己人格乃至于钱老先生遗风的一种诬蔑吗？孔子曾说：“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这可及与不可及之间，不正摹画出父子二人人格、学格、品格，以及对学术、对人生、对自我的态度的迥异吗？
恐怕也正是由于钱先生的聪明派生的活跃，钱先生很多时候显得不是一个很严肃的人，至少是一个不够严肃的人。从学术上讲，将不相干的资料草率地罗列在一处、将良莠不齐的内容排列在一起均属此类；从生活上讲，杨绛先生在文字中给我们提供了相当详实的资料，例如和自己女儿弄的一些顽童把戏等，其中最说明问题的还是钱先生帮自己家的猫与林徽因女士家的猫打架的事，据杨绛先生讲：“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杨绛先生恐怕是把这件事作为钱先生的情趣公诸于世的，但我们看到的只是钱先生志趣的无聊以及由此表现出的精神状况的苍白。试想，那一时期应该是与钱先生“迫于”学术界的大气压而“不得不”在两个凳子的间隙里坐了个落空相前后的时期，可钱先生在深受学术界大气压的“压迫”而不能一抒胸臆之余，竟每天忙于帮猫打架，其专心致志的程度不象是消遣，恐怕我们只能名之为生活上的不严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没正形儿吧？只是我们无从知道，钱先生在著述治学之际，是否也会在听到猫儿叫闹之后，马上放下写了半句话的笔冲出去帮自己的猫打架。如果是这样，那么与猫相比钱先生把学术放到什么位置上了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钱先生何以就不能等被窝凉了再出去帮猫打架呢？
所有这一切，均是关于钱钟书先生的神话的有力注脚，也是“钱钟书热”当中钱先生本人灿烂光环的盲点。这些盲点，公平地讲，倒不能完全归咎于钱先生，因为我们在小聪明与大智慧一文中已经谈到，所谓的“钱钟书热”其实是人们的认识水平在某些关节点上的停滞，是由理智的休眠引发的偶像意识，它不但是对“自明”的遮蔽，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不经他人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的蒙昧状态，总而言之它是人之认识惰性萌生的幻觉与梦境。因此这些盲点绝不仅仅是钱先生的能动性造成的，它们还是一些“文化追星族”在主观上将对钱先生的认识与主观意愿相连接的必然结果，这些盲点充分说明钱先生丝毫没有得到理性的真诚的尊敬，反倒得到不少非理性的崇拜。如果我们现在的批判还有一个现实目的的话，那就是希望能借此忘却被崇拜的钱钟书先生。
可是这漫长的批判终于可以结束时，我们将对此寄予怎样的期望呢？平心而论，这样的批判并非想揪起钱先生的纰漏不放，而是为了忘却钱先生的纰漏以及对这些纰漏的遮蔽引发的幻觉与梦境，为了摆脱禁锢我们的蒙昧状态，为了揭示“自明”可面对历史，我们的努力恐怕终将是徒劳的，因为任何努力也不可能象历史自身的规律一样强有力。如果钱先生注定将成为历史上的巨人，那么这次为了忘却的批判就无非蝉噪蛙鸣，轻薄为文而已，不能损钱先生于万一；如果钱先生注定要以他本来的面目在历史上回归自己的恰当位置，那么即便没有这样一次为了忘却的批判，历史也将忘记所有它应该忘记的东西。面对历史，具体人的批判显得太脆弱了。
但我还是要把这批判进行下去，倒不是出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而的确只是想不惴浅见，钩沉发微，仅以我乡之陋石，聊期他山之璞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