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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马陵其实很好找，也紧临着西安那圈著名的城墙，几乎有1/4的公交车会在它附近停车，然而对于一个不了解西安又要找下马陵的人来说，却是相当困难的。还好，某个躲在地图，犄角旮栏里的公交线被我拽了出来。
（一）
车停了，停在城墙边上，西安的城墙基本上已经蜕变为巴黎的铁塔、纽约的女神一类的城市标志了，若说那包涵了多少古老中国的气韵，骗骗老外还行，对于国人来说纯属扯淡。
城墙的包装可谓精美，华丽的江灯笼里大功率的灯泡不惜工本的散发着电气时代的光芒，紧贴着垛口的一圈萤红灯更是将城墙逼入了黑夜的阵营。
墙下一边的公园里扩音喇叭执着地“蹦擦擦”而城墙的另一边却和墙本身一道沉在黑色的寂寞之中。
那是一条小巷子，名为下马陵。据说曾经有个名人的坟让皇帝每每经过都会下马步行，对一无休止具有狗仔队潜质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条绝对诱惑的信息。
在小巷里一遍遍逡巡之后，终于让我在某干休所的院子里找到了传说中的坟。然而坟主却是让人沮丧的。在这个人身上拉出八卦新闻的可能性基本上就跟让王安纳妾一让渺茫，尽管平心而论，他还是著名而且重要的。
（二）
董仲舒，在初中历史上就提到过他的大名。他的名字永远跟着考试卷上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连在一起。遗憾的是在史记里六十几篇列传中却没有他单独的一篇。班固还算够意思，在汉书里给他留了相当的地方。这恐怕不是司马迁的无心之失。在班固的时代，儒家的正统地位已经基本进入了“磐石无转移”的阶段。班固这些人都是听着圣人之言长大的，给董仲舒列传是理所应当的，而司马迁的时代则要复杂的多。
地球人都知道汉初的统治纲领是相当松散的，如果有大概“休养生息”算一条，说得好听点，就是尊黄老“无为”之术，实际上，在立汉初年经营凋敝，民生凄苦，中央的实际政策只有在全国一兰的郡县得以实际执行的情况下，要搞出什么强悍的思想统治是不切实际的，然而社会情况在“文景之治”后有了改观，儒道之争的火星终于烧到了森林，燃起了熊熊大火。
这火星在这之前已经烧到过几堆木材：大才子贾谊曾经提出要改服色，去除秦朝玄色的影响，建立自己尚白的统治，但一场看上去很无聊的关于颜色的争论的实质则是汉帝国要不要宣布继秦后又一个统一、专制帝国建立。于是朝野这锅温吞开水一时沸腾起来，可怜的大才子被到长沙王的府上当老师，一代风流少年变成了见只乌鸦就涕泪横流地写遗嘱的颓男。
另一个故事更为搞笑。这已是在景帝时期，儒道之争已经开始跃跃欲试。景帝曾经举办过一个辩论会，论题就是“儒和道哪种方法更适合治国”结果能言善辩的赵绾、王藏大败汲黯。这个结果让笃信黄老的窦太后很不爽，可又没有什么罪证可以让两人下狱，于是想了个办法，窦太后招来一个小官，轻描淡写道“既然这两人如此牙尖嘴利，就把他们请进野猪林去，看看是野猪的牙尖还是儒生的牙尖”（标准中国式幽默）结果，野猪也是有灵性的，面对到手的美味，居然恪守了“不吃圣人弟子”的祖训。
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真假，倘若是真的那窦太后真是酷到和明代正德皇帝有的一拼了。但可以肯定的事实却是不久以后，赵绾和王藏确实命落黄泉了。
意识形态的斗争此时已经沾染上浓烈的血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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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马陵其实很好找，也紧临着西安那圈著名的城墙，几乎有1/4的公交车会在它附近停车，然而对于一个不了解西安又要找下马陵的人来说，却是相当困难的。还好，某个躲在地图，犄角旮栏里的公交线被我拽了出来。
（一）
车停了，停在城墙边上，西安的城墙基本上已经蜕变为巴黎的铁塔、纽约的女神一类的城市标志了，若说那包涵了多少古老中国的气韵，骗骗老外还行，对于国人来说纯属扯淡。
城墙的包装可谓精美，华丽的江灯笼里大功率的灯泡不惜工本的散发着电气时代的光芒，紧贴着垛口的一圈萤红灯更是将城墙逼入了黑夜的阵营。
墙下一边的公园里扩音喇叭执着地“蹦擦擦”而城墙的另一边却和墙本身一道沉在黑色的寂寞之中。
那是一条小巷子，名为下马陵。据说曾经有个名人的坟让皇帝每每经过都会下马步行，对一无休止具有狗仔队潜质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条绝对诱惑的信息。
在小巷里一遍遍逡巡之后，终于让我在某干休所的院子里找到了传说中的坟。然而坟主却是让人沮丧的。在这个人身上拉出八卦新闻的可能性基本上就跟让王安纳妾一让渺茫，尽管平心而论，他还是著名而且重要的。
（二）
董仲舒，在初中历史上就提到过他的大名。他的名字永远跟着考试卷上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连在一起。遗憾的是在史记里六十几篇列传中却没有他单独的一篇。班固还算够意思，在汉书里给他留了相当的地方。这恐怕不是司马迁的无心之失。在班固的时代，儒家的正统地位已经基本进入了“磐石无转移”的阶段。班固这些人都是听着圣人之言长大的，给董仲舒列传是理所应当的，而司马迁的时代则要复杂的多。
地球人都知道汉初的统治纲领是相当松散的，如果有大概“休养生息”算一条，说得好听点，就是尊黄老“无为”之术，实际上，在立汉初年经营凋敝，民生凄苦，中央的实际政策只有在全国一兰的郡县得以实际执行的情况下，要搞出什么强悍的思想统治是不切实际的，然而社会情况在“文景之治”后有了改观，儒道之争的火星终于烧到了森林，燃起了熊熊大火。
这火星在这之前已经烧到过几堆木材：大才子贾谊曾经提出要改服色，去除秦朝玄色的影响，建立自己尚白的统治，但一场看上去很无聊的关于颜色的争论的实质则是汉帝国要不要宣布继秦后又一个统一、专制帝国建立。于是朝野这锅温吞开水一时沸腾起来，可怜的大才子被到长沙王的府上当老师，一代风流少年变成了见只乌鸦就涕泪横流地写遗嘱的颓男。
另一个故事更为搞笑。这已是在景帝时期，儒道之争已经开始跃跃欲试。景帝曾经举办过一个辩论会，论题就是“儒和道哪种方法更适合治国”结果能言善辩的赵绾、王藏大败汲黯。这个结果让笃信黄老的窦太后很不爽，可又没有什么罪证可以让两人下狱，于是想了个办法，窦太后招来一个小官，轻描淡写道“既然这两人如此牙尖嘴利，就把他们请进野猪林去，看看是野猪的牙尖还是儒生的牙尖”（标准中国式幽默）结果，野猪也是有灵性的，面对到手的美味，居然恪守了“不吃圣人弟子”的祖训。
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真假，倘若是真的那窦太后真是酷到和明代正德皇帝有的一拼了。但可以肯定的事实却是不久以后，赵绾和王藏确实命落黄泉了。
意识形态的斗争此时已经沾染上浓烈的血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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